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 | 毛泽东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内容提要

摘要：“实事求是”思想来自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内涵日益丰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思想成果，使之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部分。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实践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调查研究，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系统严谨的阐述，使之超脱了民俗话语中的一般内涵，上升到了认识论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全党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教育，以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实事求是;毛泽东;中华传统文化;党的思想路线;“第二个结合”

原文出处：刘书林. 毛泽东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J]. 毛泽东研究，2025，67(4): 4-14.

作者简介

刘书林，男，清华大学二级教授，曾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第一、二届主任及学术顾问，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现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马工程”重点教材首席专家、北京市重大攻关课题委托项目首席专家。2017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部等三家学术单位评选为“近年最具影响力的30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主持国家级精品课程2门，出版著作18部，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思政课“精彩一课奖”，第八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精品教材奖，北京市高校德育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清华大学“杰出人才”奖;主编的《当代中国人权状况报告》和参编的《新时期的旗帜》(音像制品第一撰稿)均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毛泽东在延安革命根据地领导整风期间，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思想成果，将“实事求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结合，“实事求是”由此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部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实事求是”这个词语，毛泽东在1941年5月 19 日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曾提及;同年冬季，他为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亲笔题词亦曾写过。但是，毛泽东第一次说明这个词语的来源，却是在 1960年12月24 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

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法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不过最初说到“实事求是”的意蕴时，并不一定是这四个字，也不一定是单一的、认识论维度的准确内涵。从古代汉语发展的历史特点来看，“实事求是”的含义大概有以下四种说法：

第一，尊重事实，一五一十，一切从实际出发。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一种意蕴。

毛泽东把这一点理解为讲老实话。他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里这样要求我们的战士和干部：“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新中国成立后，在调查美军虐待俘虏的问题上，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上批示：“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

第二，坚持秉笔直书，坚持传统观念的正直刚性原则。

正直不阿的人常常表现出宁死不屈的精神。这方面的典范是，在春秋时期齐国重臣崔杼与史官的冲突中，史官坚持秉笔直书、宁死不屈的突出表现。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与齐庄公发生冲突后弑君，并改立其弟继位为齐景公。这在中国传统社会属于“以下犯上”的罪过。崔杼让齐国的史官记下这件事，史官秉笔直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为此杀了这个史官，又让史官的二弟来写这段历史，二弟还是坚持写“崔杼弑其君”，又被崔杼所杀。崔杼再次招来史官的三弟写史，但三弟视死如归，表示仍然要坚持写“崔杼弑其君。”崔杼不敢再继续乱杀无辜，只得放了史官的三弟。南史氏听说大史官被杀，便带着写好“崔杼弑其君”的竹简赶来声援，在听说史册上已经写上“崔杼弑其君”后，方才回去。

另有商周时期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两兄弟，为了逃避被封立为王的处境，一起逃往周国，正遇上周武王兴师动众前去伐商。伯夷、叔齐便拦住周武王的马，进行劝阻，认为周武王讨伐商朝是“以臣弑君”“以暴易暴”，伐商之举可耻。周灭商之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活活饿死于首阳山。唐代韩愈著文《伯夷颂》，歌颂其骨气。

毛泽东对此有不同见解。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到了这个历史故事，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从这里我们可看到，共产党人吸收或发展传统文化的原则与立场。

第三，敢于直谏，敢于以大无畏精神说真话。

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婴就是敢于直谏的典型。齐景公看到梁丘据对自己亦步亦趋，就赞扬他与自己关系达到了和谐状态。晏婴则对齐景公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此话意即梁丘据同齐景公的关系，充其量只是相同而已，并不能称之为和谐。他认为，和谐的关系应该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而梁丘据却恰恰相反，即“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意即真正和谐的关系是和而不同，这种单调的随声附和，并非和谐。齐景公听了很受启发，赞美晏婴：“善。”

