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第101师团第102旅团第157联队第2大队于1938年7月19日在安徽芜湖乘船，7月22日到达九江彭泽。当时，该大队由大队部本部、4个步兵中队机和机关枪中队组成，共有官兵787人，大队长富泽中佐。
1938年10月中旬，武汉会战已进入最后阶段。在江西九江星子县(今庐山市)的崇山峻岭中，中国守军依托庐山余脉的险要地形，正对侵华日军进行着极其顽强的阻击。 面对久攻不下的驼岭阵地，日军第101师团步兵第157联队第2大队彻底撕下了伪装。一份日军《战斗详报》，清晰地揭露了在1938年10月13日至16日期间，日军是如何在这片险峰之上，向中国守军释放致命毒气的。
一、 险峰与坚垒：日军仰攻的梦魇
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57联队第2大队逼近星子县驼岭、刘家岭一带。驻守在这里的，是国民革命军第52军第141师(据日军档案记载估算)的将士。 横亘在日军面前的，是令人绝望的自然天险与坚固防线。日军在战斗详报中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地形：“该地起伏重叠，山棱连续……地形险峻，绝壁杂草丛生，荆棘密布。” 而中国守军更是利用这天然的绝壁，构筑了带有掩盖的坚固堡垒，并在阵地前沿设置了密集的铁丝网。 10月13日前后，日军试图发动正面仰攻，但在中国军队居高临下的猛烈机枪火力与坚决的抵抗下，日军不仅寸步难行，且伤亡不断增加。面对常规战术的“顿挫”，日军第2大队大队长下达了一个罪恶的命令——在步兵第一线突击前，使用“特种发烟筒”进行支援。 所谓“特种发烟筒”，是日军对化学武器(毒气弹)的掩人耳目的隐语。通常分为释放催泪性毒气的“绿筒”和释放剧烈呕吐、窒息性毒气的“赤筒”。
二、 借风释毒：10月13日的罪恶试探
10月13日上午，驼岭山区刮起了对日军有利的北风/西风。日军的“特种烟班长”在测定风向后，恶魔的指令随之下达。 上午8时30分，日军防化兵在前沿阵地点燃了毒气罐。日军档案中冷酷地写道： “利用顺风，白烟蔓延至敌阵。敌军陷入苦闷，我方在听到敌军痛苦的咳嗽声后，敌阵地的猛烈射击随之沉寂。” 在这份报告的掩盖下，是当时中国守军将士在毫无防毒装备的情况下，被刺鼻的剧毒气体笼罩，呼吸道被严重灼伤，在剧烈的咳嗽与窒息的痛苦中丧失战斗力的惨烈画面。 趁着中国守军被毒气毒害，日军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阵地的一角。在当天的战报中，日军精确统计了毒气消耗量：特种发烟筒100个，小型发烟筒30个。 日军指挥官在“效果”一栏中得意地总结道：“敌军因痛苦而呻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效果甚大。”
三、 毒云密布：10月16日的全面毒气战
尝到甜头的日军，彻底抛弃了所有的战争底线。10月14日，日军夺取了驼岭北侧高地，面对退守更险峻主峰的中国守军，日军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毒气战。 10月16日清晨，大雾渐渐散去。清晨6时，日军再次确认风向合适后，点燃了数量更为庞大的毒气阵列。“毒烟直接覆盖了敌方大队，并向右后方移动……敌军完全陷入混乱状态。我大队趁敌军苦闷、麻痹化、战力减退之时，猛然突入敌阵，夺取了高地。” 16日清晨的这场毒气攻击，日军共使用了160个特种发烟筒和60个小发烟筒。超过200枚毒气罐产生的浓烈毒云，彻底吞噬了中国军队的阵地。那些在枪林弹雨中未曾后退半步的中国军人，最终倒在了卑劣的化学武器之下。
四、 侵略者的自白：冰冷的经验总结
在这份《战斗详报》的最后部分，日军指挥官对此次毒气战进行了冷血的“战术总结”。这些总结，如今成了指控其战争罪行最铁硬的证据：
1. 关于杀伤力： “使用特种筒，极大地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使其陷入恐慌，我军得以轻易突入。其精神上的震慑效果极其巨大。”
2. 关于战术应用： “在面对敌军依靠险峻山岳地带、有顶盖的坚固阵地顽强抵抗时，使用特种筒是最有利的手段。”
3. 关于使用技巧： 日军甚至总结出，应当将普通发烟筒(烟雾弹)与特种发烟筒(毒气弹)混合使用，以此来迷惑中国守军，使其在不知不觉中中毒。
1938年10月中旬的驼岭，没有公平的对决，只有单方面的屠杀。这份盖着“密”字印章的日军绝密档案，无意间记录下了武汉会战中最黑暗的一页。中国守军在驼岭的失利，并非败于战术或勇气，而是遭到了被国际法明令禁止的化学武器的毒手。 8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关于“呻吟”、“苦闷”、“咳嗽”的冰冷字眼，仿佛仍在控诉着侵略者的无底线反人类罪行，也悲壮地诉说着当年抗战先烈们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个残忍如恶魔般的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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