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考察毛泽东时代(1949–1976)杭州公共公园「花港观鱼」的设计、建设与使用。既有研究已经论述了1949年后城市向政治空间的转变，本文则着重考察这一公共场所用途的多样性。通过研究这座公园的建设及其作为政治空间、记忆空间和体验空间的不同用途，本文揭示了三种空间的交汇：个人可以分别认同、协商乃至挪用官方话语与实践。因此，我认为，20世纪中叶中国城市空间的政治化，不过是诸多「空间实践」中的一种。正是不同空间实践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城市发展与转型的实质。
花港观鱼：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景观、
空间与国家宣传
Watching Fish at the Flower Harbor:
Landscape, Space,
and the Propaganda State in Mao’s China
作者：何其亮(Qiliang He)
来源：《二十世纪中国研究期刊》(Twentieth-Century China)，第46卷第2期(2021年5月)，页181–198
DOI：10.1353/tcc.2021.0014·Project MUSE
关键词：日常生活;杭州;景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传;西湖
原文版权：何其亮，Twentieth-Century China©️
FIG. / 何其亮著、万芷均译《人民的西湖：毛泽东时代的宣传、自然与能动性(1949–19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年。
本文原载于2021年的Twentieth-Century China。何其亮后来将相关研究扩展为专著《人民的西湖：毛泽东时代的宣传、自然与能动性(1949–1976)》;英文版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万芷均译繁体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出版，并提供开放取用电子书。本文所配四幅图均引自该书第二章〈花港观鱼：毛泽东时代的景观、空间与日常性〉。
本文考察毛泽东时代(1949–1976)杭州公共公园「花港观鱼」的设计、建设与使用。花港观鱼既是历史悠久的「西湖十景」之一的重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新建的规模最大、风景最优美的公共园林。[1]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里既是杭州居民和旅居者休憩的场所，也是国内游客与外国访客必到的景点。共产党政府通过建设和维护这座公园，着手重组西湖空间，以推进其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议程。洪长泰(Chang-tai Hung)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空间的重构，与其在意识形态上重塑中国、建立「宣传国家」的方案并行不悖。[2]这里，洪长泰沿用了彼得·凯内斯(Peter Kenez)对「宣传国家」的定义：灌输在国家形成与政策执行中发挥了「格外重要的作用」。[3]
学者往往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改造北京的运动视为中共为国家宣传而将城市空间政治化——即赋予特定场所以政治意义——的典型案例。[4]然而，在毛泽东时代初期的杭州重建中，空间维度显得更为暧昧。市政府始终在两种目标之间摇摆：一是将杭州建设为生产空间，二是把它发展为外交空间，即一座被称为「东方日内瓦」的国际会议中心。[5]对城市空间如此不确定且彼此矛盾的构想，使杭州从一开始就对中共的空间重建计划构成挑战;后者原本是其意识形态灌输和国家宣传总体方案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城市景观与园林景观——例如花港观鱼——从来不只是强加给地方社会的政治空间;它们更多时候也是生活空间。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指出，空间实践，即居民、使用者和行人在日常情境中于某一场所内部展开的「一整套运动」，能够创造出不同于规划者设想的空间。[6]沿着德·塞托的思路，周杰荣(Jeremy Brown)认为，正是在日常生活领域，毛泽东时代的人们才会「以有悖于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和宣传者意图的方式行事」。[7]然而，周杰荣的论述预设了一种先在的日常生活：它独立于外部力量——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干预——且不受其影响。同样，高峥(James Z. Gao)在其研究中共接管杭州的开创性著作里，考察了杭州城市文化如何促成「共产主义心态中的反向变化」;这一论述同样假定存在一种先在的「传统」文化，并让它与南下干部发生互动。[8]与此不同，本文强调，毛泽东时代杭州的城市文化和市民日常生活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我首先主张：中共试图通过空间政治化来进行国家宣传的努力发生了偏转，因为不同群体分别开辟了自己的空间——政治空间、话语/记忆空间和体验/日常生活空间。换言之，把公园塑造成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政治空间，从来不是理解和使用它的唯一方式。其次，尽管公园并不总能履行政治当局所设想的功能，它的存在本身却深刻影响了城市居民和游客的日常生活：在这座公共园林里，人们参加政治活动，产生并表达审美感受，也获取有时并不合法的利益。与其假定这样一项引人注目的公共工程侵入了中国社会某种「纯真无邪」的日常生活，我更愿意认为，它是毛泽东时代一种新型日常性的构成要素;这种日常性是政治、话语与个人生活的混合体。
毫无疑问，这座公共园林最初被规划为政治空间。巫鸿(Hung Wu)指出，政治空间既是「政治意识形态在建筑上的具体化」，也是「激发政治行动与表达的建筑场所」。[9]花港观鱼的规划者试图向公众灌输社会主义关于劳动与休息的新观念。工作与休闲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含义，在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的概念中体现得最为清楚;这种公园旨在让游客于最适宜的自然环境中从事「各种文化启蒙工作、娱乐、体育活动和休息」。[10]与此同时，花港观鱼还被指定为公众集会场所，用来开展何若书(Denise Y. Ho)所说的「参与式宣传」，[11]并向国内外宾客与游客展示爱好和平、繁荣富足的「新中国」。更具体地说，它在政治旅游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接待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等显要访客的场所。借用何兰德(Paul Hollander)的话说，这座公园提供了一个施展「待客技巧」的舞台：中国外交人员通过「高度组织和规划」的游览，向外国访客呈现毛泽东时代中国经过「选择」的现实。[12]
