胡绳 |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最近在哲学史研究工作者中间，提出了一些有关哲学史研究的目的、范围、方法、观点等方面的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今年（一九五七年）一月里还为此召开了讨论会。在这里，我想对讨论中涉及的几个问题说一些意见。

应当承认，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有成绩的。虽然还少有成本的较大的新著作，但是有一些论文表明不少中国哲学史专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中已经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也应当指出，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习气。近来在报刊上的有些哲学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一种情形：所讨论的问题明明是一个有实际内容的问题，但是人们却不去具体分析这个实际内容，而只是努力从权威的或其实并非权威的著作中寻找一个有关的定义，好像不同的意见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对同一个定义的不同了解，好像只要人们对这个定义找到了正确的解释，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不说，这种做法正是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从定义出发”的做法。把这种做法用在哲学史研究上，只能得到所谓“简单化”的结果。

有些文章指出了在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中的简单化的现象，例如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只是根据某种一般的原则把“阶级的帽子”套在各种哲学思想的头上；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某种“表格”，把各家哲学著作中的有关语句分别填写在我们的“表格”中以代替具体的分析研究。这种情形的确不能算是科学地研究了哲学史。有人说，学生在听了哲学史的讲授以后，只觉得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好像是完全一样的，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也好像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写出来的哲学史，虽然也写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一定是使人觉得，哲学史上的所有这种斗争几乎也完全是一样的。人们不可能依靠这样的哲学史著作来真正具体地掌握思想斗争的规律，并吸取丰富的经验教训。

在哲学史研究中产生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倾向，是同对于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的不恰当的、不完全的了解有关系的。

在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概括地从基本规律上说明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区别和斗争，说明了哲学思想领域内的斗争同现实生活的关系。但是正像列宁所说的，“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现象比规律丰富”。研究哲学史就是直接面对丰富的现象，要通过这些现象来具体说明哲学的斗争和发展中的规律。所以科学的哲学史能够使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地继承了过去一切哲学思想中的优秀遗产，同时克服了过去各种哲学中的错误和片面性，而达到高度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如果在哲学史研究中只是简单地套用哲学教科书中的原理，而不能用活的血和肉来显示这些原理的丰富的表现形态，那在实际上是取消了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哲学史研究不只是提供现成的结论，而是要帮助人们锻炼理论的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是停滞不动的，是要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运用理论的思维能力来总结社会实践中的新的经验，总结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知识的新的成就，并且进行对各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的斗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曾说，为了锻炼理论的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历史上争论过的哲学问题往往会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出现，历史上反复进行的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斗争会以新的形态继续出现。哲学史中不仅有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经验，也有某种粗糙的唯物主义为唯心主义战胜，以及唯物主义者由于某种片面性而在某些方面陷入唯心主义的经验。总结这一切经验对于我们都是十分有益的。

研究哲学史还不仅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为了正确地评价过去时代的其他一切文化思想遗产，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需要对以往一切时代的文化加以批判、改造，吸取其菁华。为此，就需要认真地研究各个时代的哲学——各个时代文化思想的最集中的表现。

研究中国三千年来哲学思想发展历史，对于我们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因为我们为了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认真地对待中国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不仅因为我们所要进行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会覆盖着中国过去时代的哲学投下的影子，而且因为中国的哲学历史远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研究，这种研究将能够在有些方面更加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既然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些，那么，很明显的，如果不是用真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历史，既阐明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又对哲学史中的丰富内容做具体的、深入的分析，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不能够达到。

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方法是同我们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不能相容的。在最近发表的一些讨论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文章中，虽然未必都是指明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并且寻求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这一点上，它们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教条主义在表面上好像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是歪曲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极端地简单化、漫画化的倾向。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实际运用来考察社会生活的时候，不能容许任何简单化的想法。恩格斯会说：“……根据唯物史观，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我或马克思从来都不过是如此断定而已。倘若有人把这个原理加以歪曲，说仿佛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断语变成毫无意思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页488。]。马克思主义并不忽视在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经济因素是通过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对于社会上层建筑起着决定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也要求看出各种上层建筑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对经济的反作用。

