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庐山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批判彭德怀到底对不对?—— 庐山会议背景 庐山会议之一
但是，彭德怀认为开了这么多天的会，对大跃进缺点讲得不够。于是在7月14日，彭德怀将写好的一封信送给了毛主席。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彭德怀年谱》：
【7月12日 从周恩来处开会回来，同随行参谋王承光谈：“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问题也不少，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听到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问题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根据《彭德怀全传》，新的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来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的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美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件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彭德怀认为开了这么多天的会，对大跃进缺点讲得不够——这是不是实事求是呢?
彭德怀的这封信中所写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毛主席早就在前述的各种会议上说过多遍，并且在重要方面基本上“刹住”了——“半年多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毛泽东传》)，包括这次庐山会议毛主席列出的19个问题也都将其作为重点。相反，彭德怀参加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最后一天参加的)、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这些问题都没有提。
这封信，很明显是针对毛主席的。
《彭德怀全传》：
【彭德怀越来越不满意毛泽东的独断专行，感到他的错误将给全民族带来灾难，因此想“刺一刺”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带刺激性的词句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加上去的)】
这段话中所谓的“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完全是《彭德怀全传》传记组的污蔑，就以大跃进期间毛主席提议的“队为基础”为例，就遭到了与会人员的否决;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甚至有人说毛主席是“右倾和倒退”。试问谁会、谁敢对“独断专行”者说“右倾和倒退”而不怕报复?只有对最讲民主的人才可能说出“右倾和倒退”而不怕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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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段话确实证明了彭德怀写这封信想要“刺一刺”毛主席。彭德怀也直白地说过，这封信是想要“刺”毛主席。《彭德怀年谱》记载7月23日谱主与参谋的对话，谱主说：“信中有些问题谈得过火点，我是有感觉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本来可以不提，不过写得重一些，刺一下主席有好处。”
张闻天在后来的检讨中也承认了彭德怀信中的五条“刺”。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了陶铸对张闻天的批评：
【洛甫同志检讨说，彭的信写好后，内容都讲给你听了，并告诉了你信安了五条刺毛泽东同志的“刺”，只是叫你看,你不看，怕犯宗派。】
《彭德怀年谱》也印证了彭德怀将信写好后读给张闻天：
【7月14日……信写好送出前，张闻天又散步进来。向张说已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张看。张说，我不看了。彭说，你怕搞宗派呀!便念给张听。张听了一段，就托故离去。】
早在彭德怀没有写信的前三天，7月11日晚，毛主席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就特别强调“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14日当天，“《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这份《议定记录》“总的精神还是纠‘左’。”“随后会议对这个文件的讨论中，意见较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有的认为成绩讲得不够，有的认为缺点讲得不够。”
可见，对大跃进的认识，在思想上还没有统一，而且分歧很大。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记载：
【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
按照党内惯例，会议分歧过大，就要继续就分歧进行讨论，要举行扩大会议。为此，毛主席在7月16日做出了三个决定：“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
但是《毛泽东传》在此用了“这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的说法。《毛泽东传》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主席就建立了这样的民主办法，对于党的重大会议，除非时间不允许(比如1937年8月洛川会议)，只要有尖锐分歧，就要延长会期，就要举行扩大会议，直到达成一致。
关于分组，也不是什么“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的当天，毛主席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分组的原因，《毛泽东年谱》记载：
