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俄国的生活与恐怖》第二章(上)第二章 斯大林主义下的紧张政策与时局 1934—1937 上半部分
但在公众视线之外，中央委员会内部正在发生着可怕变化。在1936年12月召开的另一次全会上，叶若夫再次成为焦点，发起了一系列新的涉及更多前反对派领导人的戏剧性指控。在8月的审判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到了一个恐怖分子的“平行中心”，这个中心存在于季诺维也夫派—托洛茨基派集团的“基本中心”之外，后备小组内有皮达可夫、拉狄克、前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和前中央委员会书记Л.П.谢列布里亚科夫，他们都曾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叶若夫告诉中央委员会，这些现在被逮捕的人证实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前提供的信息。后备成员的任务是如果基本中心的成员被发现就为其提供替补。但皮达可夫甚至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逮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破坏工作，他比季诺维也夫派中心更有效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他获得了更多的政府信任还与地方势力有更多的联系。这时贝利亚插话道：“还有外国联系。”叶若夫继续他的讲话，指出已有超过400名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乌克兰被逮捕。在他引用的其他例子中，还在西西伯利亚发现了120多人、在亚速海—黑海地区发现200多人、在格鲁吉亚发现约300人和在列宁格勒发现400人。[89]
皮达可夫“承认”1931年春天他在德国见过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谢多夫向他传达了关于苏联恐怖活动的指示。据叶若夫说，皮达可夫在被捕后告诉警察：“我，不幸的是，同意了。”此处速记记录记录了“大厅里的噪音和骚动”。贝利亚再次打断道：“混蛋!”叶若夫回应道：“比混蛋还混蛋。”
他继续说道，皮达可夫随后通过他的托派朋友建立了恐怖组织，但还没有给他们下达行动命令，直到1935—1936年才下达，“更准确地说是在1936年初，”此后这些组织试图暗杀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还有一个计划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毒杀所有政府领导人。“同志们，你们明白，”叶若夫继续说道，“我在这里只谈论[被捕者]直接证词中的那些事实和已经确认的事实。”他不祥地宣布：“我认为我们还有许多许多未被发现的案件。”
然后他读了一些囚犯陈述的摘录，他们在其中承认军工厂和铁路上制造事故。在托洛茨基分子和一个从事生物学的白卫军组织之间发现了一个直接联系。索科利尼科夫承认，对于所有这些“小团体”来说，柳廷报告“本质上是可以接受的方案”。索科利尼科夫将所有恐怖活动都与拉狄克和前政治局委员、工会主席米哈伊尔·托姆斯基联系在一起。
此时他与布哈林的联系开始浮现，托姆斯基曾是1928—1929年反对强制集体化的“右派反对派”伙伴们的一员。叶若夫表示，季诺维也夫在庭前证词中也提到了右派;加米涅夫在审判中也提到了右派。叶若夫宣布，四位右派领导人，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和乌格拉诺夫都知道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集团并“完全赞同其目标”。这时，作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出席的布哈林要求发言;他的请求被忽视了。
叶若夫继续说，其他来源已证实了关于右派知晓恐怖计划的证词。特别是Л.С.索斯诺夫斯基，20世纪20年代的托洛茨基追随者，后来在布哈林手下担任《消息报》记者，告诉内务人民委员部他的上司已经接受了柳廷纲领。另外三名前反对派作证说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另外两个人组成的右派中心决定转向恐怖主义，叶若夫和政治局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随后让李可夫和布哈林与其他右派分子对质;这两位斯大林主义的亲信“毫不怀疑”这两名嫌疑人“被告知了托洛茨基分子转向恐怖主义的决定并对此表示同情。”这句话显然根本不是证据，但它符合会议的氛围。
在涉足布哈林的回答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其他中央委员此刻的心理状态。首先，他们真正知道什么?答案是，少得可怜：布哈林、李可夫和叶若夫提到的所有其他人都曾在某个时候是反对派;还有那份包含对斯大林恶毒指控的柳廷报告;基洛夫死于暗杀者的子弹;最后，苏联工业中的意外事故数量极高。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威胁重重的国际背景下，外国列强希望苏联遭受不幸。现在，尼古拉·叶若夫，很可能是一个声誉良好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控。
如果要得出叶若夫在撒谎的结论，出席了1936年12月全体会议的人们就得进行几次心理斗争。他们不得不得推断警方收集的证词是假的，这只能意味着那些被捕的人，都曾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多年的人，遭到了酷刑，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先例表明会对在被逮捕之前一直保持良好状态的党员进行酷刑。如果真的发生了酷刑，那么斯大林一定知道这件事。但他为什么要授权使用物理手段并安排“供词”呢?一般理论认为他想要完全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中央委员会的记录没有表明此事或整个党内存在对他的严重抵抗，除了前反对派。这种情绪最近一次出现是在三年前的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以，任何认为斯大林需要严刑逼供才能从被捕者那里获得供词的人也必须认为斯大林疯了;但他确实带领党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至少从工业发展角度来看是这样，而且主要的国内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因此按照当时苏联的标准与条件，若想从叶若夫的报告中找出破绽，就必须将这位显然能干的领导人定为疯子。而且打击前反对派与1936年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几乎没有关系，他们从未反对过斯大林。所以皮达可夫、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布哈林和其他人的案例并不表明斯大林心中有对党进行更广泛攻击的想法。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接受最高领导层所说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心理上既更安全也更合乎逻辑，并且谁能确定这些供词是假的呢?