常言道：“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有的君王有时不愿意听到不同意见，这就对臣子的品格和胆量提出了考验。一天，齐景公因高兴而感叹道：“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此话意即人如果自古以来都不死，那该多快乐。晏婴听了此言说道：“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晏婴的直言直语还是比较客观的。历史上，许多忠臣义士冒死直谏，留下了“文死谏、武死战”的美谈，带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意蕴。

古代文化中鼓励人们大胆说真话的典故与共产党人的作风高度契合。1957年6月，吴冷西被党中央派往人民日报社工作。为此，毛泽东严肃告诫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这表明，有了“五不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而“五不怕”本身也是实事求是的题中之义。

第四，勤于调查，做到“每事问”，这是实现实事求是的手段。

孔子曰：“子入大庙，每事问。”“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1930年 5 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大力强调开展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以上便是“实事求是”几层含义的古今对照情况。

然而，自从汉代班固撰《汉书》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描述河间献王刘德以来，“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学理性的词语，就从古代文义的流传，逐步走进近现代学术理性的话语之中。

明代思想家张居正也使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语，提倡在考查官员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现代哲学家杨荣国这样描写张居正：“张居正的认识论主张以行动实效作为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他提出要‘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采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于终’;‘惟其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即主张要名符其实，同时要始终如一，要根据事实，反对讲虚名，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研究“中国经学思想史”的当代学者姜广辉，在概括清朝前期出现的乾嘉学派的“经学诠释学”特点时，用了“实事求是，六经皆史”八个字，指出：“‘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景十三王传》，乾嘉学者如钱大昕、阮元、汪中等人多以此为职志。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阮元《揅经室集·自序》说：‘余之说经，推名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汪中《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他还评价了乾嘉学派的历史作用：“乾嘉学者说经主张‘实事求是’‘六经皆史’，实际是以一种考古学的态度解释六经，将经学转为史学，视经文为史料，这是对传统的儒家经典的一种降格。这种做法的特殊意义在于改变传统的经学思维方式，中断‘通经致用’的传统。”由此可见，当年的乾嘉学者已经广泛地使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语了。

清朝晚期，旧中国呈现风雨飘摇的形势。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902年 2 月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并开始写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连载方式在该报发表。本来在其写作提纲中，清代被称为“衰落时代”，但是1904年，他在补写其中“近世之学术”一节时谈到前清时期“考据派”(即乾嘉学派)的学术价值，却一改以往之悲观论调，充分肯定了“考据派”研究方法的“科学精神”及其使中国传统“汉学”与近世由他国传来的西学“接轨”的积极意义。对此，梁启超写道：“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更加可贵的是，梁启超还把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与“科学精神”四个方面的内涵结合起来，凸显了“考据派”本质的进步性。梁启超认为这种科学精神体现为：(1)“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2)“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3)“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4)“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实事求是”在学术界，大有越来越流行的趋势。

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中，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受到“实事求是”的影响的，这是毛泽东研究领域尚待探讨的一个问题。近来，有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毛泽东早年对实事求是的认识，经历了从韶山到东山学校再到长沙求学和探索的全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对此也曾作出过回应：“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这样的叙述是实事求是的，其说出了客观环境为毛泽东了解“实事求是”的古训新意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毛泽东早期革命实践与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

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在20世纪初激起了亚洲国家(或地区)和人民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意识的觉醒。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推动下，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之初，毛泽东就坚持理论研究要联系社会实际的原则。1919年7月，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谭嗣同等20年前创办的《湘报》等刊物“内面都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在这种风气之下，“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他还指出，“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实际”“实事”“活事件”这些概念，预示了“实事求是”几个要素的逐渐出现。可以说，这是当时流行的经世致用学风带来的影响。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全力投入现实的斗争中，他的思想也在革命运动实践中实现了飞跃。

这期间最重要的革命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实践。从1918年7 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在仅仅不足10个月的时间里，李大钊就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在《言治》《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数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中文节译本的出版，以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出版，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其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讨论驱张办法，向政府请愿。这个时期，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所说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标志着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在五四运动实践中，毛泽东发生的重要思想转变就是由热心组织赴法留学，转为重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调查研究。他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从这可以看出，他对了解和调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高度重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展，使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毛泽东参与了党的创建，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合作，领导了工农群众革命运动;他全力参与大革命，同时认真调查研究中国的阶级状况，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1927年背叛革命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应开展武装革命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武装斗争战略和策略，指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和路线。

