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十九年前的今夜，卢沟桥的枪声撕裂了华北的夏夜。宛平城墙上的弹坑至今还在，像一只只永远不会闭上的眼睛。
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颂扬英烈，我们痛斥倭寇。这些都该做，也必须做。但今年，我想换一个角度。
我想谈谈那些我们不该忘记的“失”——不是敌人的凶残，而是我们自己的伤口;不是外部的侵略，而是内部的溃烂。一个左翼作家的笔，如果不首先对准自己民族的病灶，那这支笔就是懦弱的。
八十九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重新翻开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沉溺于悲情，而是为了把那些被时间磨平的教训，重新刻进骨子里。
二
第一桩“失”，叫失策。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兵力不过八百人。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有多少?七千人。八比一。结果呢?几个小时，北大营全部陷落。
为什么?因为上面来了命令：不许抵抗。不但不许抵抗，还要“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七千条汉子，挺着死。这是什么逻辑?这是把士兵的血肉当成了向上级表忠心的祭品，把国家的领土当成了向列强示好的筹码。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后来在供词中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当天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抵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决不会有几天之内便相继占领奉天、长春、吉林的结果。”
侵略者自己都承认了：你们哪怕稍微硬气一点，我们都不可能那么快得手。可偏偏就是那一道“不抵抗”的命令，把东北三省拱手送人。
不抵抗政策从何而来?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侥幸心理——寄希望于国际联盟调解，寄希望于西方列强主持公道。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把宝押在了国联身上。国联干了什么?通过了一份《李顿报告》，谴责了一下，没了。美国推行“不承认主义”，嘴上说不承认日本侵占东北，手上却继续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1937年对日钢铁出口量同比增长64%。
这边厢你把他当救世主，那边厢他把你当提款机。你指望他主持公道，他盘算着怎么从你的苦难里多捞一笔。
这就是所谓“国际社会”的真相。你不是他的自己人，他凭什么为你两肋插刀?他不在你背后插两刀，已经算客气了。
三
第二桩“失”，叫失援。
不是没有援，是援的方向错了。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七十余万人，跟三十万日军打了三个月。七十万对三十万，兵力优势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呢?精锐尽失。
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把这场仗打给“九国公约”会议看的。他想用上海军民的鲜血，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换取西方列强的干预。
用自己人的命，去换别人的一个眼神。这算哪门子战略?
南京保卫战，同样的逻辑又演了一遍。明知南京难以坚守，依然死守不退，等待国际形势改变。等到最后撤的时候，又仓皇下令，不问具体情况。几十万军民被困城中，最终酿成那场三十万条人命的大屠杀。
西方列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干了什么?美国继续向日本出口石油——1937年对日石油出口量达三千五百万桶，占日本进口量的80%。英国驻日大使的主张是“避免刺激日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日记里写道：“西方使馆更关心日本士兵闯入美国大使馆的事件，而非每日数千中国人的死亡。”
你不是指望他们吗?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你。
四
第三桩“失”，叫失心。
——失去了人民的心。
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征召壮丁约一千四百万人。征就征吧，可怎么征的?抓壮丁。乡保长层层盘剥，贫苦人家被弄得家破人亡。老百姓说：“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还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
这些壮丁在途中绳捆索绑，如同囚犯。由于虐待、疾病和逃跑，许多地方壮丁到达前线时的损耗高达80%。前方的士兵“日食一粥一饭”，“冬天少棉，夏天缺单”，“病亡者，不可胜数”。
后方的老百姓呢?国统区农民负担的田赋，从1943年的六千二百万石增至1945年的一亿石。各种捐税“繁杂不可爬梳”，“每户每年亦皆负担数百元以至数十元不等”。还有一亿人次以上的民工被征去修工事、修机场。
而高层呢?毛泽东当年说得直白：“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蒋介石、宋美龄夫妇1939年的存款，约占当年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蒋宋孔陈四家合计，约占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上等人既不出力又不出钱，还要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这样的政权，人民凭什么支持你?
