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1949年11月21日,新中国消灭妓院制度。
1949年11月21日,一夜之间,千年痼疾被连根铲除。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决议,当晚即下令执行——新中国由此拉开取缔娼妓制度的大幕。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后,又死灰复燃。明的,公开的妓院没有,但暗的,隐藏的妓院全面开放,如雨后春笋,浴火重生。美其名曰,各种会所、浴室、足疗、美容、养颜、采耳、按摩、瑜伽、健美……
还有暗喻:十八加两笔……
还有催化剂:靡靡之音乐,淫淫之碟片,乱乱之派对,性性之用品……
华国之光,千里冰融,万里雪消。望长城内外,惟娱莽莽。大河上下,顿失套套。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管公试比高。
开禁——开放。搞活——活搞。
先富起来的人,终于有花钱之处了。
他们开始带动后富之人了。
先富论终于得到了实践检验,而成为真理。
新中国消灭妓院制度——开天辟地,千古一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历史渊源
古代最早的“妓院头头”是谁?
严格说,中国古代最早有姓氏可考的“妓院老板”,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管仲。不过这个答案需要拆成三层来看。
第一层:名义上的开山鼻祖,管仲
公元前7世纪中期,管仲在齐桓公宫城中设置“女闾”(又称“女市”),一次安置七百名女子。《战国策·东周策》记载得明明白白:
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
清人褚学稼说得更为直白:
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此乃捉到老鼠的好猫。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性与交易挂钩,也比西方梭伦设立的“国家妓院”早了约半个世纪。
管仲办这营生,并非好色——他家里当时就有个聪慧绝伦的妾室叫“婧”。真正动因有三:
财政:齐国连年征战,国库吃紧,这笔“花粉钱”直接补充军国开支。
安置:战争俘获大量女奴无处安放,既作性奴隶又作“国家资产”。
维稳:当时权贵强抢蓄养女子,导致齐国“光棍遍地、怨妇满宫”,社会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与之现代背景相似。
所以管仲被后世娼家奉为“娼神”,画像两侧挂着一副对联:“食色性也,君子好逑”。有意思的是,“国人非之”四个字,也是中国最早的禁娼声音。
但要注意:管仲是制度的设计者与国家的“总老板”,他不亲自管账、不领着姑娘接客——这是官营,不等于民间意义上的“老鸨”。
他是总设计师。
第二层:比管仲更早的“巫娼时代”(无主名)
若放宽到“有性服务职能的场所负责人”,还有更早的两种形态:
其一,商代的巫女。一说中国最早娼妓起源于殷商女巫——她们居于神庙,掌祈祷祭祀、终身不嫁,神庙成为公开的圣地卖淫场所,时间比管仲早近千年。但这些“巫娼”隶属于神权体系,头目是祭司或商王本人,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具体姓名。这一说法在现代学界也有争议,不少人认为中国娼妓实际起源于奴隶主家内蓄养的“女乐、倡优”,如夏桀蓄女乐三万人之载。
其二,家妓的主人。西周起贵族蓄养家妓成风,史籍中第一位有明确姓名的“养妓者”,是公元前562年晋悼公赐给魏绛的八名女乐——魏绛由此成为文献可考的第一个家妓主人。到西晋,石崇“蓄妓成百上千”,北魏元雍“妓女五百,隋珠照日”,都是私妓业的“大老板”。
第三层:真正的“妓院头头”叫老鸨——称呼出自明代
官营妓院有官府派员管理(唐代称“鸨母”的前身多为乐营将校之妻),民间私妓院真正定型出“老板娘”这个角色,要到唐宋以后,而“老鸨”一词的文献出处最晚。
明代朱权《丹丘先生论曲》首次把鸨鸟与妓女挂钩:
妓女之老者曰鸨。鸨似雁而大,无后趾,虎纹。喜淫而无厌,诸鸟求之即就。
古人误以为鸨鸟只有雌鸟、能与任何鸟类交配,故借来指代“人尽可夫”者,再引申为开妓院的女人。(其实鸨鸟雌雄都有,只是体型羽色差异极大,被古人误认成两种鸟。)
配套称呼还有:男老板称龟公、龟奴,牵线拉客者称皮条客。北京八大胡同1949年那一夜被抓的424名“老板、领家”里,有男有女,黄树卿夫妇便是典型的“夫妻店”。
所以,“最早的妓院头头”姓管名仲,字仲,谥敬——那个被孔子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华夏第一相,同时也是两千年娼妓行业的祖师爷。这大概是这位贤相一生中洗不掉的一笔。
开天辟地,千古一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时间倒回到——公元1949年11月21日,那个夜晚的11个小时。
下午5时30分,中山公园中山堂内,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新任市长聂荣臻当场宣布八个字:“封闭妓院,立即执行!”
决议的措辞掷地有声:
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
处置方针分三层:没收妓院财产用于救济;老板、领家集中审讯依法惩处;妓女则“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晚6时,行动组先以“开会”为名,将424名老板、领家扣在各公安分局,防止转移财产或隐匿。晚8时,27个行动小组、2400余名干部民警分乘37辆大卡车,同时在全城铺开:战士封锁胡同口,工作组进院宣读封闭令,账房财产清点登记造册,最后贴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
次日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集中审查老板、领家424人,收容妓女1286—1288人(各档案口径略有差异)。当日上午罗瑞卿向会议汇报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彭真在讲话中宣告:“从现在起,北京市封建残余的妓院制度已经完全消灭了。”
执行纪律也相当罕见——罗瑞卿出发前特别强调:不得与妓女调笑,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不得接受任何款待,不得私拿妓院物品。
封门只是第一步:一场艰难的“新生”
被收容的妇女安置在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所。体检结果触目惊心:1303名学员中96.6%患有性病,以淋病、梅毒居多,完全没有染病的仅44人;连13岁的女孩都已染疾。北大医学院院长、性病专家胡传揆亲自制定治疗方案。
接下来是学文化、学生产技能、学自立本领。1950年6月起,她们陆续结业:有的返乡,有的择偶成家,有的进纺织厂做工,有的考入艺术院校。1950年12月11日的控诉大会上,学员含泪控诉老板打断胳膊、打瞎眼睛、暴力打胎等暴行;老板兼领家黄树卿夫妇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从北京推向全国
北京的经验经公安部1950年7月1日向全国通报。各地做法因地制宜——天津采取“寓禁于限、逐步消灭”,上海自1951年11月起至1958年改造公开妓女与暗娼7513人,到1952年5月底天津六百余年的娼妓制度彻底绝迹。
全国共查封妓院8400余所,约32万名妇女在生产教养院里获得新生。延续数千年的娼妓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内基本绝迹。
为什么这件事分量很重
一位曾在甘肃做过同样尝试的老先生在会议上感慨:“封闭妓院这件事,我过去在甘肃任内是做过的,可是做不到、办不好;现在经过代表会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马上就办了,马上就办好了——这就是新民主的好处。”
它之所以成为标志性事件,不只在于“关了224家门”,而在于三点:
把娼妓问题从“风化问题”重新定义为“剥削制度与妇女解放问题”,治的是根,不是表。
打击对象精准指向老鸨、领家等封建恶霸势力,被卷入的茶房、跟妈、伙计大多遣散释放,嫖客登记教育后当场放行。
“救出来”之后真正“接得住”——治病、学艺、安置就业,这才是禁娼没有反弹的关键。
从八大胡同的一夜封门,到三十二万人重获人格尊严,1949年11月21日,写下了新中国社会改造最漂亮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