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帝制，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为此，他把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表示今后要以专心致志地修建20万公里铁路为己任。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复辟帝制的无情事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促使他发动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政，解散了孙中山视为民国象征的国会，并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这使孙中山认识到段祺瑞“阳托共和、阴行帝制”与袁世凯“如出一辙”。于是他又到南方依靠西南军阀发动了护法斗争，但很快就被西南军阀排挤出卖，落得个“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解职以去”的结果。护法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孙中山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因此，“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该党纲领中重新提出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1920年1月4日，孙中山在《修改章程之说明》中指出：“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所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这还是前清造的恶因。现在清廷虽然不能压制我们，但是各国还是在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地抵制，......所以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从辛亥革命后只提民生主义到重申三民主义缺一不可，这无疑是孙中山思想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三民主义的内涵上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然而，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发展能够“顺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1917年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孙中山以一个民主革命家的敏感，从苏俄的事变中看到了自己民族的新希望，他欢迎十月革命，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成为他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发展的决定因素。1918年孙中山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表示:“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我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中人民群众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力量推动了孙中山思想的发展，使他认识到“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在群众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孙中山改变了以往对日本抱有幻想的态度，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他表示：“我们革命党，一定要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联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使孙中山深受鼓舞。1920年秋，孙中山会见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并向他表示了“与遥远的俄国斗争结合起来”的愿望。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建党的马林，向他表示愿“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马林则向孙中山建议:一要建立一个联合各阶层，特别是工农群众的党;二要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队骨干。孙中山赞赏这些建议。1922年1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发表演说，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是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同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并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孙中山进行了真诚的帮助。1922年6月15日，中共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时也指出了该党的错误。7月，中共二大为与孙中山合作，专门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同年8月马林与苏联政府特使越飞一同来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在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孙中山欢迎中共这一决定，并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9月，孙中山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的成员。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依靠工农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并明确表示“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同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也标志着孙中山丢掉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转而向苏联寻求国际援助。6月，中共三大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更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重建和发展地方组织，从内部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8月，孙中山派“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接着苏联派鲍罗廷来华。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此后，孙中山委派包括共产党人谭平山在内的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李大钊为候补委员，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并决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正式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不仅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的巨大影响，而且也受到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的启示。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使他认识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持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
总之，孙中山从辛亥之后的屡次挫折中不断吸取教训，又从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中得到启示。他欢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帮助，这一切使孙中山在他的晚年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意愿的伟大抉择，从而使其思想从旧三民主义的框框中挣脱出来，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1)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相联系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由鲍罗廷起草、孙中山亲自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孙中山在此时期所作的三民主义演讲中。
关于民族主义。主要是明确提出了反帝内容。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清王朝的统治，而国民党一大宣言则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第一方面，宣言指出:辛亥以后，清王朝虽被推翻，“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因此，“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而且“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为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关于第二方面，“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就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多次演讲，其中主要是阐述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他指出：帝国主义“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欧洲各民族都染了这种主义，所以常常发生战争......，其中最大的战争，就是前几年的欧战”。“这次大战争所以发生，一是英国和德国争夺海上霸权。二是各国争领土”。中国受欧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将及百年，“这百年以来，中国便失去许多领土”。“自中国革命以后，列强见得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现在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帝国主义控制我国的海关.在我国开办银行，倾销商品，操纵运输和投机事业，每年从中国掠取大量的财富。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弄到中国人的地位连高丽人、安南人都不如。孙中山强调，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就必须恢复民族主义精神和我国固有的道德。其方法就是“能知与合群”。能知就是“到处宣传，使人人都知道亡国惨祸”，然后“发奋起来和敌人拼一死命”。合群就是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指家族和宗教)，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对于中国的固有道德，孙中山作了某些新解释，强调了道德问题对恢复民族精神的作用。此外，孙中山还高度评价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说它是人类的大希望，强调中俄两国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斗争的必要。
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2)
关于民权主义。旧的民权主义主要是提出了一些平等、自由、博爱的空洞口号;现在则主张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强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宣言还提出，民国之民权与所谓“天赋人权”不同，“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
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以“民权主义”为题发表多次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民权主义思想，批评了西方议会政治的弊病。孙中山认为，“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民权”。“简单地说，民权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对西方的“代议政体”，孙中山也表示了他的怀疑。他说:“欧美先进国家把民权实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种代议政体。我们拿这种制度到中国来实行，发生了许多流弊。”“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孙中山认为，国民党主张的民权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孙中山设想的“全民政治”的民国，即“权与能分开”的国家。一个是政权，即民权。要把政权完全交给人民，使人民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便直接管理政府;一个是治权，即政府权。政府应拥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以便很好地工作。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的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
与旧民权主义相比，新民权主义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从根本上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并没有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孙中山一方面强调民权，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就是再过几千年，恐怕全体人民还不晓得要争民权”。“他甚至认为“四万万人都是象阿斗”，“因此只好把治国之权交给先知先觉的诸葛亮。孙中山也不懂得政治的阶级含义和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这些道理，因此他的“全民政治”也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接近了人民民主主义。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新的民权主义。他指出：“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3)
关于民生主义。旧民生主义只提出了没有实行措施的“平均地权”的空泛口号，新民生主义则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口号和实施办法。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之为少数人所操纵。”“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平均地权的办法是“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1924年8月，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他说：“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在另外一篇演说中他还说:“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但是在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上，孙中山又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他认为，“如果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来交到农民，受地的农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田主便受损失。”而受损失的地主又“都是稍为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事都很有觉悟，而一般农民全无觉悟;如果地主和农民发生冲突，农民便不能抵抗”。因此，要“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而事实上这种阶级调和的办法是无法实现的。关于节制资本的内容，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还提出了制造国家资本的主张。他认为单是节制资本不足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展国家实业是也。”为此他主张用美国的办法发展铁路、工业、矿产三大实业。他说，只要三大实业发达了，并把三大实业的收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还谈到了其他一些问题，择其要者，其一便是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同时又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指导作用;其二便是提出了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主张国共合作，但同时又把民生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关于其一，孙中山说：“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玄想，而马克思则是靠事实，靠科学方法去研究，“故马克思所求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着他走;好象卢骚发明了民权主义之后，凡是研究民权的人都信仰卢骚一样。”孙中山一方面赞扬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则从他的“民生史观”出发否认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生的一种病症”。所以他认为“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关于其二，孙中山极力提倡国共合作，批评了一些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对相互信仰的主义的误解，他说，其实“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
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错误的，但其和共产党合作的愿望是可敬可嘉的。从上述孙中山民生主义主要思想来看，尽管其指导思想还是民生史观，带有明显的阶级调和、空想等诸多局限性，但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这些根本点来说，其大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是一致的，是应该肯定的。总之，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相比，除了上述内容上的差别而外，最根本的特点是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相联系。没有三大政策的确立，也就不会有新三民主义，不实行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灵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说:“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实行新三民主义，在国际上就要联俄，否则就是联帝政策。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将取消革命，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在国内就要联共，就要扶助农工，“唤起民众”，否则就要反共，就要导致革命失败。
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他晚年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尽管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原则的不同，但它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此新三民主义也就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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