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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批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时日考(续)

双石 · 2026-10-13 · 来源:双石茶社 |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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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是在象牙塔中摆积木,积木有可能是泡沫甚至拖累。多少还是要沾点地气儿,一要务实,二要看效果!沙龙式的秀才论兵,实际上很不靠谱的。遑论要去推翻当事人们从发生在眼前且感同身受的血汗历史中得来的结论!

共产国际批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时日考(续)
 

目前能够查阅到的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5月请示的回复电,是收入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文献选编中的1934年6月16、6月17日电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

(1934年6月16日[2]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3],转[中共]中央。

1.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4]。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这样大规模地开展游击运动,在苏区内,机动能力非常有限的军队的处境,到今年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作出最后努力来突破苏区的防线时,就会发生危机。但是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为此,必须完成两项任务:⑴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⑵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现在四省边境地区就有可观的游击行动和第10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扩大从福鼎到鄱阳湖的游击区,是在中央苏区军队面前可能出现的任何选择中的最重要任务。

2.[即使]考虑到目前的战线防御有暂时被削弱的风险,我们还是建议随第7军之后再投入三个师,它们绕开敌人战线行进,如沿着经过尤溪的中心线前进,然后向北,以便深入敌后以果断的行动切断现在从沙县、建宁扇形地区进攻中央苏区的敌集团军的交通线。在7、8月间,这个军团独立作战时,不要去占领敌人的堡垒,可以同第10军和北面的游击队一起给敌人的整个战线造成这样的威胁,使敌人不先尝试消除这个新的威胁,就不能下决心投放力量进攻中央苏区。

3.归根到底,即使秋季战斗结局不利,我们在中国东南部还有三个主力作战集团军: ⑴由7、3、10军团组成的、在目前的中央地区东北部活动的集团军;⑵留在中央苏区进行游击战的集团军;⑶在湘赣边境上的西部集团军,这个集团军将包括撒到那里的中央苏区部队,还有6军团等。

4.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需要在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十三次全会决议[5]和中共五中全会决议[6]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做解释工作,说明斗争的前景和目前的困难,以及红军采取灵活策略的必要性,其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和加强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47(1934年发文),第150~第154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1]文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4年6月15日会议上得到批准(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95,第5页〉。

[2]密电译出的日期。

[3]A· 埃韦特。

[4]文件没有找到。中共中央计划的某些原则见第259号文件。

[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提纲和决议)》,莫斯科1934年。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23~第79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1934年6月16日[2]于莫斯科 绝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4年1月~193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第14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将这份回复电与中共中央5月间的请示电的原则要点(因为没有查阅到原文,只能从章接信息中归纳出原则要点)相对照,笔者有如下综合判读意见——

中共中央的5月请示电的原则要点为:一、“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二、“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

共产国际6月16日电的原则要点为:一、同意(注意!并不是“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请示电的第一条原则,将游击战作为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二、认为中央苏区的力量尚未完全枯竭,红军主力在中国东南部还有力量与国民党军对抗,因此建议在红七军团派出后,在其后继续投入三个师的力量,威胁国民党军进攻苏区的交通线;三、如果不得不“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并没有明确同意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撤出。而且,共产国际并不认为“保卫苏区”已经到了“最后”。甚至多少还有些侥幸地认为,中央苏区的危殆局面并不是不可以挽回!

所以,共产国际的这份复电,不能说是批复同意了中共中央请示电所表达的准备战略转移的意图,只是同意为这个前景作准备。这份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电示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1934年6月17日于莫斯科)

政治委员会致上海

1.在最近的电报中,我们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的措施[2]。随着部分部队返回东部,我们也考虑到通过中国东南部和通过长江同红军保持联系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福鼎,也可以通过湖口、彭泽(鄱阳湖北面的港口)以隐蔽的方式从外面提供弹药和药品。

2.请从苏区和从上海经意大利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或者军阔代表处寻找联络途径,以便通过最经济和最可靠的途径购买和提供弹药。你们能否为此建立自己的隐蔽的中介公司?请尝试通过这些公司出售四川红军有的商品,为中央苏区换取武器。

3.请让你们的特科采取各种途径去努力瓦解敌人的部队,包括收买某些环节的指挥人员。这将是供应红军同时也是削弱敌人的最近途径。针对日本人在东南部的侵略行径,要把这项突击性工作同政治宣传运动结合起来。

4.在福鼎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可能引起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直接冲突,在我们巧妙利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促使白军士兵群众转到我们方面来。

5.请经常通报形势和购买武器药品的情况。我们已开始根据中央的请求暂时给你们寄去一半费用。

会宗495,目录184,卷宗47(1934年发文〉,第165页。

打字稿,原件。

注释:

[1]文件于1934年6月17日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成员(И·A·皮亚特尼茨基、Л·Э·曼努伊尔斯基、Б·布龙科夫斯基、王明、В·Г·克诺林〉飞行投票被通过并在政治委员会1934年6月21日非常会议上被批准(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95,第153页〉。

[2]见第263号文件。1934年7月,根据这个建议,中共和红军领导向福建北部派遣7军团,名为“抗日先锋队”,任务是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的战线后面开展游击运动和在闽浙赣皖边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1934年6月17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4年1月~193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6~第14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据《毛泽东传》所载,共产国际的这两个回复电,没有在6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也就是说,对中共中央意图的了解范围,仅限于“三人团”——最多包括几个政治局几个常委(还是在出行前的最后时期)。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成员们对“大搬家”式出行“没有充分地动员和准备”怨气很大的缘由——对基层尚有保密的理由,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都没有思想准备和必要的动员,人们怨气很大的原因,难道不可以理解么?

直到大军转移前的9月30日,共产国际的批复电中仍然有不少心存侥幸的幻觉和“框框”——

第一,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驻扎在那里的南京军队实施强有力的骚扰性打击,留在江西的部队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在湖南的行动;第二,组建独立的东方军,由第7、第10军团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另一个军团组成,目的是在东部四省交界处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给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方向上的集中造成困难,还可以隐蔽我们在湖南的主要计划;第三,我们认为把目前在汀州——连城地区活动的部队留在福建而不调往湖南是比较适宜的。这个军团应该组成独立的南方军,其任务是在厦门方向或者在东北方向进行机动作战,也是为了在闽赣边界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请确认电报是否收到和解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30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4年1月~193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6~第2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共产国际的批复电中虽然事后看起来很不着调——他们远隔千万里,能有多么符合实际的指示?留在苏区的最高领导人项英按这个指示行事,结果如何?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提提到的这些准备工作,做过么?充分么?

现在有不少人士,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次战略转移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列举的理由主要是粮草、兵员的征集和动员。这理由本身就有欠充分,难道反“围剿”斗争就不需要这样的征集和动员?大军远行,能够携行的粮草本来就不多——最多能有维持半月的准备,其余的也带不走(甚至红军主力转移后,善后的干部还得挨家挨户归还群众),其他辎重物资其实也带不动,如果不考虑坚壁清野,照样带不走——路上还得不断轻装!难道这就是“准备较充分”?至于兵员补充,反“围剿”本身不需要么?仓促扩红而来训练不足对远征缺乏动员和思想准备的兵员,远征途中不还是不断地逃亡和减员么?这叫远征的“准备较充分”?……

战争不是在象牙塔中摆积木,积木有可能是泡沫甚至拖累。多少还是要沾点地气儿,一要务实,二要看效果!沙龙式的秀才论兵,实际上很不靠谱的。遑论要去推翻当事人们从发生在眼前且感同身受的血汗历史中得来的结论!

笔者隆重建议,东林党徒的清议,还是省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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