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剧上演，戾气成日常
近日，长沙一桩奇闻在网络上炸开了锅：一名19岁的女大学生，指控一名4岁男童对她实施了“性骚扰”。消息一出，舆论哗然。4岁的娃娃，真正的乳臭未干，话还说不利索，竟成了“性骚扰”的嫌疑人，这荒诞程度，怕是连最敢编的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现实就是这么魔幻。
类似的事件早已不是孤例，而是这年头司空见惯的“日常”。有地铁里老人逼年轻人让座不成便大打出手，有商场里顾客因一杯奶茶的先后顺序报警“维权”;有人因为邻居家狗叫了两声就诉诸法庭，有人因为外卖迟到了五分钟就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一点鸡毛蒜皮的小矛盾，动辄就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子戾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碰就碎。
“维权”二字，被一部分人滥用 成“谁闹谁有理”的遮羞布。
这种撕裂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社会基本信任破裂之后，人与人交往的成本便高得离谱。你扶个老人要先录像，你做任何好事都要考虑被赖上的可能。不同群体之间的割裂更是触目惊心：性别对立、代际冲突、地域歧视、民族隔阂，每一道裂缝都在加深，每一群人都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自说自话，互相敌视。
社会被撕成了一地碎片，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愿听谁说。
所谓“多元”的社会，变成一散装的社会。
市场社会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推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那一套意识形态，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奉为圭臬，把胡适之流“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的漂亮话捧上神坛。于是社会被切割成大大小小无数个分散的利益团体，每个团体、个体都以利己为唯一目标进行博弈，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在这人人争私利的格局下，“4岁男人骚扰19岁女童”之类的荒唐事也就在所难免。
绝大多数人觉得这姑娘脑子有病，但再小众的群体也有拥趸——网上对杨景媛一边倒的批评，丝毫不妨碍一大堆受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影响的人狂热地支持她，不少涉世未深的女学生也站在她那一边，私毫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这才是最可怕的。
信息茧房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而信息茧房背后，又是受一些“神秘力量”支配的算法和资本。
我们觉得某些事很奇葩，但在奇葩的人看来，他们那么干天经地义、合理得很。在他们眼中，这个世界本就是奇葩者的集合体，名言说得好——“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再奇葩都能找到共鸣者，更何况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今天也算不得什么小众思潮了。它们早已借着互联网的东风，渗透进校园、渗透进社交媒体、渗透进年轻人的头脑里，成了某种“政治正确”。
所以，与其嘲笑那个19岁的姑娘“奇葩”，不如想想：是谁把这套奇葩的逻辑塞进了她的脑袋?又是谁，在源源不断地制造下一个、下下一个“她”?
两条道路，两种办法
面对这样的乱象，办法无非两种。
第一种，是市场社会的解决办法，也是逐底竞争的办法。简单说就是放任这些矛盾在放任的状态下自行博弈，各方为自己的利益实行“按闹分配”：谁闹得凶谁占便宜，谁嗓门大谁有理，谁底线低谁获胜。闹得实在太过火、太影响观瞻、太违背公序良俗了，就出台几条法律法规管一管、压一压。这是一种被动的、社会成本极高的解决办法。今天补一个窟窿，明天堵一个漏洞，法律越立越多，戾气却一点没少，因为根子上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
这种办法的本质，就是让群众在泥潭里互相撕咬，撕到两败俱伤了，再由“裁判”出来收拾残局。
强调一下，以上谈的是群众之间的矛盾，至于人民富豪与打工人之间的矛盾，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不在此列。
第二种，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办法，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老人家认为，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
19岁的姑娘并非天生坏人，也不是罪不可赦，她同样是各种奇葩思想的受害者——那些思想不是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有人日复一日给她灌进去的。把一个被错误思想蒙蔽的年轻人当成敌人来打，喊打喊杀，可能很解气，可能很过瘾，但是——注意，这其实不公平，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我们不赞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解决办法。比如有网友出主意：你说男童性骚扰你，那我就说你是人贩子，看谁搅得过谁。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听着解气，实则把人民内部矛盾硬生生扩大化，越搞越乱，越闹越僵。你造一个谣，我反手回一个谣，最后谣言满天飞，真相反倒没人关心了。以暴制暴从来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它只会让矛盾升级，让社会更加撕裂，让那些躲在幕后推波助澜的人坐收渔翁之利。
这点事情，本就些鸡毛蒜皮的事。难道一个4岁男孩和一个19岁女生之间的矛盾，真的比“人民富豪”和打工人之间的矛盾还要深重?无非是这姑娘的思想出了问题。思想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无非是有人给灌输进去的。
思想的问题，不应该动不动就祭出法律的大棒。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家长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避事态度，也不是警方那种“和稀泥”办法。我们想象一下，集体主义年代的人民群众遇到这种事，会如何反应。在此事件中，值得深思的不仅是19岁女生的行为，也有现场群众的冷漠。而群众的态度，群众的言行，恰恰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所在。
那个年代，在场的群众绝不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当场对女生开展批评教育。开展群众性的批评教育，就是评理的办法、民主的办法，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她听：
“你这姑娘太不懂事了，4岁小孩懂个啥?”