事实上，不仅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就连布哈林也接受了针对许多其他人的指控，尽管当然不包括针对他们自己的指控。在叶若夫提出指控的同一天，布哈林试图在当他被允许向中央委员会发言时按照斯大林的规则为自己辩护。这位前右派和“党的宠儿”，正如列宁所称，以一种他个人独有的方式开始发言：“同志们，对我来说发言异常艰难，因为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你们面前发言。”他敦促全党提高警惕并帮助“相关机构”，也就是警察，消灭“那个忙于进行破坏行为的混蛋”。他说他很高兴这一切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之前就浮出水面。“现在我们可以赢了。”[90]
此时贝利亚突然插话讥讽道：“您[用亲近称谓ты称呼，这种用法除非是对挚友使用，否则带有轻蔑意味]不如老实交代您在这件事里的参与程度，说清楚您当时到底在干什么。”
布哈林回答说：“一切都是谎言。”在8月审判期间与索科利尼科夫会面后，斯大林的助手卡冈诺维奇告诉布哈林，领导层认为他与恐怖主义事件无关，随后检察院通知他对他活动的调查已经结束。卡冈诺维奇打断说那个决定是司法性的，但现在这件事是政治性的。显然，在这个袋鼠法庭(译者注：kangaroo court，指私设的、无视或滥用法律原则与公正进行审判的法庭。)上证据标准将会放宽。
布哈林此刻采用了一种略显悲伤的语气，回应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打断我。”他否认与索科利尼科夫或记者索斯诺夫斯基进行过政治对话，他声称从未读过柳廷报告，诚然，在1928—1929年间他“进行了反对派的反党斗争。”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他“对纲领或[特定的政治]目标都没有丝毫概念。”他悲哀地问道：“你真的认为我是那样的人吗?你真的认为在我入党30年之后，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还能与这些阴谋颠覆者、这些破坏分子和这些无赖有任何共同之处吗?这简直疯了。”
莫洛托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一生都在党内。”
布哈林：“……这里很多人都了解我。”
贝利亚：“很难了解一个人的灵魂……”
布哈林：“为什么他们[破坏分子]不从另一端伤害党，毁掉许多诚实的人并让他们落入圈套?告诉我，为什么?(大厅里的骚动，噪音)……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其他人的证词]，如何为自己辩护?在这里还能找到什么辩护余地?”
他的具体反击力度很弱。他告诉中央委员会自己曾拜访过著名科学家伊万·巴甫洛夫，这位没有移民的老学者曾公开批评苏维埃的政策。布哈林回忆说他曾说服巴甫洛夫相信政府的纲领是好的，然而，布哈林无奈地指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与巴甫洛夫的谈话，巴甫洛夫已于1936年去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与在国外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类似谈话。布哈林有些语无伦次地问：“如果我是个破坏分子，如果我憎恨我实际上深爱的斯大林同志，如果我憎恨我实际上敬爱的党的领导，如果我早些时候[1928—1929年]大力抨击我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的话，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生命对我来说并不珍贵，我厌倦了这一切，但政治荣誉不容玷污!(大厅里一阵骚动，怀疑的笑声)”布哈林承认自己曾坦率地与卡尔·拉狄克交谈，并且同意拉狄克是叛徒。他又一次悲伤地承认，他之所以与拉狄克交谈，只是因为他，布哈林，完全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人“会被吸引到任何温暖的地方。”
当斯大林问布哈林为什么人们会对他撒谎时，布哈林回答说他不知道。布哈林承认确实存在一个右派中心，而如果这是斯大林虚构的产物，那他就没有必要这么说。但是，布哈林继续说他已经多年没有见过该中心的关键成员，也不认识一个叫雅科夫列夫的人。关于后者，布哈林说他已经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那个人的反党言论。托姆斯基从未向他提及过与季诺维也夫的任何联系。“我处于一个愚蠢的境地，”他抱怨道，这时台下传来一个声音应和道：“确实!”布哈林最后说：“要么我绝对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要么其他一切都不成立。”
他的辩护尝试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帮助，反而可能加强了斯大林对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控制。布哈林除了谴责雅科夫列夫外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但这可能被解读为障眼法。与巴甫洛夫和罗兰谈话的说法毫无价值，布哈林真正依靠的只是他在党的长期工作和个人荣誉;他请求人们相信他的诚实而非众多其他人的证词。他自己还表示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曾反对针对农民施加压力。但到1936年，似乎无论这政策正确与否，最终以集体化为标志，都使工业化得以起步。
同样，要接受布哈林的话就要求任何听众都拒绝斯大林并把他往最坏的方面想。但布哈林接受了叶若夫所说的要点，特别是包括寻找敌人的必要性。布哈林承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的破坏行为;他承认存在一个右派反对派中心，而他一直是右派的明确领导人。对他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亲密同事托姆斯基宁愿自杀也不愿面对针对他的指控，这似乎很糟糕。即使有怀疑，布哈林也不能公开声称酷刑被用来收集证词，这样的断言将会质疑斯大林的领导权，更广泛地说，将会质疑整个苏联体制，显然布哈林的听众无法接受这个想法。所以正如他所说，他陷入了一个“愚蠢的处境”。不幸的是，看起来他才是那个愚蠢的人，甚至更糟。
斯大林接着发表了讲话，但现有记录只提到没有他讲话的速记记录。李可夫随后进行了类似于布哈林的辩护;他重复说所有指控都是谎言。最后莫洛托夫登上讲台总结了领导层的立场。他说在他从布哈林和李可夫那里听到的所有内容中只有一件事是正确的：有必要以最仔细的方式调查这件事。至于其他所有内容，“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他们。”有人应和道：“正确的。”[91]布哈林在政治上已经死亡;仅仅一年多一点后，他就被审判并处决。
关于他的案件还有一份文件需要讨论：一封他在狱中写给斯大林的信，日期为1937年12月10日。在信中他恳求总书记允许他要么在西伯利亚从事某种文化工作，要么移居到美国，在那里他将成为一名忠诚的苏联公民并将“狠狠打击托洛茨基及其团伙。”布哈林恳求道，如果必须去死，那么就让他死于吗啡过量而不是枪杀。
为了理解他的命运和恐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他承认自己的年轻追随者在1932年举行了某种“会议”。显然，其中一人当着布哈林的面说他想要杀死斯大林。布哈林现在承认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表里不一”且没有向当局报告他们的讨论。他声称当时他相信自己能够带领他们回到党内，那些他与外国间谍机构有联系并煽动恐怖主义的指控都是虚假的。[92]但此时布哈林已多次向斯大林和整个中央委员会撒谎，尽管他的行为不足以判处死刑，但斯大林有充分理由不信任他。
1937年1月23日，对皮达可夫和其他几人的第二次作秀公审在莫斯科开始，他们自然地被判与德国人和日本人合作组织破坏活动。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其他被告被判处死刑;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分别被判处十年徒刑。