有人以为，历史上每一种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应当能够直接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上得到解释，甚至好像认为，各种哲学思想在内容上以至形式上的一切特征都是由经济决定的。应当指出，这一类看法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的误解。

哲学，作为上层建筑，是和物质经济基础相距很远的，所以恩格斯曾把哲学列为“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只能是透过复杂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而曲折地反映到哲学领域上来。所以在哲学领域中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常常不会是十分确切的，倒是由于经过许多中间环节而显得模糊和参差。同时，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又是决不能忽视的。一个时代的哲学所采取的具体形态，总是同在它以前的哲学传统有关的（就一个民族说，外来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有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部门，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驱者传授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一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发展对于哲学也就只能在哲学本身发展规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起着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它却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情形”[ 《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页495—496。]。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历史就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当然是和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但是如果认为只是从现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就自然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完整理论，那是不对的。我们还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论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类以往一切哲学思想遗产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接受过来，加以改造。离开一切前代留下来的思想资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出现是不能设想的。

但是如果只从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也决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现代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的唯心主义哲学也应当说是利用了前人留下来的许多思想资料，由此出发，构成自己的体系。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者这里，已有的思想资料中的这一部分特别被重视，并且对于这些思想资料作了这样的改造和发展；而在现代资产阶级那里，被重视的是那一部分资料，所作的是那样的改造和发展呢？这就不是思想发展规律本身所能说明的了。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既要求我们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找到决定哲学的发展趋向的根本原因，又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到影响哲学发展过程的一切因素，特别是哲学本身的继承和斗争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退回到单纯用思想来说明思想的老路，这是唯心主义的老路，又要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粗陋的经济决定论。

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简单化的倾向还由于对哲学家的思想和生活的一种不合实际的设想而更加强。有人好像在研究中有一个预定的出发点：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哲学家的人那里，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方法论、伦理观等等，他的哲学观点和他的政治态度，他的认识和实际行动，以至他的阶级出身和他一生活动中的阶级路线都应当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这样的完全一致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和在历史上都是有的，但是在历史人物中间，可以说，更多地倒是存在着这一种矛盾或那一种矛盾的人。对于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上的哲学家说来，除了有些站在彻底反动的方面的以外，在思想体系中的某种矛盾以及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某种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更不用说一个人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中的思想矛盾了。哲学家身上存在着的各种矛盾，一般说来，也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是不可理解的事。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指出和分析这种矛盾，达到应有的结论。例如，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在社会历史问题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观点，而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在空想的形式下表现他们的进步思想，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绝对的理性和正义的要求。过去的唯物论者和社会主义者身上的矛盾和弱点使我们看到，必须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社会历史方面去，使社会主义建筑在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上面。当然，我们不能设想，总结人类社会生活中认识和实践的全部经验而达到的结论完全地体现在历史上的每一个思想家身上，而一看到不符合这种设想的情形，就以为出现了破坏某种“规律”的“例外”。——其实这样的规律是本来就没有的。

应当打破诸如此类的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教条”。例如朱伯昆先生的文章中指出，“有人曾经认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是被剥削的阶级，因此反映农民的哲学观点，应该是唯物主义的”，于是，“既然肯定古代道家是唯物主义流派，那末就应该想法证明他们代表农民的利益”[ 朱伯昆：《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4日。]。难道可以设想有这种规定么：封建时代的农民应当产生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而封建时代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代表农民利益？我想，任何人都说不出，这种武断出于何“经”何“典”。事实上，虽然农民从实际的劳动生产出发而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由于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和农村文化生活的闭塞，封建时代的农民虽在发动武装革命的时候，也往往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而且通常都是借宗教的幻想来表达自己的斗争理想，对于这种事实，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觉得不可理解的。

把自己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简单的公式中间，以至妨害对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用这种办法，决不可能给哲学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当然也不可能克服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

三

从克服教条主义的要求出发，我们需要来考虑一下如何估价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如何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问题。——在这问题上，现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把唯心主义哲学估价高一点，多研究唯心主义哲学，这就是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么？