然而，尽管建园背后有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议程，政治当局却很难支配专业建筑师采取何种方法。20世纪50年代，「文化休息公园」的意识形态分量日益加重，并成为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的规范，但这一概念并未得到花港观鱼建筑师孙筱祥(1921–2018)的认同。相反，他刻意避开这一程式，转而借鉴现代英国、日本和中国晚期帝制时代的造园技艺与理念。孙筱祥之所以能够维持根基稳固的专业自主性，部分原因在于共产党干部缺乏景观设计方面的专业知识。[13]他能够诉诸帝制中国的造园技术与观念，也得益于中共长期以来「将文物界定为民族遗产」的做法。[14]这种做法产生了意外后果：花港观鱼逐渐成为文化怀旧的场所。孙筱祥从乾隆皇帝的一首诗(见下文)获得灵感，将花与鱼突出为公园的核心要素。[15]由此，这座公共园林唤起了毛泽东时代众多学者、作家与诗人的艺术和诗性感受，使其成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说的「记忆之地」。[16]柯必德(Peter J. Carroll)认为，多种形态的「地方化记忆」是近代中国那些历史深厚的城市走向现代化与重建的关键。[17]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谁有资格拥有「花港观鱼」这一景点中关于花与鱼的记忆?换言之，花港观鱼传递了一种「地方化记忆」，但这种记忆并不属于所有人。设计者以及学者、诗人把文化怀旧置于党国将公共公园转化为政治空间的议程之上;同样，普通市民也未必分享文化精英的记忆，而是以极为多样的方式「使用」公园。对他们而言，这座公共园林是幽会、散步、饮茶或偷捕水生动物的场所。本文对园林「使用」方式的强调，受到林培瑞(Perry Link)对毛泽东时代创作和流通的小说所作分析的启发。林培瑞认为，具有多重功能的毛泽东时代文学，被不同读者以不同方式加以「使用」。[18]文学作品与景观之所以可比，恰恰在于二者都具有多义性，向多种理解和阐释开放。正如罗伯特·罗滕伯格(Robert Rotenberg)所说，景观是一场汇集众多「声音」与「视野」的「对话」。[19]
正是文本与景观之间的可比性，促使德·塞托把阅读文本与漫步街道相提并论——二者都是空间实践。[20]这类实践为同一景观赋予多重意义，也使人质疑这样一种论断：景观之所以成为「文化权力的工具」，[21]是因为它能够「使抽象的意识形态观念获得物质形态」。[22]在毛泽东时代的花港观鱼，不同行动者怀着不同意图，在这座公共园林中采取不同的行动，由此创造出各自的政治空间、话语/记忆空间与生活空间。如果德·塞托关于空间实践属于「日常战术」的判断，在1949年后的中国仍然成立，[23]那么，杭州居民与游客挪用花港观鱼的故事所揭示的，正是个人日常生活如何恰恰因国家出于意识形态与宣传目的发起的工程——而非尽管有这些工程——得到塑造和重塑。
公共公园「花港观鱼」的建设
花港观鱼最早的形态是卢园：这座别墅由南宋权势显赫的宦官卢允升于1225至1239年间修建。[24]园林很快衰败，却因饲养了数十种奇异鱼类，以及坐落于花家山脚一处港湾旁的地理位置而留在人们记忆中。[25]因此，「花港」这一地名原本并没有「鲜花港湾」的含义，尽管此后数百年间，画家、诗人、设计者和游客都愿意如此理解。南宋时期，这座园林虽日趋衰败，却始终能激发艺术与诗意感受。
南宋覆亡后，花港观鱼不可避免地因政治动荡而荒废。[26]清代，政府与地方精英出于政治原因两度重建园林，时间分别为1699年和1869年：前一次体现了皇帝笼络江南精英的努力，后一次则旨在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后重建满目疮痍的清帝国。1699年，花港观鱼的现址得到确定;由于已经无法确认消失的卢园位于何处，这一选址颇为随意。[27]与历代诗人一样，1699年新址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景名指向园林最重要的两项要素：鱼与花。例如，乾隆皇帝曾写下一首以花与鱼为主要典故的诗，呼应哲学家庄子(约前369–前286)关于鱼之绝对自由的著名故事。[28]进入20世纪上半叶，花港观鱼愈发衰旧冷落。附近地块涌现出大量私人别墅，使景区不断缩小，逐渐湮没无闻。它不仅只剩下区区0.2公顷，[29]作为珍奇金鱼展示中心的声誉也日益衰落，因为越来越多游客更愿意前往西湖西北山中的景点玉泉观赏金鱼。[30]
1952年，改建与扩建花港观鱼的计划启动，比苏联专家A. C. 马克西姆(A. C. Maxim)提出把杭州建设成「休闲公共空间」早一年。[31]这座拟建的公共公园主要服务对象不是杭州市民，而是新建疗养设施中的休养者。中共由此推进一项政治议程，让工人和军人等社会政治群体享有高于其他群体的优先地位。尽管如此，规划者仍以服务中国人民的说辞，为复兴这一历史悠久的园林辩护。主要规划者余森文(1904–1992)便宣称，花港观鱼是西湖「回到人民怀抱」后建成的第一座新式公园。为实现这一目的，规划者和宣传者必须改写景点历史，把它从帝制中国统治阶级权力与审美价值的象征，转化为一项「久为人民喜爱」的文化遗产。[32]中共干部与建筑师将帝制中国的宦官、皇帝和地方官员一并纳入「人民」范畴，将花港观鱼评价为一处「喜闻乐见」、且「容易为群众所了解，以争取群众」的景点，[33]借此展示社会主义优于「旧社会」之处——这是毛泽东时代典型的宣传话语。
中共的规划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于公园前所未有的广阔规模。到1964年最后一期工程结束时，公园已经占据大片土地，面积约为1949年前的42倍。[34]公园的巨大规模，以及1949年前同等规模公共公园的缺失，都具有政治与意识形态含义。杭州干部在1956年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1949年前杭州没有宽阔的公共公园，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资本家、地主和官僚任意割裂湖滨地带，并无耻地加以侵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公有制才使「总体规划设计」成为可能。[35]这种说法并非全无依据：私有制废除后，中共当局有权征用附近别墅的土地及其他空间，大幅扩建公园。不过，实施「总体规划设计」远比中共官员想象的复杂。
1952年最初拟定的计划提出，将邻近私人别墅——尤其是蒋庄——的土地纳入公园，把花港观鱼从约0.2公顷扩至1.7公顷。该计划特别纳入一片1,800平方米、点缀着观赏植物的草地，也就是大草坪或雪松大草坪。[36]然而同年，中共杭州市委又提出一项规模大得多的方案：不仅要整修花港观鱼，还要把它与西湖西岸的广阔地带连接起来：
南面湖滨前蒋庄、花港观鱼、刘庄及丁家山一带，连接成一个以毛主席铜像为中心的游憩区公园……划定五千亩(333.33公顷)为游憩区。[37]
这一过于宏大的计划原本可能把西湖西南岸的西山地区变成一座巨型公共公园，却最终没有结果，主要因为刘庄和丁家山不久便被占用来修建毛泽东的别墅。
尽管未能实现，这项计划恰与A. C. 马克西姆1953年拟订的城市规划相符。1953年规划把位置较偏远、相对隔绝的西湖西岸指定为「休养区」，与湖东北岸人口稠密的行政区和北部大学城形成对照。尽管这位苏联专家拥有至高权威，1953年规划同样未能落实。整个20世纪50年代，西山地区的幽静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政府和军队机构，它们纷纷修建医院、疗养院和招待所，使马克西姆提出的杭州总体城市规划偏离轨道。回头看，这些设施连同毛泽东别墅的大量出现——其中没有一处向公众开放——却意外避免了西山地区遭受过度开发。[38]
建设与设计
