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本文作者研究的保存至今的S厂厂房
作者在经典劳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人阶级下岗潮中的转轨问题，尤其是在比较不同研究范式（如波兰尼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参照东欧和苏联的经验，尝试分析了国内S厂这一案例与这些外部经验的适用性。
编辑部认为，文章直接谈论S厂的部分可能有所欠缺，并且在后半部分夹杂着其他研究的其他案例。因此，本篇文章应尝试加入更多S厂资料，减去一些联系不强的二手研究。以文章中重点研究的转轨中的抗争模式为例，S厂的“蜂窝”似乎并未被提及，如果这样，本研究在此的意义就打折扣。与之类似，布洛维研究的匈牙利情况与S厂之间的同构之处，在本文中似乎也是浮泛的。
然而，考虑到本文是作者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对身边的国营工厂展开研究的一次尝试，因而即便在资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本文仍然尽可能为我们了解“转轨问题”开辟了重要的视野。
文| 忍冬青
按| 叁零柒计划编辑部
排版| Ivan
引入
从90年代国营企业经营不善进而引发规模下岗和铁锈带城市形成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当下大下岗正在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反映在贾樟柯等人的文艺作品中，意味着萧条和跌宕。但如果仅仅把90年代的大下岗事件变成文化上的伤痛和集体记忆的符号，又是不足的，我们应当更加深入的去分析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如果忽视国格形式上的稳定，那么在1990年代的北方发生的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似的动荡。
在劳工社会学家沈原的《市场、阶级和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一书中探讨了两种工人阶级形成的分析范式，第一种是马克思式分析，适用于探究农民工群体的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发展， 第二种是波兰尼的分析范式，波兰尼围绕市场和社会的论证适合于对国营企业工人转变为私营企业工人的过程进行分析。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奠定了波兰尼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在市场化的进展过程中，存在双向运动。 一个方向是市场的力量试图脱嵌于社会，把一切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商品化，而另外一个方向是社会自发的保护性运动，用来抵御市场的冲击。
在波兰尼的分析框架中，阶级是后发现象，阶级诞生于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在工人对抗市场化的过程中，阶级才开始形成。波兰尼将阶级视作后发现象的理论框架适用于大下岗和国企改革时期的工人群体研究，在90年代之前的漫长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处于一种模糊的地位。 一方面，名义上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在国营企业中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来行使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最终被制度化在1994年出台的《劳动法》中，在《劳动法》第八条中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 ”而在另外一方面企业中的规章制度和以厂长为首的官僚科层制仍然将工人束缚在体系之中。在李怀印的著作"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 (《被束缚的主人翁》)中对这一转变时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怀印认为从1980年代的厂长承包责任制到1990年代的工人转为合同制和国企倒闭见证了国营企业中关系平衡的颠覆，国营企业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被愈发简化为老板和雇员的关系。
在1990年代国营企业剧烈转轨，不仅仅在经济制度上由全民所有制转变为私有制或者是股份制公司，还在劳动关系上由终身雇佣制和接班制转轨为合同工制(国营企业的劳动合同制度在1986年被引入)和非正式雇佣制。造成这种转轨的因素无疑是复杂的，既包括原来国营企业的经营不善、国家经济整顿和市场化改革（尤其以1997年的国企改革与脱困目标的设定为关键）、还涉及到国营企业中干群关系的转变。在《西厂劳工》这本书中就探讨了干群关系在改革过程中如何演变以及其如何影响企业中的改制，游正林在书中分析道在1985年到1992年的改革中，领导干部的地位逐渐上升，而职工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打破铁饭碗和职工下岗更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走向激化。在李锦峰的《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以发生在改制风波末期的2009年通钢事件为例分析了波兰尼式的产业抗争，在市场化过程中工人被迫丧失了保障乃至于稳定的工作，企业命令他们自寻出路，而集体行动也在这一时段油然而生。