针对那种把唯心主义哲学简单地看做胡说八道而认为用不着加以研究的想法，我们应当说，必须重视唯心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中的作用，认真地加以研究。一定要懂得唯心主义，人们才能成为完全科学的自觉的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研究唯心主义哲学，人们才能成为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工作者。但是如果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之所以产生教条主义只是因为唯心主义学习得不够，那就不合乎事实了。人们也可能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研究唯心主义哲学，那是决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当然我们更不能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唯心主义哲学。

把一切哲学，归根结底，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阵营，这是否就会造成在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呢？

当然，如果认为我们只要把某种哲学思想划进了唯物主义阵营或唯心主义阵营之内，就不必再去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那是不对的。事实上，不经过详细研究，对于有许多哲学家的思想也不可能作出判断。唯心主义哲学曾经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唯物主义哲学也曾经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并不是每一个哲学家都直接了当地自己表明自己的世界观的实质。许多哲学家在这一方面采取唯物主义观点，而在另一方面又抱着唯心主义观点；而且哲学史上还有不少人企图在二元论的形式下寻求第三条道路，或者缺乏理论的贯彻性，始终徘徊于唯物唯心二者之间。经过全面的研究而判定一个哲学家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这并不是所谓贴标签的工作，而是对这种哲学家的思想的本质的揭发。郑听先生的文章中说：“不将哲学史局限于唯物唯心斗争的框子里，而给它以丰富的内容”。[ 郑昕：《开放唯心主义》，《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8日。]不能不说，这种说法的含意是不明确的。我们应当反对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丰富历史作简单化的、公式化的描写，但是按照事实而把哲学史看做基本上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绝不会使哲学史丧失丰富的内容。

有一种看法，由于担心哲学史的简单化，认为虽然要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最好不要断定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而唯心主义是错误的。

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并且把哲学史看做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还不一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哲学史。唯心主义者也可以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哲学历史上的相互斗争是一个客观事实。唯心主义哲学史家实际上也不能不以这种斗争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虽然唯心主义哲学史家常常不愿意公开承认这种研究对象，并且他们总是歪曲地、片面地反映这种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明确地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并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要站在唯物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来论述这种斗争，通过这种斗争来反映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萌芽、发生、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站在卫护唯物主义传统的立场上，决不是要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一笔抹煞，而是要真正给以科学的估计。

应当指出，一方面，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是正确的，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这种区别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者常常因为缺乏辩证法的思想，因为不能在各方面贯彻唯物主义观点而又陷入错误；而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在哲学发展史中，唯心主义哲学所积累的大量的思想资料，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有重大的作用；各个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曾经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唯心主义哲学中不能不反映到客观实际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片段，虽然这种反映总是片面的、歪曲的，并且被附加上了错误的解释。正因为这样，我们决不能用一两个简单的基本公式来代替对哲学史的复杂内容的具体分析。同时，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说，“唯心主义中也有好处”，这种未经分析的命题不能带给人以确切的观念。贺麟先生的文章中说：“曾经或多或少地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哲学思想，现在或今后……还可以替工人阶级服务”[ 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30日。]。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工人阶级可以从对于古往今来的各种唯心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批判中得到好处，这是一定的。但是如果混淆了唯物唯心的界限，离开唯物主义立场而倒向唯心主义的立场，那就只会是有害无益。

还有一种看法，鉴于政治上进步的人不一定都是唯物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不一定都是抱反动的政治观点，所以认为最好是用进步和反动（或保守、落后）的标准来划分各种哲学思想，以代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我认为，这样做对于科学地研究哲学史是没有好处的。

一般说来，哲学唯物主义对于在历史上起着进步作用的社会阶级、集团是最有力的武器，是符合它们的需要、能够反映它们的利益的。但是并不是在历史上的一切进步的阶级、集团在任何时候都能有系统地运用这个武器，还不成熟的阶级往往反而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表达他们的革命要求。这除了因为它们的进步性的不彻底以外，还因为：第一，一个进步的阶级或集团要能明确认识在哲学领域内对自己真正适用的武器是什么，并不是很简单的事，经过一个摸索的过程常常是必要的。第二，仅仅从进步的政治倾向中并不就能产生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还要有许多必要的条件，已有的哲学资料的准备和科学知识发展状况是有重要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反动的、保守的阶级说来，唯心主义是他们所能利用的最方便的武器。事实上，历史上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总是把唯心主义哲学看做自己的工具。但是决不能断定，不能从历史上的任何反动阶级思想武库中发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武器。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在其没有充分展开的状况下，对于反动阶级的危害性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某种片面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也可以被赋与反动的内容。至于说到个别的哲学家，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哲学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发生矛盾，那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种矛盾可能暂时还是哲学家自己所不自觉的，但它的发展却必然地要求一种解决，而解决这种矛盾有时不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所能完成，而需要经过好几代的时间。