随着宏大计划胎死腹中，花港观鱼自身逐渐发展成一座规模可观的公共公园。20世纪50至60年代，公园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从1952年至1955年，政府拆除一座旧别墅，征用农田、菜地、农舍和池塘，清理了清代花港观鱼以西14.6公顷的土地。工程于1952年冬正式开工。1953年，土地得到平整，部分道路铺设完成，园内最大的鱼池红鱼池也开始开挖。到1954年底，占地1.1公顷的牡丹园竣工。由此，这一古老景点最重要的两项元素——鱼与花——正式回归。公园北部大草坪前还建有一座木竹结构的翠雨厅，作为湖畔主要休憩处。1959年开始的第二期工程着重修复清代花港观鱼遗迹，一座用于安置乾隆皇帝为花港观鱼所立石碑的亭子因此重建。1964年开始的第三期工程继续扩大公园，使其占地达到21.3公顷。[39]
FIG. /影片显示，清代「花港观鱼」石碑已经修复，但用于保护石碑的御碑亭到1958年仍未建成。影片《西湖》截图，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58年。转载自何其亮著、万芷均译《人民的西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图2.1。
值得注意的是，三期工程并不是按照一张周密蓝图完成的。十余年间，这座公共公园的设计与建设始终在不断修订和重新规划。例如，公园拟定面积先后改变三次。1952年秋提交的第一项方案提出，公园占地不足2公顷。市政府很快决定征用14.6公顷土地;如上所述，到1964年，公园面积又增加了三分之一。[40]公园名称也一度悬而未决。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局长、负责该项目的中共主要官员余森文，在1955年第一期工程完成后选择称其为「西山公园」，显示他不愿接受这处景点在帝制时代沿用的名称。迟至1979年，仍有作家沿用「西山公园」之名。[41]事实上，是否有必要保存和恢复清代旧址的争论持续了将近十年，暗示中共干部中普遍存在不愿借用花港观鱼固有声名的态度。[42]
更耐人寻味的是，专业风景园林师孙筱祥为公园所作的设计，直到1954年10月才启动，1955年9月才完成，已经到了第一期工程末尾。后来研究者总结，只有几座桥、翠雨厅、北部大草坪和红鱼池一带的部分植物，是严格按照孙筱祥的设计图修建和栽植的。清理土地、布置假山、种植植被和兴建牡丹园，大多依据一份缺乏细节的总体规划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园第一期工程是在建筑师与施工人员的妥协合作中完成的。用一位作者的话说，建设与设计同时进行，处于建筑师无法控制的「不正常状态」。[43]
建筑师与规划者
建筑师孙筱祥当时是杭州浙江农业大学的风景园林设计教授。他接受余森文邀请，承担公园设计任务。[44]孙筱祥于1946年取得风景园林学位，深受欧洲式园林影响，尤其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园林。他曾说，兆丰公园(1914)等上海公园是自己实际意义上的老师，让他学会在景观设计中使用等高线。因此，尽管设计与施工过程十分混乱，孙筱祥仍被视为公园的首席建筑师;花港观鱼则被誉为中国首座采用高程规划与等高线设计的园林，而此前中国的园林设计中从未出现这些特征。[45]
FIG. /孙筱祥采用欧美模式设计的花港观鱼公园景观剖面图。原载孙筱祥、胡绪渭〈杭州花港观鱼公园规划设计〉，《建筑学报》1959年第5期，页22;转载自何其亮著、万芷均译《人民的西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图2.2。为便于屏幕阅读，仅按原图方向旋转。
不过，如果认为孙筱祥设计花港观鱼时只采用欧美风景园林技术，对他并不公允。实际上，最适合用来形容他的，是一个乐于吸收多方经验、技艺与风格的折衷主义者。首先，他吸纳了清代皇家园林的元素。1953年9月至1954年7月间，他在北京担任客座讲师，仔细观察颐和园的建筑与鱼池，后来以此为基础设计翠雨厅和金鱼园。其次，他从日本园林得到启发，以日式巨石重新布置红鱼池中的石景。第三，在设计牡丹园时，他提出仿效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等欧洲园林，重视植物生态。[46]这种折衷方法使一位作者抱怨，公园看上去过于新潮和洋化，缺少中国传统的韵味。[47]
因此可以说，在选择最适合公园的风格并抛开苏联模式——即「文化休息公园」——时，孙筱祥享有充分的专业自主性。尽管他后来承认自己有意避开苏联风格，却并不意味着他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扮演持异议知识分子的角色。相反，在必要时，孙筱祥也公开高度赞扬苏联风格。例如，他后来在毛泽东时代出版的著作和文章中，介绍中国晚期帝制园林设计风格与技术的章节，通常都以赞美「文化休息公园」的话语开篇。[48]对孙筱祥及其中国同代人来说，「文化休息公园」这样的说法无疑新颖而陌生。学者指出，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就像学习一门「外语」，宣传则为群众提供了这种新异语言的句法。[49]无论在比喻还是字面意义上，使用这种新语言——哪怕并未完全理解——都构成一种忠于社会主义的仪式。孙筱祥是真诚信奉还是仅仅佯装，在此并不重要。他通过重复这种新的「语言」，开辟出自己的专业自主空间。由于风景园林超出多数中共官员的知识范围，此时的孙筱祥得以行使自由选择与表达的特权，既可以热切拥护，也可以大体忽略苏联模式。[50]
尽管无意遵循苏联模式，孙筱祥与同事在1959年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仍把城市居民休息、疗养和游览的权利置于建园理由的中心，并详细说明了花港观鱼的设计与规划。两人明确指出，花港观鱼并非苏联意义上的「文化休息公园」。由于「面积较小」，园内没有体育设施;又因距杭州城区较远、公共交通不便，也没有娱乐服务和儿童游乐场。[51]2006年，孙筱祥又对自己为何有意避建苏联式「文化休息公园」提出另一种解释：他必须把杭州地方文化和西湖风景考虑在内。[52]
这两种解释都带有各自时代的烙印。2006年的回答既体现孙筱祥急于突出自己作为设计师、不受党政官员干预的专业自主性，也反映了当时在政治文化上强调杭州深厚文化遗产的需要。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文化休息公园」仍是权威性的造园实践，孙筱祥并不愿公然偏离。因此，他必须以空间不足为花港观鱼未能遵循苏联模式的首要原因。此外，50年代末恰逢复兴中国「传统」的合适时机：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使中国从共产主义世界主义转向追求一种「只有深厚的传统意识才能带来的自信」。[53]
为展示这种「深厚的传统意识」，孙筱祥1959年总结花港观鱼设计的文章，谈到建筑师对明末计成(1582–1642)那部已成经典的造园著作《园冶》的借鉴。具体而言，孙筱祥等人着重说明了从书中学到的若干观念与技术，尤其是「借景」。所谓借景，就是利用园外景色。为达到这一目的，孙筱祥致力于利用花港观鱼之外的西湖风光。例如，置身公园北部大草坪的游客，可以「借」到如画的苏堤、栖霞岭和刘庄景色。[54]
FIG. /花港观鱼的大草坪体现「借景」设计：湖光山色与苏堤景色皆从开放空间中「借」来。摄于2020年4月。转载自何其亮著、万芷均译《人民的西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图2.3。