审判结束后，皮达可夫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老上司格里戈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突然去世。官方记录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但几乎可以确定实为自杀。历史学家普遍采信第二种说法并补充说斯大林正逐步收紧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围剿;意识到政治局势的变化加上对最近包括他亲兄弟在内的一系列处决感到绝望，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93]
奥尔忠尼启则死前和死后多名被逮捕的下属并不能证明斯大林正在对他进行一场运动，因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像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和全国工会领袖尼古拉·什维尔尼克这样的人身上，斯大林仍然信任和任用他们。就在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前，他与斯大林进行了几次长谈，斯大林为何会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在一个他计划摧毁的人身上令人好奇;也许斯大林意识到这位老朋友的精神状态不佳并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无论如何，自杀必须被掩盖。但现有证据并不能有说服力地证明斯大林计划清除一个曾忠诚为他服务、不曾加入反对派而且仍然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传统观念认为斯大林会恶魔般逮捕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但在这个案例中并不成立。[94]如果他确实想要摧毁奥尔忠尼启则，那么这个行动与之前的所有做法都不同，先前只有反对派领导人被指控。唯一的例外是阿维尔·叶努基泽，他虽然被开除出党但在1935年没有被逮捕，但在叶努基泽的麻烦开始之前，斯大林并没有对他发动任何行动，而且他在被开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自由的。叶努基泽的故事充满了曲折、转折和矛盾，无法暗示有人计划要摧毁他。[95]
1937年2月底，中央委员会再次召开全体会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的党领导安德烈·日丹诺夫发表了第一次讲话。他对党内问题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反复呼吁加强党内民主和批评并嘲弄了抓人的急切做法。他讲述了最近在一个国营农场举行的党支部会议上的一个故事，党员萨利罗夫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活动。会议就此事通过了一项决议，日丹诺夫全文引用：“听取：萨利罗夫自我报告。决议：逮捕萨利罗夫。”这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哄堂大笑”。[96]如果日丹诺夫的讲话为随后发生的事件奠定了基调，事态发展可能会完全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
莫洛托夫于2月28日替代奥尔忠尼启则提交了一份名为《日本—德国—托洛茨基主义特工的破坏、阴谋颠覆和间谍活动的教训》的报告，如果斯大林已经对奥尔忠尼启则失去了信任，为什么还要将如此重要的报告交给他呢?在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后逮捕他将会对斯大林本人产生不利影响。
莫洛托夫通知中央委员会，1月初，皮达可夫在审判前承认按照托洛茨基的命令进行了破坏活动，莫洛托夫接着详细描述了全国范围内的具体破坏行为并附上了已被逮捕的破坏分子的证词，偶尔会有人在台下喊出其他破坏分子的名字。他列举了几个案例，其中的罪犯要么是前反对派要么与他们有联系。[97]
但莫洛托夫再次明确而坚决地反对针对所有曾反对过党的路线的人发起运动，包括托洛茨基分子。他引用了斯大林去年12月发给彼尔姆市党委的一份电报，在那里一家航空发动机厂厂长，一位前托派，名叫波别列日斯基，正在“因为他过去的罪行”受到迫害。但考虑到他和他的下属也在遭受痛苦，“现在要怀良心地工作并赢得中央委员会的完全信任，”斯大林要求市委书记保护他们和“在他们周围营造一种完全信任的氛围。”他要求书记尽快向中央委员会通报为帮助该组织而采取的措施。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直接、更有力的声明了：每个反对派都应根据其个人优点和记录进行评估;不应发生猎巫。
莫洛托夫关于行动的建议也遵循同样的路线。需要更多布尔什维克式的对反对意见的容忍：“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有能力应对批评，”甚至是那些令人不快的。对付敌人的方法是通过正确的干部教育、雇员选拔和领导方法。简而言之，莫洛托夫没有赋予警察突出的角色。
接下来是一群发言者——包括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等忠诚支持者——他们列举了各自领域的破坏行为;看起来这种情况的责任再次被平均分配，没有人特别突出。如果奥尔忠尼启则在场的话，这种分担问题的做法也会适用于他。显然所有发言者都被要求明确说明他们管辖范围内的破坏行为。当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工农红军政治局局长扬·加马尔尼克没有说出破坏者的名字，而只提到“一系列案件”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批评了他。加马尔尼克固执地回答：“我说的是我知道的。”[98]
一些讲话者受到了来自下面的批评，特别是来自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与他们聘用和信任的人有关;其他做出类似承认的人，例如伏罗希洛夫和贝利亚本人，逃脱了谴责。若说有什么规则的话，那就是任何试图转移责任或想要让他人为自己分担责任的行为都会立即遭到反对：这并非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于是当乌克兰党组织成员Б.П.舍博尔达耶夫声称奥尔忠尼启则曾推荐过一名已被揭露的敌人，而卡冈诺维奇也认识另一名敌人时，莫洛托夫当即反唇相讥：“何必在此提及卡冈诺维奇同志?你当时又在做什么?”[99]当时在莫斯科的党领导尼基塔·赫鲁晓夫也在台下发表了类似评论。[100]
另一方面，直接表达对用错了人的后悔可能会赢得听众的支持。Е.Г.叶夫多基莫夫说他认识被告人雅科夫·利夫希茨已经很久了。“我认为这个人宁折不弯，他只能被打垮。”对此，伏罗希洛夫补充道：“没错，许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101]
斯大林对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态度温和并且给予支持。科西奥尔承认在他所处地区存在很多“裙带关系”，这意味着他建立了一个直接与自己相关的人际网络且有时会抵制中央指令。这种做法现在被谴责为给敌人可乘之机。科西奥尔后悔自己没有足够的“布尔什维克式远见和决断力”。斯大林插话道：“如果之前你告诉我们，我们本可以帮忙的。”当科西奥尔进一步详细阐述自己的错误时，斯大林说：“没关系，人们会从错误中学习。”
科西奥尔：“确实如此。但代价太高了。”
斯大林：“好货不便宜。”(全场笑声)[102]
叶夫多基莫夫和赫鲁晓夫在恐怖中幸存下来，而加马尔尼克、舍博尔达耶夫和科西奥尔则被处决，这个事实并没有把问题解释清楚。此处没有任何关于斯大林心理状态的线索，几乎每个发言者都因为自己不够警惕而受到个人指责，包括卡冈诺维奇，他显然一直与斯大林保持密切关系直到斯大林去世。每个人都不得不说出曾在他手下工作的破坏分子的名字。
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威胁性语气，否则这种语气将成为叶若夫3月1日讲话的主要特征，此时大多数党领导和经济领导已经发言。他抱怨在他面前的讲台上的那些人“没有完全理解”破坏的“概念或议程[постановка]”，也没有完全理解党在与之斗争中所面临的任务。”在场的政府人民委员中——包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没有一个人主动叫他以报告可疑人物。当提出逮捕被控告的托洛茨基分子和破坏分子问题时，一些同志往往试图为他们辩护。[103]讽刺的是，斯大林对彼尔姆的工厂经理也采取了同样立场，因而叶若夫通过平等地批评每个人而不点名道姓削弱了他自己言论的力度。然而，随着讲话继续，他点名批评了财政人民委员格里戈里·格林科和工会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叶若夫在工会管理的国家保险计划存在缺陷和导致工人死亡的工业爆炸事件上尖锐地批评了第二个人，工会应该监督工作条件和工业安全。“国家工会真的不对克麦罗沃、戈尔洛夫卡(译者注：也译为“霍尔利夫卡”。)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负责吗?”叶若夫引用了两起著名的爆炸事件反问道。叶若夫同样批评格林科，宣布他必须要基本上重建自己的工作。[104]在这两个批评对象中，什维尔尼克比斯大林活得更长，而格林科则在1938年作为破坏分子被审判并处决。叶若夫的批评并不意味着逮捕，尽管在什维尔尼克的案例中，他的“错误”包括那些已经在法庭上被称为蓄意破坏的事件。