【(7月16日)晨六时，就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中说：“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他区，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至于各区省委书记，是否也应有一部分人(例如一半或三分之一)，也照此样，改入他区，以广见闻，请你们酌定，我无定见。是否由你们找各大区区长及中央少数同志，座谈一下，以利决定?谈一个钟头就够了。”】
实际上，重新分组，就是要让参会人员充分了解尖锐的分歧。
毛主席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的当天，《毛泽东年谱》还记载了毛主席建议从北京调陈云来庐山参会：
【(7月16日)晨七时，关于请北京的彭真等来庐山参加会议，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中说：“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主持北京的工作，则由此间调动几位同志回去，或以在京二把手顶住几天。以上请酌。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此点亦请酌。”】
众所周知，陈云对于大跃进是比较保守的，对于高指标是持反对态度的。如果毛主席此时真的有批彭反右的想法，绝不可能让陈云来参加会议。毛主席此时特意提出邀请陈云来参会，目的正是要更好地纠“左”而不是批彭反右。陈云称病未上庐山参加会议。
有一个题外话，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记载了发生在1982年的一件事：
【这里就涉及到陈云为什么会生气一事。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篇和冯文彬商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陈云的秘书王玉清发现之后，送给陈。陈看了就质问胡耀邦，为什么要发表这篇东西。胡耀邦说不知道此事。吴江所说的文章和当时王玉清或者是朱佳木在《理论动态》上看到的文章不是一回事。那篇文章说：有的人平常不说话，小病大养，韬光养晦，一见机会来了，就要说这个那个，指手画脚、提出很重要的意见。这篇文章被王玉清他们一看到之后，就引起警惕，认为这是不是在影射我们的陈老爷子啊？他们把文章送给陈云，陈也感觉到确实有点像在影射自己，这样就引起了注意。执笔写这篇文章的是阮铭。
……陈云同志说：邓力群是个正派人。乔木同志、力群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我们还是要靠他们，不能靠吴江、阮铭那些人。11月9日，陈云同志还在一个材料上批示：“吴江同志是风派人物，不能重用。】(风派：缺乏固定立场与原则，习惯于顺应政治风向、投机取巧、摇摆不定的人——井冈山观心注)
本着“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原则，为了让分歧充分展现、充分讨论，7月16日，毛主席为彭德怀7月14日的来信拟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于十七日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年谱》)
关于毛主席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彭德怀非常不满意，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根据彭德怀1959年写的《庐山笔记》有这样的记载：
【会散了。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事后，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
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将自己对庐山会议的看法写信给中央主席，中央主席难道可以私自将一位政治局委员反映不同意见的信雪藏起来吗?肯定是不允许的。如果将这封信雪藏，那就是压制、害怕反对意见，那才是没有民主的体现，那才是独断专行的体现。
如果毛主席真的将这封信雪藏，刀笔吏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大肆宣扬：毛泽东私自扣押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书。
毛主席将这封反对意见的信印发参会人员，这才是民主的、光明正大的作风。
而实际上，彭德怀已经做好了主席将这封信印发的心理准备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彭德怀事先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信送出去以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
《彭德怀全传》的传记组那就是刀笔吏了，极尽污蔑毛主席之能事：
【彭德怀按照自己对毛泽东的了解，对他那封信的命运作过三种估计：
一、主席看完信找他去谈谈;
二、把信拿到中央常委会上去议一议或作批示后传阅;
三、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参考。
彭德怀的猜测都落空了。毛泽东对他那封信的处理方式，出乎彭德怀和其他许多同志的意料。】
毛主席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参会人员，彭老总是做了心理准备的，又从何而谈是“彭德怀的猜测都落空了”呢?难道毛主席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就是“彭德怀的猜测都落空了”吗?彭老总的信难道不是提出的意见吗?那么，加上一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有什么问题吗?
【下了礼堂门外的台阶走出不远，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委屈与埋怨情绪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7月14日的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在这种场合竟有人用质问的口气来对他讲话（至少他自己认为），这是过去很少有过的。但他情绪上的惊愕也只是暂短的一瞬，接着眉头微微一皱，冷着脸从容回答说：
“你也没有讲不要我印发吧?”