如果仅仅依靠文献或者数据资料分析90年代的国企改制和大下岗以及市场化进程中的工人阶级形成，那必将是不够直观的，笔者将以所熟悉的一家中部地区国营企业S厂为例探讨这一复杂的变迁过程。笔者在下文中将发生在S厂中的衰退和本地另一家工厂H进行比较，分析国营企业衰退与计划和市场间的关系。同时笔者还倾向于探索发生在中部地区的职工下岗和发生在东北的下岗以及发生在东欧的下岗和工人阶级转轨的区别。
S厂的辉煌过去
美国劳工社会学家布洛维在《辉煌的过去》 一书的开头预见了苏联社会的命运：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道与宇航员广场的交汇处，曾矗立着一个巨大的永久性标语：共产主义万岁——全人类的辉煌未来!然而不久之后，这里却沦为被主流社会遗弃者的聚集地，随后隐秘的亵渎也开始了，标语的合金字母被拆卸并变卖，鸽子则用它们的粪便为残存的部分镀上一层灰白的装饰。”对于未来的向往不仅仅发生在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同样存在于北方的前国营企业和其周边的社区，在国营企业S厂破产清算二十年后，其破旧的厂房被稍经改造变成了一个影视旅游基地，颇为讽刺的，在怀旧风的影视旅游基地中仍然张贴着追求共产主义的仿旧标语，似乎在暗示着S厂的辉煌的过去。
S厂原本是华东地区的钟表制造工厂，在1960年初中苏交恶和冷战背景下， S厂被向内迁移到中部地区。在早期， S厂中包含军品车间和民品车间，其承担着来自军队的订单，包括给海上舰艇制造精密航海仪表。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时候所用的计时仪表就来自于S厂的军品车间。在鼎盛时期S厂拥有一千六七百名员工，占地440亩，工厂内部设有办公楼、普通职工楼、单身宿舍楼、干部楼、专家楼、食堂、理发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在1990年代国企改革之前， S厂以及其附近的配套设施构成了一个微型社会， S厂附近有配套的消防站，电影院和游泳池，而这在当时的中部地区仍然是少见的。而在90年代之前，中等职业院校并非像今天那样被污名化，对于当时的学生，进入中等职业院校是要困难于进入普通高中的。究其根源，是因为统合主义的教育模式仍然在勉强运转，中等职业院校毕业后会包分配为工厂车间中的技术工人。但国营企业也仍然保留有选择权，对于规模较大营业利润较高的国营企业有权在毕业的学生中选择成绩更高能力更强的学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接班制度，接班制规定国营企业的职工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将岗位递交给其子女，即使其子女不具备能满足该岗位的能力。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80年代，成为一名国营企业中的正式工人意味着享有稳定的工资和保障，在80年代仍然实行八级工资制度， 一级工资是33元，而八级工资是99元，在社会保障层面， 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所有劳动保险费用全部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工人无需缴纳。在企业中的产业工会承担着给职工安排福利和疗养的责任。
1980年代的仪表厂军品车间
国企改革前后的S厂
在1980年代中期后，冷战的危险消退，伴随着军队裁撤和国际局势的缓解， S厂的军品车间逐渐收缩，其中的工人转到民品车间中工作。 S厂曾经拥有一款畅销的XX牌民用手表， XX牌民用手表在80年代初计划经济体系内已经被列入了轻奢侈品的行列， 一枚XX手表就售价高达70元，几乎是一个熟练工人一月的工资。由于计划体制下，工厂每月的产量都有地方计划委员会限定的额度， XX手表在80年代中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传闻经常有人在厂区销售部门口排队购买手表，在一些更极端的情况下，需要托关系才能购买到XX手表。
在进入90年代尤其是94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前后， S厂面临着严重的生产和销售危机。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伴随着国门开放，海外进口的手表和在内地外资企业中生产的手表具有更好的性能和更新颖的种类(如电子手 表)。第二，在90年代初价格双轨制仍然盛行的时期， S厂在和外资企业竞争的时候有着更沉重的负担，其生产数量和价格仍然受到地方计划委员会的控制。第三，相比于外资企业， S厂中面临着生产机床老化和生产技术落后的问题。
第四， S厂中面临着人员机构臃肿和关系招工的困境。
在该中部城市有着另外一家和S厂相似的手表制造厂H厂， H厂从一开始就是一家民用手表制造工厂，其也由华东支援中部的工人和工程师建立。从1967年到1988年， H厂成为了该中部城市知名的手表企业，实现了总产值10.2亿元，累计实现利税4.7亿元。 H厂应对外资或私营企业和更新的种类电子手表更加主动，早在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 H厂就派人前往深圳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深圳生产制造的电子手表比机械手表更加精准，维修更加便利且成本仅仅为机械手表的三分之一。在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尽管电子手表的核心机芯也仍然掌握在日本企业中，但是特区具备优良的进口出口优惠和低税收条件并支持私营经济和个体户的发展。 以 “ 三来一补 ”( 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料制造和补偿贸易 )起家的深圳电子工业从1978年就拉开迅速崛起的序幕。