叶若夫还列举了过去五个月里仅在苏俄一地各个人民委员部被定罪的破坏分子数量。各个部门的数字差异很大，但就像对警惕性不足的批评和坦白一样，这些指控波及范围如此之广，反倒使所有政府首脑都难辞其咎。最高的数字是228人，在教育领域;其次是141人，在轻工业领域，再其次是137人，在当时由卡冈诺维奇负责的交通领域(译者注：卡冈诺维奇于1935年2月28日—1937年8月22日间任铁路人民委员。)。格林科的财政人民委员部遭到叶若夫严厉批评打击后，只吐出了35名破坏分子。[105]
这一点适用以下标准：(a)任用大量最终被定性为破坏分子的人是不好的;(b)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发现破坏分子是好的;(c)试图推卸自己任用破坏分子的责任是不好的;(d)根据每个人的优点来判断他们是好的，而非大规模解雇前反对派。所有这些条件相当于一条许多人将从上面坠落的政治钢丝绳，但到目前为止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没有理由感到直接威胁。
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相信确实存在敌人的威胁。似乎在1936年底，奥尔忠尼启则对他长期以来的下属皮达可夫的判断发生了动摇。在12月初的一次讲话中，奥尔忠尼启则脱稿坦言表示自己曾经历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苦苦思索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是如何发生破坏行为的。他以讽刺口吻询问布哈林对皮达可夫的看法，并似乎认同这样的答复：很难分辨后者何时在说真话，何时是出于“策略考量”发言。[106]据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里娜说，奥尔忠尼启则此时在监狱里见到了皮达可夫并两次问他他的证词是否完全出于自愿，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奥尔忠尼启则显得很震惊。[107]如果他对一个与他共事并信任多年的人有所怀疑，那么中央委员会那些与皮达可夫关系更疏远的成员自然更确信其罪行，他作为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的过去可能会加深人们的怀疑。如果这一系列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党的精英成员来说，问题就不再是叛徒是否存在而是叛徒到底有多少。
第二天，3月2日，莫洛托夫成为主要发言人。他讲话的核心是列举托洛茨基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1936年10月1日至1937年3月1日期间在政府各个人民委员部(也就是不在党组织中)抓住的“反苏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成员”。据推测，莫洛托夫提到的全苏托派组织成员总数是1984，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国防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或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随后带着指责的语气提出了另一个反问：“我们的经济管理者没有帮助揭露破坏行为反而阻碍了揭露，这是否正确?”发言者们还没有触及这个问题。[108]这样一来，莫洛托夫又回到了叶若夫的语气，尽管仍然使用模糊的措辞。
最后斯大林发表了讲话。3月3日，他发表了题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讲话。他首先指责了几乎所有政府和党组织中都发生的“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的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109]进行这种邪恶活动的特工不仅触及基层而且还爬到了“某些重要职位”。许多中央和省份的领导人对这些破坏分子“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帮助他们爬到了高位，敌人常常伪装成布尔什维克。
当然，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成就可能滋生自满。破坏分子必须为苏联制造一些成绩才能进一步骗取人们的信任，这种可能性在当时特别危险，因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从政治运动变成了一群活跃的破坏分子和杀人犯。破坏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通过讨论解决;需要“连根拔除和粉碎”来对抗当前的托洛茨基主义。
尽管如此，斯大林并没有呼吁对党进行大规模清洗，甚至没有清洗那些自满和间接帮助破坏分子的人，他的信号极其复杂：首先，他宣称只有一小撮托洛茨基分子，而且他们代表的不是“根本性”而只是暂时的现象，整个局势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处理;党的干部必须被仔细再教育以意识到这个巨大危险，地方领导人将参加为期四到八个月的政治复习课程;最后，将安排一个为期六个月的名为“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讨论会”的会议。人们不禁想知道在领导层中谁会工作，以及在忙于这些学习时谁又会留意敌人。斯大林在应对危险时强调的是再教育而不是大规模逮捕，再教育任何基本不被认为值得信赖的人没有意义。
领袖提出了一个建议，通常认为它相当于宣判了中央委员会死刑。[110]从最基层党组织到共和国层级为所有书记挑选两名替补。(斯大林使用的词是заместители，一般意为“副手”或“助手”)。这些替代者将参加上文提到的课程。通过采取此措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应该都明白斯大林计划替换他一次甚至两次。但其实这个结论不合逻辑：首先，我们不能一面把斯大林描绘成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的恐怖计划极其狡诈隐秘，一面又认为他在这件事上完全公开透明，向重要人物宣布他的意图只会损害他的事业，因为这给了他们警告和准备反抗的机会。其次，书记们将参加各种课程，这种对其政治生涯的重大投入让他们预期自己会官复原职而非面临死刑。第三，替代者早就已经以“第二”、“第三”或其他不同级别书记的形式存在了。最后，是书记们自己选择他们的代表而不是中央党机关，这种姿态再次说明了对地方官员的信心。总的来说，斯大林第一份报告的整体态度并非倾向于恐怖。
在斯大林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央委员会决定，至少布哈林和李可夫知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恐怖活动，并向党隐瞒了它，从而助长了恐怖主义，他们还知道其他由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组织的恐怖组织。这两位右派领导人非但没有与恐怖分子作斗争，反而鼓励他们。中央委员会投票决定将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党并将他们的案件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111]
斯大林现在改变了语气，尽管原因尚不清楚。他3月5日的讲话比他最初的言论温和得多，仍然模棱两可。将太多注意力从经济转移到“党的政治工作”上是错误的，它将“使我们遭受的牺牲并不比”忽视内部威胁的“小”。[112]