1944年豫湘桂战役，日军五万人打垮了国民党四十万大军。三十七天丢三十八座城。汤恩伯部队溃退时，河南老百姓截击他们，缴他们的枪。为什么?因为这支军队平日里欺压百姓比日本人还狠，老百姓恨他们比恨日本人还深。
一个政权，如果连自己的人民都站在你的对立面，你拿什么去抵抗外敌?
五
第四桩“失”，叫失根。
——失去了精神的根。
抗战期间，汪精卫集团抛出了“曲线救国”的谬论。他们说，直接的“战”与曲线的“和”殊途同归。说白了就是：打不过就投降，投降也是为了救国。
这套逻辑居然还有人信。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共有六十七名高级将领倒戈投降，投降伪军的总人数占伪军总数的62%。二十多名中央委员、五十多名将军、几十万军队，跟着汪精卫走了。
这些人不是没文化的普通士兵，他们是这个国家最顶层的那批人。连他们都投降了，这个政权还有什么脊梁?
与此同时，另一种“失根”也在发生——对西方文明的精神跪拜。
“五四”时期请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本来是救治中国黑暗的良药。可到了有些人手里，变成了全盘西化的迷魂汤。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差的。西方人讲契约精神，中国人不讲信用;西方人讲法治，中国人只会讲人情。
这种精神上的自我矮化，比领土的沦丧更可怕。领土丢了还可以夺回来，精神的根断了，你就是站着的奴隶。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不去组织抵抗，却把希望寄托在国联的“国际公理”上。他们不相信自己的人民，不相信自己的军队，却相信那些八国联军时烧过圆明园的人会来主持公道。这是一种什么病?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软骨病，一种深入骨髓的殖民地心态。
六
第五桩“失”，叫失德。
——失去了最基本的底线。
1938年6月9日，郑州北郊花园口。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大堤。汤汤黄水从决口处奔涌而出，向东南方向席卷而去，豫、皖、苏三省四十四县，二十九万平方公里土地，一片汪洋。
直接淹死八万九千三百人。如果算上后续的疾病和饥荒，死亡人数高达八十万到九十万。一千二百万人受灾。三百九十万人流离失所。两千多个村庄被淹没。
这就是所谓的“以水代兵”。
你猜日本人死了多少?七千到两万人。用八十九万条中国人的命，去换两万个日本兵的命。这笔账，谁来算?
更令人齿冷的是，国民政府炸了堤，却不敢认。事后长期对外宣称是“日军轰炸所致”。自己造的孽，栽到敌人头上，然后再假惺惺地去赈灾。这是什么?这是既当凶手又当苦主，两头赚名声。
花园口决堤、长沙文夕大火、重庆防空洞窒息，并称抗战三大惨案。其中祸及地域之广、罹难人数之多，以花园口为最。
我不否认，炸堤确实延缓了日军进攻。但用近百万条人命去换几个月的缓冲——这是一个政权对人民的态度吗?你口口声声说“抗战建国”，你的“国”建在八十九万具浮尸上面?你的“抗战”就是用自己老百姓的血肉去堵敌人的枪眼?
当年那些指挥炸堤的人，夜里睡得着吗?那些奉命执行的下级军官，在日记里写道：“因我决堤……”后面的话他没写下去。写不下去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手上沾着的，是同胞的血。
七
第六桩“失”，叫失义。
——失去了本该坚守的正义。
仗打完了。日本人投降了。该算账了吧?