尽管孙筱祥把大草坪的设计理念与造园技术追溯至明代，主导花港观鱼复建、同时也是孙筱祥政治庇护者的余森文后来却回忆说，他坚持设置大片草地，源自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的经历。1934年，余森文作为某政府附属机构的代表，获得赴欧机会。此后两年里，他游历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英国的大草坪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55]1949年后的中国，在公共公园中偏爱英国式广阔草坪很容易得到辩护，因为在欧洲国家，公共公园中的草坪长期被视为鼓励公众参与政治与共同体事务的一种制度，[56]这与中共所提倡的群众动员观念相近。因此十分清楚：余森文想在这座公园修建大草坪时，启发他的是对欧洲公园的记忆与照片，绝非对中国造园「借景」技法的尊崇。
空间及其使用
政治空间
人们对同一片大草坪的多种理解，鲜明体现了个人或机构在园中的不同空间实践。对中共高层官员和地方规划者而言，这座公共公园在两个层面上是服务于宣传目的的政治空间。在国内，它是湖滨「休养」区的一部分，意在彰显阶级差别，重新定义工作与休闲，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充分休息的权利。[57]一部1956年出版的导游书借西湖以西地区，突出1949年前后中国的鲜明对照。作者强调，共产党接管前，这一带被地主与资本家割裂，侵华日军还残忍地吃光了池塘里的鱼。解放后，这里发展为各类工人疗养院的集中区域;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新建的花港观鱼则完全融入了这片区域。[58]
工人前往风景秀丽的疗养院休息的权利，长期被用作宣传，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旧中国」无可争辩的优越性。1960年的一份报告把1949年前工人阶级的地狱般生活，与他们如今得以进入的「天堂」——西湖及其疗养院——加以对照。[59]花港观鱼是这座天堂的核心，工人被描绘成身着睡衣、在园内悠然散步的样子。[60]这一1949年后全新、和谐日常生活的形象，不仅用于在国内使新政治制度获得正当性，也是一项外交安排，用来向国际社会展示繁荣、平等的共产主义中国。例如，1961年8月，巴西副总统率领的代表团就被安排参观湖畔一所供上海工人使用的疗养院。[61]
更多时候，花港观鱼被指定为众多外国显要访客的游览目的地，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1901–1970)和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1922–2012)。这座公园提供了一扇窗口，让外来者得以心满意足地窥见相对封闭隔绝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用何兰德的话说，公园「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期待」，既展示「一个勤劳、简朴、高效推进现代化的国家」，又呈现「数千年的中国文化」;这些经过编排、精心规划的游览，旨在展示中共「实现了平等与社会正义」，而这是苏联未能做到的。[62]现存档案印证了何兰德的观察。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时任浙江省省长沙文汉(1908–1964)要求为外国访客提供更好的食宿与接待服务，增进他们对「中国之伟大」的理解，并通过展示「富裕、爱好和平」的中国，驳斥中国贫困的说法。[63]为此，中共当局通常会为外国访客导演一些「不期而遇」。例如，1962年9月28日，印度尼西亚第一夫人在花港观鱼散步时，「碰巧」遇到几位与印尼有各种联系的「游客」，其中包括一名在中国求学的印尼华侨学生，以及一位回杭州探亲的印尼华侨妇女。[64]
多数情况下，花、鱼和茶都是政治游览不可或缺的道具。例如，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里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1881–1969)在导游陪同下游览花港观鱼，欣赏珍奇金鱼，并在翠雨厅内品尝中国茶。[65]不过，以传统方式——即便不说是自我东方主义的方式——展示新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后来成为「四人帮」成员的姚文元(1931–2005)在1962年评论说，全国公共园林中传统建筑和植被的布置，体现的是封建社会士绅阶级的趣味。[66]激进知识分子的反传统态度，又得到一项长期政治议程的支持：把杭州等消费型城市改造为生产型城市。[67]在这一背景下，激进毛派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末着手清除花港观鱼的「封建遗产」。[68]于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中段时，公园几乎被中共政策固有矛盾的重压摧毁：一方面要把它塑造成服务外交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又要把它改造为经济作物的生产场所。
公园的衰败与破坏，恰逢20世纪60年代末外交接连受挫，多个国家先后与北京断绝关系。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与美国及其他西方阵营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69]花港观鱼再度复兴，成为组织政治旅游的主要场所。早在1971年，杭州市政府便开始准备重新向预期到访的外国宾客开放公园，为园区树立内容更新、政治激进色彩较淡的新标牌。[70]毛泽东时代末期，公园作为政治空间的重新使用，在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到访时达到高潮;美国总统赠送的三株红杉树苗也种在园内，作为新生中美友谊的象征。[71]
话语／记忆空间
尽管中共当局把公园构想为政治空间，正如上文所示，建筑师孙筱祥却自行宣称，他意在复兴中国文化传统。20世纪50年代初，其设计正在进行时，苏联专家强调一种「意味着共产主义国家原本彼此隔绝的传统趋于汇合」的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因此孙筱祥复兴传统的主张仍很容易获得正当性。[72]到50年代末，孙筱祥向全国读者概述公园的设计与建设时，正在持续的中苏争论使说明中苏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成为必要，[73]也让他能够毫不避讳地突出花港观鱼的「传统」要素——花与鱼;数百年来，人们一直记忆并反复再现这两种要素。对熟悉无数花港观鱼相关文学作品的作家、学者与诗人来说，这座新建的公共公园正是重新唤起他们关于花与鱼记忆的场所。1949年后，金鱼仍是柳北野[74]、王退斋[75]等传统诗作者使用的典故，用来重申一项历史悠久的主题：把鱼之乐与追求庄子式、不受束缚的个人自由相联系。著名通俗小说家周瘦鹃(1895–1968)1956年游园时，也表达了对绝对自由的向往。[76]就连以拥抱社会主义文化、与威权政权合作著称的郭沫若(1892–1978)，也于1959年在园中写下一首古典诗歌，表达他对无忧无虑之鱼的共情。[77]