斯大林宣布，有必要追捕活跃的托洛茨基分子，但不必追捕所有偶然与他们有牵连的人。事实上，这种粗暴的做法“只能损害我们同真正的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和间谍作斗争的事业。”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与他先前的表态相矛盾，却与1936年12月那封为前托派辩护的电报如出一辙，斯大林竟承认有些人虽早已脱离同伴，如今却“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仅不亚于而且还胜过我们一些可尊敬的……同志。现在要摈斥这样的同志，那是愚蠢的。”应该谨慎处理每一个因与前反对派有联系而被开除党籍的案例。斯大林在第一次讲话中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极其危险，而现在他说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不大”。
他的第一次讲话尽管在某些地方显得不祥，但绝不呼吁恐怖;他的第二次讲话减少了对政治意识的强调。为了解决党内问题，他强调需要向群众学习并关注来自下层的批评。
中央委员会在二月至三月全会期间通过的一项决议继续对敌人问题采取复杂的方法，例如，每一起铁路事故都要仔细调查是否存在破坏行为。政府人民委员部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根除日本—德国—托洛茨基主义间谍”。决议呼应了会议上提出的主题，还宣布必须在选拔干部、提拔年轻雇员、提高工作人员的技术资质和在政治课程中培养官员方面加倍小心。[113]3月5日，另一项决议避免评论敌人的危险，而只重申了斯大林提出的党委书记课程计划。[114]
唯一立即发表的全会讲话是安德烈·日丹诺夫的。他对党面临的困难(包括内部敌人的存在)开出的药方是在组织的每个层级举行秘密选举，这个程序的目标为打破裙带关系并将候选人置于“批评的最前沿”，目前他们只是在等待投诉到来。[115]
更让全会的信息变得模糊的是会后没有发表中央委员会决议，斯大林的讲话也在几周内没有出现在媒体上，直到3月底和4月初才出现。如果他确实想为大规模恐怖铺路，那么他的讲话方式只会让听众难以察觉其真实意图。总的来说，他在1937年3月关于敌人危险的暗示是矛盾的，可能会引发从自信到深度恐惧的不同反应，取决于人们认为讲话的哪个部分是核心。由于几乎每个发言者都承认在他的指挥下曾遇到过严重问题和破坏分子，而且这些问题仍然被压倒性地认为来自前反对派和白卫军，所以所有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感到相对安全。
更没有理由担忧会蔓延到更基层的党员身上，斯大林只是在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指出了一些应该受到指责的党领导人。
随着他的言论被发表，对敌人的搜捕在某些地方开始了，如在图马诺沃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小组内部。[116]有趣的是，那里的警察并非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或任何党的内部指示中获得方法线索，而从媒体中获得。到目前为止，中央领导层尚未安排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制造恐怖。尽管最初对斯大林的言论有过一些激烈反应，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敌人的喧嚣，但真正的大规模逮捕并未开始。直到6月，在处决了几名主要军官后才开始实施逮捕。
这起事件大约始于1936年8月，就在第一次莫斯科作秀公审开始前几天，两名高级军官被逮捕。[117]第一位于8月14日被逮捕的是维塔利·普里马科夫(译者注：早在1934年12月，普里马科夫便受基洛夫遇刺事件影响，被停职并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后在伏罗希洛夫的要求下释放。1936年5月(第二次被捕的三个月前)，任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他从1914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担任骑兵指挥官，1935年起担任军级指挥员。然后在8月20日，前面提到的军级指挥员兼苏联驻伦敦军事武官维托夫特·普特纳也被逮捕，他从1917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这两人都在1926—1927年间参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
直到1937年5月，普里马科夫都断然否认参与任何反革命活动，尽管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在1928年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后他“并未完全切断与托洛茨基分子的个人联系。”另一方面，普特纳很快承认参与了当前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和苏联军队内部的一个组织，他确定普里马科夫为其中一名成员。[118]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此时是否遭受了酷刑。与此同时，在8月的作秀公审中一名被告提到普特纳是恐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下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在1937年4月。苏联最著名的军官之一、沙皇政权的上校、后来成为红军内战英雄的米哈伊尔·Н·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原计划前往伦敦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礼，但现在叶若夫写信给斯大林，声称“一个值得完全信任的外国消息来源”告诉他，德国人计划在图哈切夫斯基访问英国期间暗杀图哈切夫斯基，目的是引发国际麻烦。政治局的回应是将图哈切夫斯基从苏联代表团中除名。[119]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证明对他缺乏信任;这个决定是为了保护他本人。
但随后几名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关押和折磨的军官指认图哈切夫斯基是反政府阴谋者。此后，可以确定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遭到了折磨，他们也开始指认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高级军官为阴谋的成员。5月中旬新一轮对这些人的逮捕开始;图哈切夫斯基最终于5月22日被逮捕。[120]6月11日这天，在一个由其他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法庭上，军官们在摄像机前审讯了八个人。这些人被判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第二天被全部处决。
但图哈切夫斯基并没有与德国人进行叛国合作。1957年，在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运动期间，苏联军事法庭发现对这位元帅的所有指控缺乏证据并为他平反，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他的名誉平反。[121]有人陷害了他——至少是在与德国人合谋反对斯大林的指控上。
Б.А.维克托罗夫曾担任西西伯利亚军区检察官并于1955年曾参与调查图哈切夫斯基事件，最近他提供了更多信息。维克托罗夫引用了1937年在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调查员А.П.拉济维洛夫斯基的书面陈述，他当时正在调查另一位高级军官旅级指挥员М.Е.梅德韦杰夫，后者因托洛茨基主义，或按照另一种说法是因浪费国家资金而被开除出党。[122]叶若夫的一位助手М.П.弗里诺夫斯基(译者注：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弗里诺夫斯基，1917年9月参加赤卫队。1934年7月11日，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与内卫部队总局局长。1936年10月16日，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而后主要负责在军队中开展肃反运动。1939年4月6日，被解除所有职务、开除党籍，随后因“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托派法西斯阴谋”的罪名被逮捕。1940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其死刑，即日执行。)召见了拉济维洛夫斯基，他给了这位调查员一个新的任务：“有必要描绘出红军中一个庞大而深刻的阴谋，揭露它将凸显叶若夫在中央委员会面前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拉济维洛夫斯基随后对梅德韦杰夫进行了工作——具体方式并不明确，但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获得了所需的“阴谋”证据，并将他的报告上报。[123]