1980年代初的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园
在深圳经济特区进行组装测试的私营加工厂中，从农村前来的工人不享有劳动保障，超长工时和购买零件并组装的简易工序催生了较高的产量。 一名工人无需车间和设备就能在一天中加班加点组装出四百只计时更加精准的电子手表。在彼时的深圳已经发展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内地仍然困于计划经济，在价格双轨制和深圳内销受限制的背景下，电子手表走私大规模发展。在一篇有关H厂的回忆文章中指出，在1980年代初， H厂的工人们甚至就开始佩戴起了走私而来的深圳电子手表。
作为对照研究的H工厂的机械手表产品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1980年代，电子技术研发和机械技术研发尚且还归属于不同的国家部门，H厂在被束缚限制的计划经济时代想要独自开展追赶十分困难。当H厂在1997年终于下定决心批量从日本企业中购买电子手表机芯并进行组装的时候已经无法挽回，不管是其机械手表还是电子手表都难以占据市场份额进而取得盈利。在2002年H厂以负债1.28亿元被迫宣布破产。
S厂的应对比H厂更受局限，因为其还经历了军品车间向民品车间转换的过程，由于国企无法裁撤员工， S厂还需要扩建厂房和产线以容纳转业过来的军品车间职工。在前述的种种困境和限制之下， S厂的负债逐渐增加。到了1996年的时候，在S厂中有职工1435人，其中在职1099人，离退休336人，企业总资产11386万元，总负债15638万元。资不抵债的局面预示了S厂走向企业改制和职工下岗的未来。在1996年后企业被迫开始大规模职工下岗并开启国企改革，到 2004年正式宣告破产， S厂仍然以某种形式延续到了今天， S厂通过剥离所有的亏损产线并保留若干高精尖研发团队，最终走向只拥有几十名员工(由爱爱企查看到的社保缴纳人数得知)的小型研发企业，企业形式是有限责任制公司。
笔者曾听闻在1988年进入S厂的工人A回忆下岗前后产线的变动， A在中等职业院校毕业后参加了S厂的面试并被择优录取为S厂的一线技工。在当时的S厂中，尽管国企中劳动合同制度已经从1986年对新入职的工人开始实行，但是入职S厂仍然被视为“进入了大厂” ，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形象仍然广泛的存在于工人心中。S厂中几乎严格的实行了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如果遇到需要加班的情况，额外的加班费用也会正常发放。
A回忆道，在他刚刚入职两年后， S厂的产线和销售就发生了问题，起先是生产的产品不良率不断增加，而且面临着和港资台资和华南地区私营企业产品竞争失利的困境。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 S厂中的产线仍然在运转，但在1996年大规模职工下岗的前几个月工资就已经发不出来了，企业的解决办法居然是以产线的产品代替工资进行发放。工人A还回忆道，车间存续最后时间段所生产的手表大部分都存在机械故障， 一线工人们早已心不在焉，发放的用于充当工资的手表最终一块也没能转卖出去。
在S厂存续的末期，工人和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冲突逐渐激化。在文章《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研究——一个案例厂的六十年变迁》中对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会议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在市场化改革前后，职代会的代表性不断收缩以至于在文中案例工厂的普通工人会反感职代会。 国企改革完成之后，企业中发挥关键协商作用的三大会议从党代会，工会，职代会变成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在90年代中期之后，职代会逐渐走向程式化：总经理、工会主席、经审委以及党委书记做报告，然后要求围绕这些报告进行讨论。 S厂中所召开的最后一次职工代表会议正式像这样的高度程式化的会议，在这场会议上宣布了企业破产的管理层决定。
在改革历程中，职代会构成逐渐走向科层化，图片来源：《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研究》
在企业改制重组和职工下岗的过程中，虽然中部地区的状况不像东北铁锈带那样恶劣，但在遇到下岗的时候职工仍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S厂原来的职工A回忆在下岗的时候，经过协调职工的工龄被买断。企业通过支付一笔补偿金彻底终结职工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但是问题在于买断工龄也终结了员工的社保缴纳机会。S厂的下岗职工承受着社保欠缴和工资拖欠的劳动困境，并且在当时的中部地区再次寻找一份工作仍然是困难的。职工A在下岗后的一段时间内尝试找了多份工作，但再也没有找到能够施展他在中等职业院校学到的机械加工技能的机会了。