花同样是文化精英热衷的题材。例如，柳北野的一首诗表达了诗人对牡丹——具体而言是木本牡丹，可谓百花之王——的迷恋。他援引苏轼(1037–1101)的一篇文章，为自己对牡丹的热爱辩护。[78]另一位旧体诗名家张厚绚则喜爱池中荷花。[79]相较之下，20世纪中国卓越作家沈从文(1902–1988)钟情于公园里的菊花。[80]孙筱祥引进名贵花卉品种，曾遭批评者指责他忽视群众需要。[81]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959年致歉，承认自己未能满足群众需求，只追求「恢复『花港观鱼』古迹」这一单一目标——也就是为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设计一处记忆之地。[82]如果没有中共领导人、杭州项目主管余森文的支持，孙筱祥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文化大革命最激烈时期，余森文便因主张在杭州各园林培育昂贵、珍奇的花卉而受到批判。[83]
生活／体验空间
尽管珍奇花鱼构成文化精英的「地方化记忆」，[84]它们在杭州居民与游客的日常生活中却具有不同意义。以牡丹为例，它是许多花港观鱼诗作的主题。公园地处更为温暖湿润的中国南方，牡丹之所以能在此生长，得益于园中的遮阴树木。[85]因此，对一心想在凉爽环境中散步休息的游客而言，真正有吸引力的是园中阴凉处——尤其是牡丹亭——而不是牡丹本身。一位《人民日报》撰稿人回忆，他在附近疗养院居住时，到这些阴凉地带散步已成为日常惯例。[86]对杭州居民来说，阴凉处比余森文力主修建的大草坪更受欢迎，因为游客在开阔草地上长时间曝晒，往往会遭受难以忍受的晒伤。于是，人们给这座又称「西山公园」的公园开玩笑取了一个别名：「西晒公园」。[87]对他们而言，大草坪的吸引力不在草地本身，也不在孙筱祥试图推广的「借景」技法，而在附近供人休息饮茶的木构翠雨厅。1960年茶室被拆除后，大草坪的人气立刻大减。[88]
除了供人躲避日晒，幽静而隐蔽的阴凉处也成为年轻人约会的场所。著名女作家陈学昭(1906–1991)曾惊讶地发现，有些深夜在园内秘密约会的年轻男女才十三四岁。同行者向她解释，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政治运动正在鼓励年轻一代早早自行选择伴侣。[89]提倡恋爱自由本是国家发起的一项运动，用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步性;年轻人却把国家倡导的观念以及公园空间——这个原本被规划为履行宣传功能的政治空间——挪来服务自身利益。这生动说明，青年一代的空间实践如何偏离政治当局的空间实践。与此类似，其他青少年利用公园捕捞虾状浮游生物，甚至直接从水中偷走金鱼。[90]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假定国家发起的工程侵入了个人日常生活，我更愿意认为，这些工程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宣传机器的构成部分，却也促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种新型日常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个人与官方话语及实践协商，并加以挪用，从中获得自己的利益。
作为三种空间的大草坪
这种日常生活不同于中共干部想象的世界。在后者那里，年轻男女绝不是追求享乐者和游手好闲之徒，而是公园集体/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例如，浙江省省长在1959年一篇意在为花港观鱼树立全国声誉的文章中，向全国读者呈现了这样一幅景象：男孩女孩或围坐歌唱，或在草坪上嬉戏。[91]因此，青年被构想为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共和国之化身。在许多事先安排好的外国访客游园活动中，儿童是不可或缺的群众演员，象征着中国人民勤劳、热爱生活的品格。例如，1960年12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游览公园时，一群「碰巧」带着乐器、在大草坪聚会的儿童前来欢迎。兴致盎然的柬埔寨亲王于是伴着孩子们的欢笑与掌声起舞。[92]
FIG. /新中国政府很早便开始宣传「西湖属于新一代」的观念。1952年6月《人民画报》封面以儿童在西湖边参加集体活动为主题。图题《儿童与西湖》;转载自何其亮著、万芷均译《人民的西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图2.4。
尽管中共领导人把大草坪用作政治空间，它的设计者孙筱祥却抱有不同意图。如上所述，公园草坪作为一种风景园林实践，本质上属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造园风格，最初是在外国人设计并拥有的公共园林中进入中国的。[93]孙筱祥却设法使其中国化：大草坪极为开阔的空间，让他得以实践帝制中国历史悠久的造园技法「借景」。因此，这片草坪也成为一处话语空间;孙筱祥借它把晚期帝制时代的造园话语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情势牢牢联系起来。然而在内心深处，他真正想推进的是修复花港观鱼古迹的议程，而不是像政治当局所设想的那样，提供灌输思想和动员群众的公共服务。[94]孙筱祥受过中国画训练，这种理解与他的认识相符：国画中的走兽、飞鸟、游鱼与草木，能够为中国的景观设计提供信息与启发。[95]如上所述，孙筱祥设定的优先方向，让知识分子、作家与诗人得以尽情重访数千年来反复出现的花鱼典故。
杭州普通市民或游客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不同于中共领导人和建筑师。对他们来说，大草坪是散步、饮茶、观赏湖景和从事户外活动的场所。他们的空间实践也包括刻意避开这片空间，躲避阳光直晒，或在阴凉处寻找幽会地点。政治当局、文化精英(包括建筑师)和日常访客/游客之间空间实践的差异，使激进毛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指责「修正主义者」把杭州各公园变成了纯粹供「老年人休息、年轻人谈恋爱、小孩子玩」的地方，而忽视公园的「重大政治意义」。[96]
结论
本文展示了一处政治化地点如何分化为政治、记忆与体验空间。尽管我反复强调，不同行动者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和使用花港观鱼，这三种空间却绝非彼此排斥。如上所示，鱼是花港观鱼的核心要素：它让作家、学者和诗人得以表达庄子式的自由向往，却又成为附近街区儿童日常偷捕的战利品。同样的鱼在政治领域还是重要道具;其珍奇外观不断令外国访客着迷，其中包括尼克松总统，他曾留下举世闻名的一句话：「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金鱼。」[97]鱼由此成为三种空间彼此交汇的节点。因此可以说，由中共发起并领导的政治与宣传项目，催生了新颖的审美体验与生活体验，并由此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种新型日常生活的形成。
本文强调公园的政治/宣传用途与体验/日常用途相互交织，意在回应社会主义世界日常生活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方面，日常生活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场域，党的意识形态权力得到「自然化」，从而变得可为普通民众理解。[98]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一个场域，让基层个人得以用行动表达对国家支配的抵抗。[99]与此不同，本文淡化干预主义党国与地方抵抗民众之间的对立。因此，我主张，政治、话语与个人生活可以彼此构成;三者的混合、互动与交织，正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日常情境的实质。