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将梅德韦杰夫带到他们面前，他立即告诉他们自己的证词是假的。叶若夫接着命令他的下属“无论如何都要让梅德韦杰夫恢复他之前的证词。”当这个任务完成后，叶若夫将这些材料，现在梅德韦杰夫称他在1931年意识到红军内部存在阴谋，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5月8日;五天后，叶若夫下令逮捕前秘密警察А.Х.阿尔图佐夫。毫无疑问，在巨大压力下，阿尔图佐夫告诉叶若夫他十年前从德国收到了一些材料，其中指控图哈切夫斯基参与了一项阴谋，随后元帅被逮捕。
为了获得他们的证词，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地遭到了严刑拷打。图哈切夫斯基的“供词”上沾有灰褐色的污迹;1955年的调查确定那是血迹。1938年弗里诺夫斯基被捕;他告诉法庭，叶若夫曾命令他使用那些在记录上有某种“罪行”的调查员来对付将军们。内务部人员必须意识到这些污点;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那些意识到自己的上级“完全掌握着[他们]”的人。弗里诺夫斯基向法官们表达了他的观点：将军们的证词往往不是来自他们而是调查员。他还声称自己并未下令执行这种做法，而是他和叶若夫“知情与鼓励”。
所以，两名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的叙述证明叶若夫亲自推动了将军们的事件。当然，斯大林很可能在背后发布命令，但这些报告给人的印象是斯大林只是对传到他耳中的信息做出反应，而非主动推动事态。他在调查期间几乎每天都与叶若夫见面，从5月21日到28日还定期与弗里诺夫斯基见面。对一个永远不会公开审判的案件如此密切关注说明斯大林不是想制造证据，而是想了解警方发现了什么。他可能在这个案件中推动叶若夫调查他所担心的事情。斯大林和政治局对叶若夫关于阴谋在伦敦谋杀图哈切夫斯基的报告的反应说明总书记并没有针对这些军官采取行动的计划;实际上，从漫长的调查过程、内务部的行径到叶若夫的角色，整个情景呈现的是材料自下而上汇集至斯大林的路径。
另一种说法由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А.Ф.阿尔马佐夫提出。在存放于胡佛档案馆的一份手稿中，他声称存在一个针对斯大林的真正军事阴谋。图哈切夫斯基及其追随者计划依靠几支军队和政治犯作为主力打算包围克里姆林宫，逮捕关键领导人并一击致斯大林于死地。但他们在1936年被发现，当时普特纳被召回莫斯科。感觉到危险后，他将一包罪证材料留在了苏联首都交给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他的姐夫或妹夫叶拉金。然而叶拉金立即将这些文件带到了中央委员会，普特纳被逮捕并迅速供认——这一点并不完全准确，正如我们所见——他指认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为他的共谋者。[124]
需要注意，阿尔马佐夫对“将军们的阴谋”提供了不同版本的背景信息，[125]但他并不是唯一声称武装部队中存在真正反对斯大林阴谋的人。А.В.利哈乔夫是一名红军军官，在远东军区服役了六年，直到1937年或1938年被开除军籍。他也坚持认为这样的阴谋正在进行，并提供了大量细节。他坚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但认识许多参与其中的军官。他们告诉他图哈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从1932年(又是那个决定性的年份)就开始制定计划。事件的中心在远东，大多数阴谋者曾在那里服役，普特纳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那里驻扎了几年。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加里宁、图拉、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高级文职人员也参与其中。完全受到克里姆林宫信任的加马尔尼克经常作为其特使前往偏远军事区;他维持着阴谋者之间的联系。
主要阴谋者们觉得，不能相信他们的军队会跟随他们对抗斯大林(一个关于民间忠诚的有趣评论)，所以计划通过宣布外国渗透者已经接管了远东军队行政中心哈巴罗夫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来煽动人心。一旦军队攻击了这座建筑并造成流血事件，就可能让他们转而反对政权(如何?为什么?)。在计划的另一个版本中，对领导层的攻击将与哈巴罗夫斯克行动同时在克里姆林宫内部进行。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尽管利哈乔夫没有说明是如何做到的，但阴谋还没来得及展现就被发现了。[126]他的说法得到了一位前苏联军官间接支持，这位军官说他的兄弟在1935年参与了“图哈切夫斯基小组”。[127]
这种证词很符合这里描绘的“军事事件”情景。除阿尔马佐夫的手稿外，并无直接证据表明关于军队内部阴谋的报告曾在1936年末或1937年初呈递至斯大林案头，但这个事件或可解释以下行为：他不仅批准逮捕高级军官，还密切跟踪普特纳与普里马科夫的长期监禁过程，最终更准许对他们及其他人员动用酷刑。普特纳几乎立即谈到了军队中的托洛茨基组织，这增加了斯大林的怀疑，考虑到斯大林对党领导成员中这些组织的了解，这种说法本来是可信的。在寻找阴谋者的过程中，无辜的人们遭受了苦难。
在这里必须提及另一种基于监狱中远离决策过程的人之间的对话等材料的、看待这一切的方式，它已经主导了文献。一些说法称1936年12月，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科布林的流亡俄罗斯白军将军向德国高级官员报告图哈切夫斯基正在与德国总参谋部的成员密谋推翻斯大林。斯科布林说他陷害图哈切夫斯基的动机是为了报复他在内战期间抛弃了他的前沙皇军官亲信并加入红军。纳粹决定利用此信息并据此进行调查。至1937年初他们准备了一份重要的档案将图哈切夫斯基与他们联系起来，称其为叛徒，包括他在伪造文件上的伪造签名。
德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一种说法是斯科布林将他的指控转交给了纳粹党安全部门(Sicherheitsdienst，简称SD)负责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海德里希曾是一名海军军官，由于道德原因被逐出武装部队，他看到了一个“羞辱德国军官团”的机会。他带着斯科布林的信息去见希特勒，费了一些口舌才说服元首允许捏造一个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案件，随后主要目标变为削弱苏联军队。[128]
现有证据清楚证明德国人确实准备了构陷图哈切夫斯基的黑材料，并至少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部分材料转交莫斯科，而捷克斯洛伐克显然相信这位元帅的罪行且真心想要警告斯大林。
一些西方作家认为这是斯大林再次自导自演。他们认定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这意味着他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行事。如罗伯特·C·塔克所说，总书记希望德国人会吞下这位白军将军悬挂在他们面前的诱饵，并致力于摧毁图哈切夫斯基。[129]纳粹照做了，斯大林利用他们的行动说服其他苏联领导人一场针对他们的阴谋正在进行。斯大林的动机有几个方面：除掉军事领导人中危险的独立人士;恐吓国家和他周围的党内官员从而进一步为大规模恐怖做准备;为取悦德国(他当时渴望与德国建立密切关系)，斯大林不惜铲除自己最优秀的军官，就像弱小的狗翻身露出喉咙向更强大的狗表示屈服。
但这种解释依赖于纳粹尽管是无意中地与斯大林计划的配合。斯大林当时既无法确定纳粹领导人会介入此事，也无法保证他们即便介入就一定会编造出他想要的那类材料。更何况他根本不可能掌控纳粹的行动时机，这对他而言显然并非乐见之事。斯大林在图哈切夫斯基审判期间没有使用德国档案，如果这位领袖一开始就费尽心思准备了这份档案，那这种行为实在很奇怪。