毛泽东的回答，使彭德怀这个不善辞令的“老总”一时语塞，头都要爆炸了。有一种说不出的苦辣滋味直冲心头。他感到毛泽东的这个回答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他没想到他一向敬重的毛主席会作出这样的回答。如果倒退二三十年，在彭德怀血气方刚之时，他一定会同毛泽东大吵起来，甚至骂娘。现在他毕竟成熟多了。他本来还有话要说，还是强咽下去了。正在这时，周恩来派人通知彭德怀去开会，彭德怀忍住一腔怒火，转身向总理住所走去。】
传记组在《彭德怀全传》中将毛主席描绘得如此不堪，甚至不惜加上传记组自己的臆想——（至少他自己认为）、冷着脸从容回答。
传记组不惜将彭德怀描绘成“不善辞令”，以此来反向衬托毛主席的“不是”。
实际上，彭老总从来不是“不善辞令”，恰恰相反，彭老总的言辞从不饶人，骂人更是家常便饭。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载的几个人对彭德怀的评价：
【(周惠：)彭总这个人脾气大，爱骂人，他得罪人很多，不少人都怕他。】
【杨勇说，他8月二日下午才上山。从小参加革命、参加军队，就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对他的思想、工作作风是有意见的。他经常骂人，我在团里工作时，挨过两次骂。他同我们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不骂战士。】
【(刘少奇：)他有异己性，总是有刺，有时候就发牢骚，就骂】
【(林彪：)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你是这么个人。】
单单从这个对比，到底是谁民主呢?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结论。
《彭德怀全传》还有一处造谣：
【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找当时在庐山的几位常委谈了话。他提到彭德怀的信并对常委们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记载，毛主席对这封信“没有做任何评论”：
【彭德怀的信送到毛泽东那里，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年谱》也没有“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任何记载。
《彭德怀全传》所说“毛泽东找当时在庐山的几位常委谈了话”中的“几位常委”，分别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其他常委林彪、邓小平、陈云在7月16日没有上庐山。
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
【7月16日在协作区[1]主任会议上讲话：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一九五六年陈云同志提出三个平衡(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先市场、后基建，略有节余(多数年)，略有赤字(少数年)，这些都需要。】
在《刘少奇年谱》中，根本没有提到毛主席所说的“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相反，主席还强调反对高指标的陈云的正确性，这进一步地证明此时毛主席还是要纠“左”，对彭德怀的信没有什么反对。
另外两名常委朱德、周恩来的年谱中同样没有记载毛主席所说的“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可见传记组写出来的东西可信度能有多少。
就在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的当晚，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提到了现在就是“反冒进”，自己就是“反冒进的司令”。这样可以看出，毛主席是坚定地纠“左”的，并没有因为彭德怀的信而改变纠“左”。
【同日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总的来讲，我们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的估计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偿失，应该承认这一点。二、总的来讲不能泄气，要鼓干劲。当然有一部分气要泄，一部分基建项目要下马，这就要泄气，这部分气非泄不可。三、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四、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刘少奇在会上说：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7月17日，毛主席继续找人谈话，依然强调现在应该反冒进，并且提出“经济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好”。《毛泽东年谱》记载：
【7月17日下午五时，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我讲了现在实际上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头子就是我。他还谈到经济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好。当田家英汇报四川省搞过分密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谈话后共进晚餐，至晚十时结束。】
毛主席提议反对高指标的陈云挂帅经济工作，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是在纠“左”。
由此可见，彭德怀的信虽然是针对毛主席的，要“刺”一下毛主席，但是毛主席并没有因此而反对这封信，反而强调“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
由此可见，认为毛主席是因为彭德怀的信而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是捕风捉影——实际上风也没有，影也没有，完全是凭空捏造、造谣污蔑。(到底是什么原因，详见后文)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记载的田家英的内容，也证明了毛主席还是要纠“左”：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泽东这时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还说过要印发《阿Q正传》的话，意即要启发大家，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
7月19日，毛主席批示将天津的一份否定大跃进的材料印发给参会人员。《毛泽东年谱》记载：
【7月19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五期刊载的《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的材料，将题目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这个材料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干部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些看法：一、否定去年大跃进。认为工业上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农业上粮食不够吃，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党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二、工业跃进了，农业没跃进。认为“工农业没有并举”，国家“重视工业，轻视农业”。三、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跃进。特别是对“以钢为纲”的方针有看法，认为炼钢算政治账可以，算经济账就不行了，其害处是：影响了秋收，影响了工业生产，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四、认为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毛主席将这份材料的原标题《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的材料，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这说明了毛主席还是要纠“左”，尽可能地不给这份材料带来压力，尽可能地让参会人员更好地研究、学习这份材料。如果毛主席对这份材料持否定意见，毛主席就不会修改标题，而是要在批语中加以批判了。因此，这再一次证明毛主席是要纠“左”的。