注释
〈杭州市园林建设十年来的主要成就(初稿)〉，载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2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页183。
洪长泰(Chang-tai Hung)，《毛泽东的新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文化》(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1)，页8–19。
彼得·凯内斯(Peter Kenez)，《宣传国家的诞生：苏联群众动员的方法，1917–1929》(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页8。
例如，于水山(Shuishan Yu)说明了建筑师如何利用建筑空间宣扬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参见于水山，《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Chang’an Avenu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2)，页57。潘宗亿(Tsung-yi Pan)则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支持的天安门广场纪念建筑与实践，把中共关于救亡与革命传统的记忆物质化了。参见潘宗亿，〈将天安门广场建构为记忆之场：20世纪中国的民族救亡、革命传统与政治现代性〉(“Constructing Tiananmen Square as a Realm of Memory: National Salvation,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明尼苏达大学博士论文，2011)。另见Yan Li，《中国的苏联梦：宣传、文化与大众想象》(China’s Soviet Dream: Propaganda, Culture, and Popular Imagination)(伦敦：劳特利奇，2018)，页91–108。
高峥，《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嬗变(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4)，页218。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史蒂文·伦德尔(Steven Rendall)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1)，页117。
周杰荣，〈流动的靶子：1960–1979年河北、河南农村阶级标签的变化〉(“Moving Targets: Changing Class Labels in Rural Hebei and Henan, 1960–1979”)，载周杰荣、马修·D. 约翰逊(Matthew D. Johnson)主编，《基层的毛主义：中国高度社会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页381，注4。
高峥，《接管杭州》，页5。
巫鸿，《重塑北京：天安门广场与政治空间的创造》(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页9。
彼得·海登(Peter Hayden)，《俄罗斯公园与园林》(Russian Parks and Gardens)(伦敦：弗朗西斯·林肯出版社，2005)，页231。
何若书，《策展革命：毛泽东年代的政治陈列》(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页13。
何兰德，《政治朝圣者：西方知识分子前往苏联、中国和古巴的旅行，1928–1978》(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页17。
学者早已发现，为了推进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与经济议程，中共不得不与各领域专家协商妥协。例如，德怀特·H. 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共产主义中国的市场控制与计划》(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页3;余伟康(Eddy U)，《失序中国：反官僚制与社会主义的衰落》(Disorganizing China: Counter-bureau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页59。
何若书，《策展革命》，页214。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中外景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页35。
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往事的建构》(Realms of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第1卷《冲突与分裂》(Conflicts and Divisions)，阿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6)，页1。李慧漱(Lee Hui-shu)认为，宋朝覆亡后，西湖随即成为一处「记忆之地」。参见李慧漱，〈《西湖清趣图》与临安胜景图像的再现〉，载李淞主编，《「宋代的视觉景象与历史情境」会议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184。
柯必德，《天堂与现代性之间：苏州的重建，1895–1937》(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 Reconstructing Suzhou, 1895–1937)(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页15。
林培瑞，《文学的使用：社会主义中国文艺体制中的生活》(The Use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页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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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页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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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3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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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绪渭，〈花港观鱼公园〉，页78。