从哲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唯物主义和进步的革命的倾向相结合，唯心主义和保守的反动的倾向相结合的事实；还可以看到，某种唯心主义哲学虽然暂时地同一种进步的政治倾向相结合，但它终究不能很好地为进步的政治倾向服务，反动势力虽然有时利用某种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它终究只能畸形地片面地利用唯物主义；而越到近代，哲学上两大阵营的斗争就越加明显地反映着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不能承认这样的“公式”，好像在人类历史上，凡是革命者一定都是唯物主义者，而保守者一定都坚决地维护唯心主义。人们如果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竟以某些小册子中的粗糙定义为向导，那是十分有害的。

所以，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起了什么作用和怎样地起这种作用。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直接等同于政治上的进步和保守，是过于简单的办法，我们应当拒绝这种办法。但是如果我们为反对这种简单办法而撇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成同样地是既可以为进步政治倾向服务，也可以为反动政治倾向服务，那么结果必然是只能导致在理论原则上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模糊哲学的党性。

四

在哲学史问题的讨论中，提到了哲学上的继承性的问题。问题是这样地提出来的：一方面承认哲学有阶级性，一方面又承认哲学有继承性，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在承认哲学的阶级性的前提下，究竟怎样说明哲学的继承性？

要说明哲学的阶级性，不能离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现代哲学上的党派“归根结底是表现着现代社会中互相敌对的阶级的趋向和思想体系”，而自古以来互相斗争的哲学党派“实质上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由此可见，所谓阶级性和继承性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敌对、互相斗争的哲学史上，如何全面地了解哲学的继承关系的问题。

有一种简单的答复：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继承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继承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这个答复还不能表明哲学思想的继承中的全部复杂内容，而且唯物主义怎样继承唯物主义也还有待于说明。

冯友兰先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对哲学命题要区别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说法。[ 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1月8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是不可以继承的，其“抽象意义”则是可以继承的。而且“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我们若专注重于其抽象意义”，那就是“对一切阶级都有用”的。冯先生认为，由此可以“说明哲学思想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根据这种说法，似乎哲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哲学思想中有阶级性的部分是不能继承的，但只要把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从它的具体意义中区别出来，就是找到了哲学思想中没有阶级性的成分，那就是可以继承的。

我们认为，冯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他所设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趋向于一个错误的方向。其所以是错误，就因为在应当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的时候，却采用了一种最省力的办法。从主观出发在头脑里做一次简单的抽象，这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不能认为一切抽象都是空话，但也不能认为一切抽象都是科学的。有科学的抽象，也有非科学的抽象，其区别就在是否抓住了对象的本质内容。阶级性对于哲学思想是一种本质的属性，这就因为，一切哲学思想，归根结底不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如果任意地把各个敌对阶级的哲学思想拿来，在我们的头脑里把它们的本质属性抽象掉，把它们之间的其他某种相似处概括起来，就以为由此可以反过来证明有一部分哲学思想没有阶级性，这只能说是一种观念游戏。

用这种办法，是“消除”不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的。例如有许多哲学家提出经验是知识的来源这一命题，他们说的不是唯物主义的经验，就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们说，不管唯物主义的经验还是唯心主义的经验，总之都是经验，于是抽象掉唯物主义的特征和唯心主义的特征而得到了“经验一般”（“抽象意义”上的经验）；哲学的党性难道就会因此而消除么？这种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一般”，事实上在任何哲学体系中都是找不到的。没有一个哲学家把这种“经验一般”看做知识的来源。这种“经验一般”诚然也概括了唯物主义的经验和唯心主义的经验中的某种共同性，但这种共同性并不包含各种哲学思想的本质属性，当然不能由此证明在唯物主义经验论或唯心主义经验论中间包含着一个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的“成分”。