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在各小组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记载：
【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记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
“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这句话，充分地证明了彭德怀对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真实态度。
读者朋友们可以想一想，什么情况才能让红军来?红军来处理的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任务是什么?——推翻、消灭各路反动派。
这些争论，最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如何看待成绩与缺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强调的是缺点，只是抽象地肯定成绩;另外一些人比如柯庆施、曾希圣、李井泉等人强调成绩要大于缺点。
反对彭德怀的信的人不否认浮夸风等错误，但是强调现在已经在纠正了，目前已经不是主要问题。
核心在于对大跃进的认识——成绩是主流还是错误是主流?归根结底是肯定大跃进还是否定大跃进。
《黄克诚自述》记载了他与谭震林对彭德怀的信的尖锐分歧：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也记载了这两种不同意见：
赞同彭德怀的信的意见：
【赵尔陆(一机部部长)和陶鲁笳(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都在第四组，他们21日的发言，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
【贾拓夫(在第三组)也觉得彭德怀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总的精神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
【胡乔木、周小舟和我的发言，是很支持彭德怀的信的】
【还有万毅等人的发言也是基本同意彭德怀信的内容和精神的】
反对彭德怀的信的意见：
【欧阳钦任组长的第六组……也有人说，目前主要不是浮夸风，而是“指标越低越落实”的泄气思想。谷牧、戎子和、邓洁的系统发言，都一致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说够，同时缺点也要说透。不要隐瞒缺点，但也不要把一个指头(一个指头代表的是缺点、错误——井冈山观心注)说得又大又粗。】
【从18日到21日，第三组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不同意见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
【陈正人不同意信中“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一点。他认为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只有小部分地区紧张，市场情况也是如此。而且，紧张情况正在逐步好转。好的现象多，坏的少。虚夸现象过去是存在的，现在已大力改进了。现在的问题是另一方面的，即发生瞒产现象。】
【程子华认为“认识过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许多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并非认识过迟。“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这种估计，实际否定了农业大跃进的成就。也不能把工业、商业上的缺点，都推到农业上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说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可是总路线三句话，”15年赶上英国“，以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等，都是推动大跃进的动力;广大群众要求很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党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也不符合实际。去年群众路线有了很大发展，商业战线也搞起了群众运动。”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这种说法不恰当。就是对食堂不满意的，也只是少数人。对全民炼钢估计上，结论是”有失有得“，也不恰当。发生一些缺点，有的不可避免，有的由于没有经验。最重要的是，因此取得了宝贵经验，不能把得、失并列相看。】
【贺龙认为，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鄂西苏区，被承认为党员的只有关向应、卢冬生、夏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这就是毛泽东23日讲话中，关于“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由来。】
【余秋里的发言中，也对彭德怀的信提了两点不同意见：第一，说“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浮夸作风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点是有的，不能说是吹遍各地区各部门。同时，成绩的确很大，并不是谁瞎吹。对于吹，要有分析。第二，“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不能这样说。我们有缺点错误，群众固然有意见，但是群众也的确承认我们去年的成绩了不起，群众是高兴的。】
【柯庆施17日的发言，根本没有对彭德怀的信正面提任何意见。就得失关系，只是说，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说1959年华东428万吨生铁任务，就是要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洋群”设备完成的。群众对缺点的意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正如上海工人说的：“只要向我们说清楚，我们哪里是要捣国家的蛋。”“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的。”说农村粮食真正紧一点的是山东济宁，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他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紧张，都已作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的关系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了不得。】
【在柯庆施这个组的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的信中的观点。……张仲良举了甘肃的例子，说1957年甘肃铁一吨不产，去年钢就炼了5万多吨，建设了一批小高炉，培训了四万多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样既炼了铁，又炼了人，不花点学费，是办不到的。他说，这些成绩没有去年的大跃进，没有去年的群众运动，是办不到的，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了时间，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失有得”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