十四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万人，经济损失不计其数。东京大审判，绞死了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全世界都在看着，看中国这个受害最深的国家，要怎么处置那个杀了我们三千万人的凶手。
然后蒋介石站出来了。
1945年8月15日，他在重庆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通篇一千七百字，花了近五百字讲他对日本的态度。核心思想八个字——“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他说：“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他说：“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
他还引用了《圣经》里的话：“待人如己”、“要爱敌人”。
一个基督徒，在三千五百万同胞尸骨未寒的时候，站在麦克风前面，号召全国人民去爱敌人。
这就是“以德报怨”。
然后呢?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宽大”——
两百多万日本战俘和侨民，被迅速遣返回国。国民政府给他们发粮食，允许他们携带现金。仅遣返的粮食费用就高达一百零二亿五千万元。日本前众议院议长后来承认，这两百万人回国后成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原动力”。
冈村宁次——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头号战犯——战后被聘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顾问。一个杀人犯，转身成了座上宾。
天皇制——保留了。日本领土完整——保全了。战争赔偿——放弃了。
放弃赔偿是怎么回事?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明明主张日本应以工业设备和军事物资赔偿中国。战后初期也执行了部分日本工厂的拆迁。但到了1952年，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中日和约”，主动放弃了战争索赔。
为什么放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要“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签字”。日本威胁说，你不放弃赔偿我就不跟你签。于是他就放弃了。
为了一个“合法政府”的虚名，把三千五百万条人命的血债一笔勾销。为了跟日本人签一纸条约，把国家和民族应有的正义拱手让人。
前日本首相岸信介后来总结蒋介石对日本有“四大恩情”：遣返军民、不出兵日本、保留天皇制、放弃赔偿。
你看，连日本人自己都承认了——“恩情”。侵略者把被侵略者的宽大当成了恩情。而施恩的那一方，居然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大度。
这不是大度。这是背叛。是对三千万死难者的背叛，是对每一个在战场上拼过命的士兵的背叛，是对每一个在沦陷区受过苦的老百姓的背叛。
八
第七桩“失”，叫失和。
——失去了内部的和睦。
1941年1月，皖南。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行至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伏击。
激战七天七夜。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战死。
这就是皖南事变。蒋介石亲自策划，白崇禧、何应钦具体部署。事前有密电，事中有包围，事后有通令——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周密得像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他们用的是打日本人的精兵。调的是装备最全的部队。选的是新四军毫无防备的时机。
你们杀日本人，没有这么用力。
消息传来，延安群情激愤。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下了那十六个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然后在电话里，对着何应钦劈头一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
亲者痛，仇者快。六个字，字字见血。
日本人是什么反应?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开会讨论此事，全体“情绪高涨”。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兴奋地说，这是“中国抗战力量的内部崩溃”。日军趁机发动豫南战役，国民党军队因内耗而指挥失序，一触即溃。
你自己想想这个画面：日本人正在找你的破绽，你主动把自己最强的一支抗日武装剿灭了。日本人正在担心你的团结，你用一场内战告诉他们“放心吧，我们不团结”。这是抗战呢，还是给敌人帮忙呢?
而最让人心寒的，是这件事发生的时间。1941年1月。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还有十一个月。彼时中国孤军奋战，国际上几乎没有援助，国内物资极度匮乏，能跟日本人正面较量的武装力量，少一支就是少一分胜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牵制了多少日军?皖南事变之后，谁去补这个窟窿?