如果让他自己的警察来执行这项任务，那会省事得多也可靠得多。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都供他支配并由叶若夫领导，斯大林根本不必依靠在德国人面前晃动的诱饵来捏造将军们的阴谋案。
斯科布林是苏联特工的证据并不确凿。1937年9月白军将军叶夫根尼·米勒被绑架后不久，斯科布林就消失了。米勒是西欧一个反苏移民组织的负责人。后来，斯科布林的妻子、歌手娜丁·普列维茨卡娅在巴黎受审并被判有罪，罪名是参与了绑架米勒。审判中没有发现与莫斯科的任何联系。从斯科布林夫妇那里缴获的信件都是“强烈反布尔什维克的”;信中指控苏联和德国特工在巴黎的俄罗斯白军社区中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斯科布林是其中之一。[130]
普列维茨卡娅的检察官试图证明斯科布林将军是苏联特工并且他的上级下令绑架米勒。但是，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说，“这项指控并未得到证实。”[131]当然，斯科布林在米勒失踪后不久就消失了，这很可疑，但也仅此而已。他之所以抽身而退，可能是因为不难想象其他白军移民开始指控他协助绑架。很容易想象苏联政权希望米勒离开以削弱一个试图破坏苏联的组织。
开放时代的苏联出版物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还采用了另一种看法。最近的一篇文章，据称基于档案文件，得出结论认为是德国人发动了这起事件，他们指望让斯大林起疑心。他们的目标是通过除掉红军中一些最优秀的头脑来斩首红军，尤其是图哈切夫斯基，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强调了德国军队日益增长的力量。[132]从这种解释来看，纳粹政府的动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也发现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始于德国人，而非斯大林。随着案件的展开，他引用了叶若夫向总书记提交的一些报告。沃尔科戈诺夫写道，第一份报告源于巴黎的俄罗斯移民组织的说法，称一些苏联军官犯有叛国罪。起初斯大林并未在意，但随后其他关于军官不忠的说法开始在他脑海中浮现。当捷克人传来了德国人的伪造文件时，他们“大大加深了[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怀疑。”直到此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才开始搜集针对他的案卷材料。由于他自1920年代起就与德国军官保持密切往来，涉及苏德之间公开及秘密的军事合作，编造出看似确凿的罪证并非难事。[133]
开放尚未理清这件事且也许永远也不会。很可能，如果真有阴谋者，他们也没有写下太多东西。就他们而言，叶若夫和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都没有明确表达他们的意图。但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有什么东西——要么是来自德国人的“证据”，要么是内部关于叛国的报告——让斯大林感到恐惧。他在1937年二月至三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表的矛盾言论也表明他在这一时期正在摸索前进。
如果斯大林想要从军队中除掉一些坚定、独立的人，为什么他要留下一些杰出的军官，比如Г.К.朱可夫和В.И.崔可夫，这两位战争期间的杰出指挥官竟然毫发无损?像А.В.戈尔巴托夫(译者注：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戈尔巴托夫，1919年8月志愿加入工农红军。1936年5月，任第7骑兵军第2骑兵师师级指挥员。1937年9月，在大清洗时期被逮捕并被开除党籍。1938年3月复职，担任第6骑兵军副军级指挥员。1938年10月再一次被逮捕，1939年5月8日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剥夺5年政治权利，然后被关押在科雷马的劳改营中。1941年3月5日，获释。同年4月，任第25步兵军副军长。)这样的军官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折磨并被送往劳改营关押多年，但最终在1939—1941年被释放。对这一连串事件最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一度真的怀疑一些军官犯下了真实罪行。至于总书记想要安抚德国人的理论，不仅直接证据真的很少，而且很难看出斩除军队精英的意义。由于在恐怖期间，数千名有能力的苏联军官(译者注：关于肃反前工农红军的状况，见第七章译者注所提书目。)被清洗出军队，军事力量被削弱。这种力量的削弱只会促使德国人变得更加狂妄。不需要回顾战后时期就能判断，在1937年，对已经开始快速重整军备的德国做出这样的让步是荒谬的，苏联参与欧洲战争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性。1930年代末的任何时候，斯大林若能以实力为基础进行领导，境况会好得多。毕竟苏联不仅在西方受到威胁，同时还受到东方另一个强大的老宿敌日本的威胁，两国在1938年与1939年夏季接连爆发军事冲突。苏联并没有试图通过展示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苏联在军事上不是第三帝国的对手来赢得德国的宽容，而是忙于开发新武器、扩大武装部队、大规模培训新军官并重组其军队以准备战争。这些趋势向德国人发出了信号，或者说应该向他们发出信号证明苏联可能是一个强大的敌人。
将军们被逮捕和随后的恐怖的结果同样令人质疑斯大林是在迎合德国人的观点。大规模逮捕削弱了苏联经济，这一点将在后面展示。在当时的敌对国际环境下，斯大林不太可能为向希特勒示好而自损军事机器与工业产能，这种解释过于牵强。
最好依靠当时更直接相关人员新发表的文件和陈述。从他们的报告中可以得出几种相对简单的解释：要么确实存在一个阴谋，要么叶若夫为了自己的目的和个人利益制造了一个阴谋的假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第二种解释出现在沃尔科戈诺夫和维克托罗夫的开放时代出版物中。无论如何，斯大林会相信军队中存在一个针对他的巨大阴谋，而后采取行动将其根除。但如前军官利哈乔夫所言，这位领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已斩尽九头蛇的所有头颅，所以便爆发了这场“清洗的疯狂盛宴”。[134]这个观点与其他已经提出的关于斯大林在恐怖期间行为的证据相符。
大多数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无论是西方还是现在从前是苏联的地方，都将他描绘成20世纪30年代极度偏执、狡猾最重要的可能还很阴险的人，这种心态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会将德国人卷入“军官们的阴谋”、为什么在恐怖时背叛了老朋友和为什么1938年领导层产生了关于逮捕的矛盾信号。[135]过去关于这位领袖想法的直接证据极为匮乏，这也是像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这样的虚构恐怖故事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136]
现在看来，斯大林及其亲信虽然帮助制造了紧张和丑陋的氛围，但他们仍然反复对那些他们未曾计划或预见的事件做出反应，这种模式在集体化运动初期及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同样清晰可见。[137]
在1934年的司法政策中，前反对派的待遇和政治氛围都体现出领导层正在变得更加容忍异议、更不可能采取强制措施。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关于敌人活动的信息传到斯大林耳中，无论真实或虚构，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对敌人的恐惧与日俱增，尽管伴随着严重的矛盾情绪，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1937年3月。随后发生了图哈切夫斯基事件，这使得斯大林的观点坚定起来。
领袖创造了莫斯科作秀公审，毫无疑问审判中在大多数具体指控上被告们都是无辜的。他无疑是想通过这场审判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有组织的反对派将不会被容忍——尽管值得注意的是被告大多是前反对派成员，一伙数量和政治影响力都有限的人。普通民众未必会觉得这些判决与自身生活有什么关系。