【22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作了长篇发言。……陶铸确实是一个痛快人，心口如一：“我们在下面做工作，脑子确有点热，因此，出一点乱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不同意不让讲缺点和有压力的看法：“事实上，不仅在中央的会议上我们不怕讲缺点，就是万人大会要我们脱掉裤子，狠狠地打自己的屁股，我们也干过了。”他说，搞运动开始时是要一点“压力”的，运动起来后，就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省一级领导在制定政策、措施时，要因地制宜，严格遵守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还要认真读点书，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并能运用它。农业要发展，主要靠机械化;逐步改善农民生活，搞平均主义是不行的。这次会议总结经验很重要，是在肯定伟大成绩的基础上来总结。“如果中央和省的主要领导干部看法表面一致，实际上有分歧，对下面影响就大了。下面在等待庐山会议出‘安民布告’。”最后，他谈了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党内应该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讳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里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的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就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是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我们并未纠正，因此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左’。这样就会把事情搞坏。虽然大家忧国忧民来提出问题，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
【在陶铸发言的同时，王任重在第四组也作了发言。他同意赵尔陆的意见，对自己犯的错误沉重一点，可以多想点问题。……他说，无论是总结经验、说透缺点或调整比例，都不能把冲天干劲减少。湖北省委接受去年“说大话，吃大亏”的教训，提出“立大志，建大业”的口号，仍然需要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关于“左”和右的问题，在执行总路线当中发生的某些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如刮“共产风”，是带有政治性的，是“左”的。
但不能一般化地讲“不‘左’则右”。计划或高一点或低一点，任何时候总是有的，所以一般的计划不准，不能认为是“左”或是右的问题。在经济建设中，究竟是“左”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的危险是主要的？从长期看来，主要的障碍可能还是右倾保守。王任重表示不能同意在经济建设中纠正“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的说法。关于“得不偿失”的问题，王任重说，“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大跃进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总的说来，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从1958年造成了大跃进的局面的历史意义来说，缺点错误则不成比例。一个指头的问题今后还会有的，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
面对引起的争论，彭德怀在7月19日对这封信做了解释。《毛泽东传》记载：
【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7月20日早上，毛主席还是站在“反冒进”的“右派”立场，认为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并且要让那些不愿意听反对意见的人多听听反对意见。《毛泽东年谱》记载了毛主席的这次谈话：
【7月20日晨，在庐山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发言，全面肯定了彭德怀的信，说：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与彭德怀一样，都强调了大跃进的正确、强调了大跃进的成绩，包括周惠、李锐在内都是如此。但这是真心话?还是叠甲?
张闻天与彭德怀去世得早，我们无法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但是《张闻天年谱》记载，张闻天不认为包产到户是两条路线的问题，而是经营管理的问题：
【7月9日 写笔记《包产到户问题值得研究》，认为“这是一个经营管理问题，劳动组织问题，不是两条道路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李锐极力诋毁毛主席、极力否定大跃进;文革结束后，周惠出任内蒙古党委书记，他是否定大跃进、极力推进包产到户的。权延赤所著的《龙困与微行》中这样记载：
【“哎，华主席，提起大跃进，你还是偏左的啊。”周惠略显沙哑的声音将华国锋从昔日的热烈中唤回。
……华国锋笑出声，连连点头。
对于“大跃进”，两人虽然讲话有区别，却明显都持了否定态度。只是周惠直露尖锐些，华国锋把握分寸紧些】
【(周惠：)大跃进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不顾客观事实，强行超越阶段，得到的只能是破坏和倒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哎，乔木同志。”周惠招呼，“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是你起草，搞得怎么样了?”
“有什么事?”胡乔木不无警惕地望一眼周惠，知道这位老弟喜欢出格，最近更没少放炮。
“小平同志的发言很精彩，有句话应该写入纪要里去呀。”
“哪句话?”
“边远山区、贫困地区能不能写上包产到户……”
“不行不行。”胡乔木摇头，“你想得太简单了。”
“哎，小平同志都讲了……”
“在哪里讲?在中央会议上。要是写到文件上，就不光是边远贫困地区了，那就要全国席卷了。”
“只要老百姓愿意，那就席卷嘛，有啥不好?”
胡乔木仍是摇头：“我告诉你，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能写，这句话上文件，那就决堤了。”
……
新华社负责人曾把整理出来的文件递给了周惠：“喂，你先看看吧。”
周惠抓过文件，朝床铺上一躺，便迫不及待地翻阅，目光匆匆地扫过字里行间。从头到尾看两遍，一股火气按捺不住，将胳膊一抡，文件被扔在地板上。
“你们把最精彩的东西弄没了！”周惠从床上跳起身，他没有找到“包产到户”四个字，失望之情流于词色，“你们摇笔杆子的不写，我们干事的用行动写！”】
【我来内蒙已经跑了十几个旗县，几十个公社。老百姓穷得可怕呀!大队管不了，公社管不了，我也管不了，我看国家也管不了。谁能管?别人谁也管不了，只有农民自己能管了。我就是这个观点：放手让农民去自谋生路!我走一路，讲了一路：包产到户。】
历史不会骗人。
1959年庐山会议，周惠、李锐等人，到底是叠甲还是真心拥护三面红旗，还是由读者朋友们自己去判断。
东方直心老师著的《毛泽东大传》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1959年7月21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举行汇报会。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一周前那种轻松了，也没有3天前决定印发《阿Q正传》时那样坦然了。在庐山会议与会者中，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刘澜涛、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起而反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外，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站在了彭德怀的对立面。而且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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