蒋介石打的算盘，不是什么军事考量，是政治清洗。他怕的不是日本人的炮，他怕的是共产党在敌后越打越大。他宁愿把枪口调过来对付自己人，也不愿看着“别人”在抗日的旗帜下壮大。这种逻辑，跟“攘外必先安内”一脉相承，跟九一八“不抵抗”如出一辙。
可是，抗日的战场上，分什么你我?你打日本人，我也打日本人，你多杀一个敌兵，我就少流一滴血。本应是同一条战壕里的袍泽，你却要从背后捅我一刀。
这不是愚蠢，这是邪恶。
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调整为“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为什么不全面反击?因为大敌当前，不能把内战打到抗日战场上。忍，是为了大局。而国民党呢?在抗日的关键时期，消耗了自己最精锐的抗日力量，被全世界看穿了内部裂痕，让敌人坐收渔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怕的不是外敌太强，是内部有刀子。外敌的枪打在胸口上，疼是疼，但你知道敌人在哪里。内部的刀子插在背后，你都不知道该防谁。
九
把这些“失”放在一起看——
九一八不抵抗，是失策。寄望国联调停，是失援。抓壮丁、发国难财、人民不认你，是失心。汪精卫降日、精神跪拜西方，是失根。花园口决堤，是以民命换敌兵，是天良尽丧。战后不索赔、不清算，是以德报怨、纵虎归山。皖南事变，是同室操戈、自毁长城。
层层叠叠，一个政权把能犯的错几乎犯了个遍。而所有这些错，最后都转嫁到了人民头上。是人民替你背了不抵抗的债，替你填了花园口的河，替你忍了胜利后被放过的仇人，替你承受了内部相残的痛。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个政权如此荒唐?
是阶级本性。它从根子上就没有跟人民站在一起。它怕日本人是真的，但它怕共产党更甚，怕人民觉醒更甚。它宁可把枪口对着自己的抗日武装，也不愿让人民在敌后壮大。它宁可把敌人轻轻放过换取一纸和约，也不愿替死难者讨回公道。因为在它的逻辑里，人民的尊严从来不在优先级上。
而一个把人民排在最后面的政权，在国家和民族最需要它的时候，除了溃败和背叛，还能给出什么?
十
八十九年过去了。
今天有人告诉你，要忘记仇恨，要面向未来。可“面向未来”的前提，是把过去所有的伤疤都揭开看一遍——哪一道是敌人砍的，哪一道是自己人捅的，哪一道是因为跪着才挨的。分清楚了，才能谈得上未来。否则，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变种。
我们今天说“以史为鉴”，鉴什么?鉴外敌的凶残，更鉴内部的溃烂。鉴英雄的牺牲，更鉴那些让英雄白白牺牲的荒唐与背叛。
只有把这些“失”一个一个钉在历史墙上，才能告诉后人：一个民族最大的敌人，从来不只是外部的侵略者，还有内部那些背叛人民、背叛公义、自毁长城的蠢与坏。
记住它们。然后，才能不重蹈它们。
十一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话。与那些年寄望国联一样，至今仍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契约精神”和“主持公道”上——那位郑姓教授参观纽约三一教堂墓地，看到一块三百年的墓地就感动得热泪盈眶，得出结论说契约精神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美国强大的原因。这种思维方式，跟当年寄希望于国联的那批人，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把别人的文明捧上天，把自己的根踩在脚下。
西方的所谓“契约精神”，从来不是什么自觉的道德修养。当你弱小的时候，他跟你谈的是实力，不是契约;当你强大了，他才坐下来跟你谈契约。达尔文港99年租约还剩88年就能单方面撕毁，美债说赖就能赖——这就是他们嘴里那套“契约精神”的真实嘴脸。真正撑起一个民族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施舍，不是别人的“主持公道”，更不是对别人的精神跪拜。
真正撑起一个民族的，是人民——是那些在冰天雪地里拿着简陋武器跟敌人周旋的东北抗联战士，是那些在敌后根据地一口一口省下粮食支援八路军的农民，是那些“一寸山河一寸血”拼到最后的普通士兵。他们不认得什么“契约精神”，他们只认得一个朴素的道理：这是我的土地，谁也别想夺走。
抗日战争最终的胜利，不是因为国民党的“国际外交”成功了，不是因为西方的“主持公道”实现了。恰恰相反，是在对所有外部幻想全部破灭之后，中国人民自己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赢得了历史主体的认可和信赖。这是抗战胜利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我们今天面对一切风浪时，最不该忘记的真理。
国耻不能忘。但比国耻更不能忘的，是我们自己曾经犯过的错，曾经跪过的膝，曾经丢过的魂。
记住这些“失”，才能真正避免下一次的“失”。
八十九年了。该站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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