〈杭州市园林建设工作报告(1949–1955)(节录)〉，载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2册，页172–173。
〈西湖风景建设五年计划〉，载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2册，页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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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山川，历史，人物》(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页42。
吴子刚等，〈西湖及环湖地区的变迁和公园绿地的开拓〉，页77。
吴子刚等，〈西湖及环湖地区的变迁和公园绿地的开拓〉。
施奠东，《世界名园胜景1：英国，爱尔兰》(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页5。
孟兆祯、陈晓丽，《中国风景园林名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页191。
孟兆祯、陈晓丽，《中国风景园林名家》，页196。
黄裳，《山川，历史，人物》，页42。
例如，孙筱祥，《园林艺术与园林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页3。
凯内斯，《宣传国家的诞生》，页255。另见埃里克·奈曼(Eric Naiman)，〈导论〉(“Introduction”)，载叶夫根尼·多布连科(Evgeny Dobrenko)、埃里克·奈曼主编，《斯大林主义的景观：苏联空间的艺术与意识形态》(The Landscape of Stalinism: The Art and Ideology of Soviet Space)(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3)，页xii。
此处的启发来自纳粹德国的经验。弗兰克·于克特(Frank Uekoetter)指出，纳粹德国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在表达保护意见时，出人意料地享有自由，因为「要从纳粹意识形态的几项核心支柱中推导出一套权威性的自然保护伦理，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极其困难」。参见弗兰克·于克特，《绿色与褐色：纳粹德国的自然保护史》(The Green and the Brown: A History of Conservation in Nazi German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页10。
孙筱祥、胡绪渭，〈杭州花港观鱼公园规划设计〉，页19。
赵纪军，《中国现代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页49。
慈继伟，《中国革命的辩证法：从乌托邦主义到享乐主义》(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页41。
孙筱祥、胡绪渭，〈杭州花港观鱼公园规划设计〉，页20–22。
余森文，〈余森文回忆录〉，载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主编，《杭州文史资料》第20辑(出版地不详，1998)，页73–88。
周向频、陈喆华，《上海公园设计史略》(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页38。
孙筱祥，《园林艺术与园林设计》，页3。
任微音，《美丽的西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页24–25。
〈上海市建筑工会建筑工程局工作委员会关于组织职工赴杭州休养的情况的材料〉，页41，B119-2-629，上海市档案馆藏。
《西湖胜迹》(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页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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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兰德，《政治朝圣者》，页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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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到达杭州，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和夫人欢宴印度尼西亚贵宾〉，《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伏老冒雨漫游西湖名胜，晚间观看盖叫天名剧《恶虎村》〉，《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谈园林绿化问题〉，《园林革命》1968年第5期(1月)，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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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刚等，〈西湖及环湖地区的变迁和公园绿地的开拓〉，页70。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页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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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奠东，《西湖志》，页115。
傅朗(Nicolai Volland)，〈隐秘的世界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文学，1957–1977〉(“Clandestine Cosmopolitanism: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7–1977”)，《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76卷1期(2017年2月)，页186。