“你也是从小孩过来的呀。”
“别胡闹了，你这是胡搅蛮缠!”
“姑娘，你也是读过书的人，这点道理想不明白?”
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批评是为了教育，教育是为了团结，不是为了把她一棍子打死。群众性的批评教育，既不是网暴，也不是围攻，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当事人认识到自己的荒谬，让旁观者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
当现场大多数人都站出来说“你不对”的时候，再偏执的人也会有所触动，再坚固的信息茧房也会出现裂缝。这比任何法律条文都管用，法律只能约束触及底线的行为，而群众性的批评教育，才可能真正触及思想。
谁是人民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因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悄悄改写了。
在今天的政治话语下，“人民富豪”是人民，打工人也是人民。“人民富豪”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光鲜面目出现，区别于打工人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身份——一个“建设”，一个“劳动”，字面上差着辈分呢。而“人民富豪”内部的组织性、自觉性，远高于普通人。我们极少听到上层社会里闹出这种奇葩事，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在他们的圈子里根本混不下去。他们的共同体意识、规则意识、规矩意识，是远远高于普通群众的——他们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事能做、什么红线不能碰，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家法”。出了格，自有圈子里的人来收拾，轮不到舆论来审判。所以你看，富豪们闹离婚是“财产分割”，打工人闹离婚是“鸡飞狗跳”。同样是矛盾，处理方式天差地别。
相反，普通群众则处于被“神秘力量”愚弄、分化、瓦解、挑拨的地位。信息茧房，总有一款适合你：你是女性，给你推性别对立的内容;你是老人，给你推代际冲突的段子;你是青年，给你推焦虑和愤怒;你是中年，给你推危机和压力。算法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它精准地投喂你最爱看、最能刺激你情绪的东西，让你在愤怒中消耗精力，在对立中丧失判断力，在茧房里越陷越深。于是群众斗群众，底层互害，而真正的问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利益集团对公共资源的攫取——反倒没人提了。
19岁的姑娘和4岁的娃娃闹上了热搜，可那些真正压在打工人头上的事，谁给上了热搜?谁又敢让它上热搜?
这就是“神秘力量”的高明之处：它不需要直接出手，只需要把群众切成无数块，给每一块喂不同的饲料，剩下的，群众自己就会斗起来。性别对立、代际冲突、地域歧视，每一条裂缝都是它精心开凿的。而当我们把精力都花在跟“4岁男童性骚扰”这种荒诞剧较劲的时候，那些真正该被追问的问题，就安安稳稳地躲在幕后，继续它的勾当。
结语
说到底，普通百姓之间没有根本矛盾，4岁娃娃和19岁姑娘之间那点事，真不是什么大事。打工人应当谨记：人民富豪，以及他们的利益代表，他们散播的那一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那一个个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才是我们最应该重视、最应该警惕的。别让群众斗群众的戏码，掩盖了真正该追问的问题。
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应加强自身主体性，谨记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矛盾，拒绝底层内耗，拒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拒绝陷入法律泥潭，主动学习那个年代的人民群众，积极主动介入公共事务，从小事做起，努力与无良律师、流量媒体争夺主动权。长沙事件现场，如果有几个热心正直的群众站出来，这种奇葩事根本就成不了新闻。
记住，当我们忙着为一个4岁娃娃到底“骚不骚扰”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我们讨论19岁姑娘适用刑法哪一款，有人正笑着数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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