让我们从实际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从哲学史上看到的继承，大体上有如下两种情形。

第一，属于哲学根本观点的。在这个范围内的继承，事实上，只能是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继承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原则和唯心主义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在相互斗争中会刺激对方前进，但是相互继承是不可能的。

就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来说，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方法是否适用呢？试举一例：古代唯物论者把万物的本源或看做是水，或看做是火，或看做是“五行”，或看做是“气”，用冯先生的说法，就是他们对万物本源的命题均各有其“具体意义”，但他们的命题都包含着以物质而不是以精神为世界实体的意思，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命题的“抽象意义”；由此可见，现代辩证唯物论者在这点上是继承了这些命题的抽象意义，而不是继承其具体意义。——如果这样的例子符合于冯先生的意思，那么可以承认，冯先生的说法在这种场合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例子中所做的抽象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后来的唯物论之所以能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先驱的唯物论，就因为它们有在本质上的共同点。

但是还必须指出，就在这种场合，也不能依靠冯先生的说法来完全解决如何继承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用这办法来对待古代唯物论，即专注意于“抽象意义”，而把“具体意义”撇开，那么所得到的结论无非是，我们和这些唯物论者在根本原则上是完全一样的。前面说过，用教条主义态度研究哲学史，把一切唯物主义者都说成好像完全一样；这恐怕就是因为没有把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殊结合起来的原故。

后来的唯物论者之所以要继承先驱的唯物论，固然因为他们之间有在本质上的共同点，但也因为他们之间除了共同点以外，还有所不同。如果完全相同，就无所谓继承。继承的意思不是照样拿来，而一定要加以发展。古代唯物论者为阐明自己的思想时，常常有一些独到的、为群众易于理解的论证，就像列宁对于欧洲十八世纪的无神论者的作品所说的那样，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古代唯物论者也有他们的缺点，那就需要在某些方面给以纠正，克服其某种片面性，使之得到更完满的形态等等。因此，对待前人的优秀遗产，也必须把它的一般意义及其具体特征结合起来研究，才说得上继承。

第二，在哲学的根本观点以外，还有一般的思想资料的继承问题。前人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遗产也是一种思想资料，但是还有很多思想资料，本身并不就是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们可以吸收在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成为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料；也可以吸收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成为唯心主义的思想资料。在这方面，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可以继承前代的唯物主义哲学，而且也可以向前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地有所继承。

属于这类思想资料的，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哲学中的各种概念、范畴。每一个哲学概念，在唯物主义那里和在唯心主义那里的含意有原则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一切哲学概念获得了以往任何哲学思想所不能比的完全科学的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重新提出来整套的哲学概念和范畴，而正是继承了以往的哲学。因为每一个哲学概念的形成，其内容的发展和变革，都反映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果同这个认识过程隔绝开来，人们就不可能进行哲学的思维。

既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不能不包含着对于客观实际和人的思维活动的某些片面的反映（这片面是被夸大了，并且被加上错误的解释），既然唯心主义哲学也曾经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但它不能解答这些问题或作了错误的解答），那么唯心主义哲学也就提供了许多为唯物主义者所可以吸收，也应当吸收的思想资料。唯物主义驳斥了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提出了与之对立的观点，但同时又利用了对方所提供的某些思想资料，加以改造，这种情形在哲学史上是常有的。

冯友兰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所说的王夫之经过程朱而继承张载的情形就可以这样来说明。张载把物质性的“气”看做万物的本源，而程朱则说“气”之如何形成万物是由“理”来决定的，认为“理在事先”。张载的哲学思想中已经有“理”这一概念，程朱在唯心主义观点上发展了这一概念。后来的王夫之等人继续探讨“理”和“气”的关系，发挥了“理在事中”的主张。王夫之等人是在根本原则上驳斥了程朱，而又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利用和改造了程朱提供的思想资料，所以他们能够比张载的唯物主义走得更远一点。冯友兰先生说得好：这里是王夫之“经过程朱，而又撇开程朱，经过程朱而又继承张载”的辩证过程。