哈罗德·卡恩(Harold Kahn)、阿尔伯特·费尔沃克(Albert Feuerwerker)，〈学术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新史学〉(“The Ideology of Scholarship: China’s New Historiography”)，《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22期(1965年4–6月)，页2。
柳北野，《芥藏楼诗钞》(出版地不详，出版年不详)，页155。
王退斋，《王退斋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页59。
范伯群，《周瘦鹃文集珍藏版》上册(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页633。
吴仙松，《西湖风景区名胜博览》(杭州：杭州出版社，2000)，页110。
柳北野，《芥藏楼诗钞》，页155。
顾国华，《文坛杂忆：全编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页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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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园林建设工作报告(1949–1955)(节录)〉，页175。
孙筱祥、胡绪渭，〈杭州花港观鱼公园规划设计〉，页24。
〈斩断陶铸伸进植物园的黑手〉，《园林革命》1968年第5期(1月)，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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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园林建设工作报告(1949–1955)(节录)〉，页175。
吴子刚等，〈西湖及环湖地区的变迁和公园绿地的开拓〉，页70–71。
野渠，〈夜游有感，乡村杂记〉，《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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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杭州风物〉，《人民日报》，1959年8月20日。
〈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举行宴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等贵宾〉，《人民日报》，1960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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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筱祥、胡绪渭，〈杭州花港观鱼公园规划设计〉，页24。
王绍曾、林广思、刘志升，〈孤寂耕耘，默默奉献——孙筱祥教授对「风景园林与大地规划设计学科」的巨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中国园林》2007年第23期(12月)，页28。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介绍〉，页59。
〈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杭州漫步、泛舟〉(“Nixon and Chou Stroll and Go Boating in Hangchow”)，《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72年2月27日。
克里斯蒂娜·基尔(Christina Kiaer)、埃里克·奈曼，〈导论〉(“Introduction”)，载克里斯蒂娜·基尔、埃里克·奈曼主编，《早期苏俄的日常生活：让革命进入内心》(Everyday Life in Early Soviet Russia: Taking the Revolution Inside)(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6)，页2–6。
周杰荣、马修·D. 约翰逊，〈导论〉，载《基层的毛主义》，页2;周杰荣，〈流动的靶子〉，页381，注4。
关于作者
何其亮（Qiliang He）
何其亮在上海出生并成长，1992至1996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系;2000至2006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获历史学博士。2006至2014年任教于南卡罗来纳大学上州分校;2014年转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2020至2023年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2021年起任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23年起任系主任，现兼任中国历史研究与教学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史、城市史与文化史，并从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切入新闻史、电影史、评弹及口述表演、性别史等领域。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关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态、城市空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如何影响国家规划和宣传实践。
著有《镀金的声音：1949年以来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政治与说书》(Gilded Voices，2012)、《个体与集体之间：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2013)、《20世纪初中国的女性主义、女性能动性与传播：黄陆私奔案》(2018)、《民国时期的报纸与新闻公众：作为新闻史重要年份的1917年》(2018)、Working the System: Motion Picture, Filmmakers, and Subjectivities in Mao-Era China, 1949–1966(2023)，以及《人民的西湖：毛泽东时代的宣传、自然与能动性(1949–1976)》(英文版2023;中文版2024)。新著Cinema and the Cosmopolitan City: Colonial Encounters in Shanghai, 1900–1930预计于2027年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任机构：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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