此外，作秀公审的指控总是有一定的真实性：苏联确实存在一个托洛茨基主义集团，布哈林确实知道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斯大林的中心，尽管规模很小。至少有一位布哈林的追随者提到过要杀死领袖。普特纳可能犯有叛国罪。德国人向总书记提供了栽赃图哈切夫斯基的信息，各种来源的证据都证明军队中存在阴谋。叶若夫向他的上司传达了有关军官的诽谤材料。斯大林有理由看到危险的反对势力在他周围形成。几乎可以肯定他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失常了，因而将不同意见过分夸大。但他并非在谋划一场反对国家的运动。
就对待其认定为政敌之人的手段而言，斯大林与希特勒颇具相似之处。希特勒从小就相信犹太人是侵袭德国人民的毒瘤并着手消灭他们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活动的证据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恐怖行为都是对他收到的关于对他自己和苏联构成威胁的信息的反应，无论这种反应被多么严重夸大。然而，他的思想随时间流转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这种分析中斯大林不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怪物而更像是一个人，尽管是一个恐怖的人，这与其他处理方式相比有所不同。[138]
第二章下半部分注释
[89]中央党档案馆(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575，第11—64页(印刷版第21—133页)。下文引用的讲话内容亦出自此档案。
[90]同上，第69—87页(第148—167页)。本节后续的引文也均出自该来源。
[91]同上，第93a、94页(第193页)、第115页(第231页)。
[92]《史料》，第0期(1993年)，报纸《祖国》增刊，第23—25页。
[93]例如康奎斯特，《大恐怖：重新评估》，第167—169页。
[94]根据О.В.赫列夫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20世纪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俄罗斯青年出版社，1993年)，第111—117页，其中对奥尔忠尼启则生命最后时日的描述来判断，相较于逮捕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更热衷于向他施压，使其对敌人采取强硬立场。
[95]盖蒂，《再探镇压的政治逻辑》，第52—53页。
[96]中央党档案馆(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612，分卷号1，第4—13页。
[97]同上，分卷号2，第1—8页。后续引用的该讲话内容也出自同上，第1—13页。
[98]同上，分卷号3，第43页。
[99]同上，第43、20、24页。
[100]同上，分卷号1，第67—68页。
[101]同上，分卷号3，第23页。
[102]中央党档案馆(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573，第12—15页。
[103]中央党档案馆(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612，分卷号2，第56—57页。
[104]同上，第59页。
[105]同上，第57页。
[106]赫列夫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第72—73页。
[107]拉林娜，《无法忘却的往事》，第312页。
[108]中央党档案馆(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612，分卷号第2，第86—87页。
[109]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4卷，第189页;讲话其他引文分别引自第191、194、197、205、211、213、214、218、221—222页(译者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载于《斯大林文集》(北京，1985年)，第136—175页)。
[110]例如见乌拉姆，《斯大林》，第431页。
[111]中央党档案馆(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613，第3页——1937年3月3日中央委员会决议。
[112]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4卷，第226页;该讲话其他引文分别引自第228、232、238、243、246页。
[113]中央党档案馆(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612，分卷号2，第96页。
[114]同上，分卷号3，第101页。
[115]同上，分卷号1，第4—8页。
[116]斯摩棱斯克档案馆，全宗号38，目录号37，系列一卷宗号106，第52页。
[117]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374、381页)提到1936年7月被捕的另一名军官德米特里·施密特，但近期苏联档案未提及此人。
[118]《关于所谓“红军内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案》，《苏共中央通报》，第4期(1989年)，第42—80页。
[119]同上，第45—46页。
[120]同上，第46—49页。
[121]费奥多尔·谢尔盖耶夫，《图哈切夫斯基“案”》，《星期》，第7期(1989年)，第10页。
[122]《关于所谓“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案》，第47页。
[123]鲍里斯·维克托罗夫，《红军中的“阴谋”》，载于《无“空白”的历史：新闻摘要1987—1988》(列宁格勒：人类出版社，1990年)，第254页。
[124]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1—2页(单独编页)。
[125]阿尔马佐夫，《内务人民委员部总结报告》。
[126]斯韦特拉宁，《远东阴谋》，第25、34、35页及全书各处。
[127]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档案第628号，A系列，第29卷，第11—12页。这位俄籍男性军官生于约1910年，父亲为沙皇军官。
[128]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382页;另见康奎斯特，《大恐怖：重新评估》，第198页(略有不同版本)。
[129]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382页。
[130]《时报》，1938年12月13日。
[131]《泰晤士报》，1938年12月15日。
[132]谢尔盖耶夫，《图哈切夫斯基“案”》，第10页。
[133]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第二部分，第254—268页。
[134]斯韦特拉宁，《远东阴谋》，第91页。
[135]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383—384页;1988年3月13日与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谈话记录。
[136]阿纳托利·雷巴科夫，《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哈罗德·舒克曼译(波士顿：布朗出版社，1988年)。
[137]见琳恩·维奥拉，《消灭富农阶级运动1929—1930年冬：立法重估》，《斯拉夫评论》第45卷，第3期(1986年秋)，第503—524页;及罗伯特·戴维斯《社会主义攻势：苏联农业集体化1929—1930》(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
[138]罗伯特·塔克、罗伯特·康奎斯特、亚当·乌拉姆等学者笔下非人化且一成不变的斯大林形象近年成为俄罗斯反斯大林文学的热门主题。见玛格丽特·齐奥尔科夫斯基，《现代恶魔学：文学中的斯大林》，《斯拉夫评论》第50卷，第1期(1991年)，第59—69页。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