有人说，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包含着要求人不盲从、独立思考的意思。对此，我们应如何估价呢？对于独立思考，有唯心主义的了解，也有唯物主义的了解。在王阳明那里，独立思考的命题浸透着主观唯心主义的气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唯心主义出发的独立思考的主张也可以起打破传统束缚的作用，但是以所谓发自内心的天赋观念为是非的标准，那么独立思考实际上必然会转变为其反对物——盲从。所以唯物主义者既不抹煞某些唯心主义者提出独立思考的历史意义，也不能简单地接受唯心主义的独立思考的命题，而必须加以根本改造，使独立思考建立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面。

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这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前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越是广泛地讨论了各种问题，那么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哲学而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内容也常常能够越加丰富。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一种原则性的对立，所以辩证法不能够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形而上学，正像唯物主义不能够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唯心主义一样。但是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曾经同唯心主义体系相结合而成为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者在批判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时，可以吸取其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认为十分重要，必须批判地吸取的思想资料。

有人说，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可供吸取的合理要素是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所以就应当把它看做唯物主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固然在有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可能包含着同它的体系相矛盾的在个别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各种片面地符合实际的思想，已经被加上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浸染了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决不能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哲学思想资料的继承问题就可以用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方法来解释。只要把这些思想资料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隔绝开来，抽象起来看，它们正是在哲学思想中能够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无党性的成分。继承就是继承这个成分。冯先生的文章中说，马克思从黑格尔接受辩证法就是接受辩证法的抽象意义，黑格尔说的发展是绝对观念的发展，我们则“取其发展的抽象意义，而不是取其具体意义，就是说，‘取其发展’而不取其‘绝对观念’”。

我们认为，这种简单化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它并不能帮助我们实际处理继承问题。

唯心主义哲学中之所以有一些思想资料可以让我们吸取，并不是像上面所说，因为在那里面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也不是因为在那里面有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成分。在程朱哲学中并没有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理”的观念，在王阳明学说中也没有这样的中性的独立思考，同样的，要在黑格尔体系中找到既不唯物又不唯心的辩证法也是找不到的。当我们把这些思想资料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放出来以后，也不是使它变成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成分，而是要给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使它和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相结合起来。

唯物主义者吸收唯心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某种思想资料，绝不是很简单地好像从旧房子上拆下砖瓦来安到新房子上一样。旧房子上的那块砖瓦的确就是新房子上的这块砖瓦，但某种思想资料从唯心主义大厦上移到唯物主义大厦上来，必须经过批判和改造。要把它在唯心主义体系中所受到的歪曲、变形、限制改正过来，然后才真正对我们有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黑格尔决不是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照原样地取其辩证法，抛弃其绝对观念而照原样地取其发展观点。他们再三强调不要忽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指出了“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所遭受的神秘化”（马克思），“这个方法就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形式来说，是不适用的”（恩格斯），等等。

因此，唯物主义要从唯心主义哲学中取得为自己所需用的思想资料，决不能靠头脑中抽象一下的办法，而必须切实地对这些思想资料进行鉴别、审查、剖视，并从而进行修正、改造、发展。

唯物主义者如果能够这样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是应当能够这样做的，——那么，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遗留下来的著作对于我们就会是重要的财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过过去的一切唯物主义者而把唯物主义哲学推向前进，善于从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地吸取各种有用的资料，也是重要条件之一。恩格斯曾这样说：“古代希腊人和我们中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论的世界观，……要知道问题决不是把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一笔勾消就算完事，而是要批判它，要从错误的但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唯心论形态中、从这个暂时的形态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63。]

只要能够这样做，我们甚至也能够从现代腐朽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著作学到点东西。列宁把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称做“神学家的有学问的管事”（而经济学教授则是“资产阶级的有学问的管事”），并且认为，他们“在一接触到哲学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有一句话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他又说：“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他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362。]。列宁的这个指示，对我们现在也是适用的。郑昕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曾提到“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的估计”的问题。暂且把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阵营的动摇和分化的情形除外，只就列宁所说的“管事”而言，那么我们对这问题的答复就是：如果只看到他们的“管事”的身份，而忘记了他们是“有学问的管事”，他们的学问中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来汲取和改造，那是错误的，同时如果在我们进行汲取和改造的时候，不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善于排除他们的反动倾向，善于坚持自己的路线”，那也是错误的。