在《西厂劳工》这本书中探讨了国营企业中的内部工会，到了90年代国企大下岗前夕，国企中的工会已经处于“有职无权办事难，身不由己说话难，职责不清工作难”的状态了。游正林写道，在这种状态下，企业工会工作人员往往只能“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布置会场，迎来送往”。在80年代初，国营企业中的工会还有能力开展产线劳动竞赛，即使这是一种变相的“赶工游戏” (布洛维语)，但到了当下，企业工会只剩下了开办若干成员参与的劳动技能练兵大赛的能力。企业工会被架空的影响是企业职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无法找到工会主席解决问题，因此久而久之企业职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选择直接绕过工会自行解决。因此在96年职工大规模下岗且职工承受劳动困境的时候，职工选择了独自开展集体行动。
波兰尼式的产业抗争在这一时刻变成了现实。职工A也参与了96年的集体行动，具体的行动方式是下岗职工组成人墙隔绝马路和在地方zf门口静坐，而集体行动的结果如何笔者未能得知，或许在当时地方zf手中承揽的破产国营企业已经以几十计，拖欠的薪资和断绝的社会保障最终变成了历史的烂账。下岗的余波首先影响到了下岗职工的家庭，根据笔者所了解到的，在90年代末的公办中学中会专门统计下岗职工的子女定向发予贫困补贴，如果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方都是下岗职工，那么这往往意味着家庭内温饱都难以满足。规模的下岗还进一步促成了铁锈地区的形成，即便在该中部地区城市的下岗不像东北地区那么激烈，但是去产业化和人口空心化仍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美国铁锈带地区，去产业化和大规模的失业助长了社区犯罪，而在该中部城市，自90年代到2010年代初，社会治安也在急剧恶化，偷盗抢劫频发，不少失业人口走向了依靠地下灰色产业和黑恶组织为生。
中部地区的集体行动烈度是要注定小于东北铁锈带地区的，在东北地区可供选择的替代岗位更少，并且职工面临着更加困难的生存条件，因此余婉婷母亲贪污下岗东北职工冬季取暖费用的事件才会如此引人注目。 仅仅在辽宁省铁锈带，从2000年到2002年就发生了9559起群体性事件，有超过83万人参与其中。抗争最终的结果是被“胡萝卜加大棒”的治理方式解决， 一方面带头的工人被逮捕，另外一方面地方企业干部和地方政府相关领导也会被调查处理。
东欧地区的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和集体行动发生在更加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集体行动不仅仅发生在零散的工厂中，而且还走向了联合，进而拥有了通向更深刻变革的力量，即使这种变革并没有走向进步的工联主义。 在美国劳工社会学家布洛维的“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辉煌的过去：匈牙利通往资本主义路途中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中以布洛维所工作过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班基工厂和列宁钢铁厂为依据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劳动过程。
布洛维研究了匈牙利在私有化过程中的详细进展，对于布洛维所工作的列宁钢铁厂，私有化进程起源于企业长期的亏损，亏损原因包括原材料进口价格不断上涨，设备老化和人员严重超编。列宁钢铁厂的改革策略包括向西欧企业出售股份，精简人员并把部分员工转为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将部分股权出售给工人以平息工人的怒火。
在《辉煌的过去》中布洛维还特别的探讨了发生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中的团结工会运动，布洛维乐观的将其视作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革命。在1980年，由于对长期经济衰退和消费品匮乏的不满，在波兰但格斯克的造船厂中发生了工人罢工，建立了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在当时的波兰，由于长期执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和限制自由结社，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断开，而工人之间又呈现出原子化的态势。就像具海根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所研究的，波兰团结工会被迫把天主教会视作发展和扩张的重要路径。尽管在1989年的苏东剧变时期，团结工会依靠民粹宣传和教会的动员力量当选为波兰民主化后的第一届执政党，但在瓦文萨时期仍然难以广泛的捍卫工人权利，团结工会演变为了一个右翼民粹政党。
总结
综上所述，在波兰尼意义上的市场和社会双向运动的框架视角下，1990年代的大下岗是中国市场化转型中最剧烈的一次社会去保护过程。S厂的案例表明，市场力量对社会的脱嵌并非抽象趋势，而是通过工龄买断、社保欠缴、职代会虚化、新三会代替老三会等具体制度操作完成的。工人虽然发起了波兰尼式的自我保护抗争，但在铁锈带地区，这种抗争更多呈现为蜂窝式碎片化状态，未能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形成跨厂联合。这一历史过程的遗产，不仅在于制造了数千万下岗职工及其家庭的经济困境，更在于它深刻地重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与行动可能性——从主人翁到朝不保夕的私营企业工人的转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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