关于哲学上的继承问题，我以为，可以由此得到比较完全的看法。

因此，在继承哲学遗产的问题上，我们断不能把接受和批判这两件事绝对地对立起来。不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而一概否定，这种粗暴的态度是我们所不取的。不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而谈接受，这种囫囵吞枣的办法也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成绩，一般说来，还是以单纯描述前人的哲学思想为多，而真正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论的很少。我们应当继续反对反历史主义，不能以现在的标准要求古人，但这并不是说，不要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评论前人的思想。这种评论不仅是要指出错误观点的本质、揭发思想体系内部的矛盾，而且要点明使前人失足和迷途的陷坑和关键，要把有价值的论点从各种神秘的烟幕和片面性的歪曲中挽救出来，要阐明过去的哲学家虽然能够提出却不能够加以解决的许多问题。如果只是在叙述了一家哲学思想的合理因素以后，再说几句由于时代的限制，所以还有某种缺点，未可深责等等，这说不上是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只有在我们真正对于各种哲学思想作了科学的研究，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论的时候，继承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吸取前人思想斗争的经验，并且能从大量遗产中取其菁华，而不是像拣垃圾似地只是拣来几块破铜，几只朽烂的铁钉。

五

上面关于继承问题的说明也可以用来说明哲学史的民族特点的问题。

各民族的哲学史，归根结底，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不仅斗争的深广程度不会完全一样，而且所着重的具体问题也会不同，对同样的问题还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更不用说所提出的论证和表现形式的不同了。哲学史的民族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这一民族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思想斗争的具体形态和所积累的思想资料的具体状况有关的，而这些又和这一民族的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各门科学知识的发展状况直接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浸染着民族文化传统的社会生活中从事思想工作，从更好地进行当前的思想斗争这一点上来看，也必须对本民族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倾向表示态度，必须答复本民族哲学史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必须善于继承本民族哲学史上的一切优秀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传统，并且善于利用先人留下的可以利用的一切思想资料。只要这种民族的特点，的确是有现实的基础的，那么它也就能够反过来丰富作为进步人类的共同财富的马克思主义宝库。

中国哲学，在其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曾经同东方的有些邻国有密切的交往，但是大体上说来，是长期同欧洲的哲学隔绝着的。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更多地注意哲学史的民族特点。而科学地、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史，也一定能够对于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有所贡献。至于那种认为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彻头彻尾地不同，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类看法，是我们所不同意的，因为那是同事实不相符合的。

对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的初步成就，至少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原则对于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只靠原则“吃饭”。马克思主义原则对我们起着指导的作用，但它也只能起指导的作用。它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使我们在深入到大量的纷繁复杂的具体材料中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方向。它决不代替具体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预约过任何简易的公式，而且总是同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可以套用的公式的倾向做斗争。事实上，凡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弄到使马克思主义变形、歪曲，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把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而在科学工作上，就是要大量占有材料，进行艰苦的研究工作。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按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体系的手段。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 《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女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页487。]。“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静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讲空话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经过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 《论卡尔·马克思着〈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马克思恩格斯女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页347。]

有人提出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的问题。如果说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所应当注意的范围，那么这个范圉不是很窄，而是很广的。对于一个思想家，如果只注意他的明显地属于哲学性质的一部分著作，而不管他对各种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是不可能把他的哲学思想说清楚的。对于一个时代，如果只注意用比较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而不管当时表现在科学、政治理论、社会观点、文艺理论中间的哲学思想，也是不可能把当时的哲学思潮说清楚的。哲学思想斗争常常是同时代的各方面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如果不了解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当时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动态，哲学领域内的斗争是不会得到真正透彻的说明的。一本哲学史教科书中所说到的范围当然不能不是有限的，但是一个哲学史家在研究过程中所注意的范围，一定要比哲学史中的有限范围广泛得多。我们都不满意于在教条主义习气下的简单化。真正克服简单化的方法就是掌握丰富的材料，并且抵制各种把马克思主义原则片面化的倾向，认真地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从实际材料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除此以外，任何捷径是不会有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