在井冈山和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认真做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中国农村各阶级、城镇小商人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制定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制定了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工农联盟为依靠力量的基础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军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渐形成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的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在革命战争的严酷环境里，毛泽东也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和概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宝贵经验。这个时期，他写就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或著作。这些文稿基本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提出了当时革命的基本问题及解决办法。特别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那种以为遵守既定办法就能胜利的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时指出：“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其中就包括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要素，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1927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基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武装斗争道路、军队建设、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思想路线等相结合的重大原则问题，这就“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开始产生并初步形成”。毛泽东思想在1930年5月初步形成，在抗日战争实践中达到成熟。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阶段。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严谨阐述

毛泽东思想成熟于延安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其内涵也超脱了民俗话语中的一般内涵，上升到了认识论的高度。

如果说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为“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初步基础，那么，毛泽东于1937 年7 月至 8月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就为形成“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随着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实践中的成熟，实事求是的思想也逐渐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它逐渐从一般性话语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意义的术语，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1941年2月，党中央曾经准备于当年5月召开党的七大，后来因故推迟。党的整风运动开展起来。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在这20年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还存在着主观主义的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的分别，主要差距就是不注重学习中国的现状、不注重学习中国的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接着，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进行了哲学的阐释：“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这个对“实事求是”内涵的概括，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同时，这也是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其内涵要义，就是从事实中去发现真理。这个含义在党内、国内得到广泛传播。经过毛泽东的倡导和阐释，“实事求是”成为具有哲学意蕴的科学真理。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当时，这一题词被镌刻于白沙岩石板上，镶嵌在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大礼堂的门楣上方。1947年，国民党军队炸毁了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礼堂，这四块刻石被当地农民所收藏。20世纪50年代，这四块石碑作为革命一级文物被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存。2004年12月,按照1 :1 的比例复制的“实事求是”石碑正式陈列于中央党校校史馆。几十年来，“实事求是”石碑上的校训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并践行党的这一光荣传统。

四、毛泽东在1961 年的“实事求是年”中讲实事求是

前文曾经提及，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最早萌发于其在 1930年5月写就的《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中。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强调，“要搞调查研究”，并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他总是把调查研究与坚持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他说：“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毛泽东的这一感慨或许就来自这篇昔日旧作。他说：“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一九三○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

“实事求是年”，就是指1961年。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毛泽东也将工作重点放在全党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教育上。他以发现《调查工作》文稿为契机，详细论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个主题，毛泽东曾在他主持的专门会议上集中讲了四次。

第一次是 196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这次讲话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的口号和倡议，呼吁全党同志将实事求是传统发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第二次是 1961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体会议并讲话。这次讲话涉及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再次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的重要论断。

第三次是 1961年3 月 13 日,毛泽东主持三南会议并讲话。他在这次会议上介绍了自己新找回的文稿《调查工作》，强调文章的主题就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第四次是1961年3 月 23 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结合党的斗争历史，逐节地讲解找到的《调查工作》文稿，系统地阐释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方式方法，调查研究与党的路线、策略的关系，等等。用一次专门的会议，逐节讲解自己的文稿，对于毛泽东来说是罕见的。由此可见，他对这一文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看重。

毛泽东在“实事求是年”里大讲调查研究，大讲实事求是，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成为亿万人民心中的真理。

五、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我们党宝贵的理论财富和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会汇报工作时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继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所有这些方面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不断地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研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确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战略策略，实现推动历史前进的目标。”江泽民还论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关系。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04年8月，胡锦涛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和推进理论创新。”

2013年12月26 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同时，习近平还从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及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新时代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要求。2023 年 12 月 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总之，一个党员或者党的领导干部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质上是有没有党性、党性强不强的问题，代表了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思想觉悟的高低。2021年 9 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本质。他说：“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所以，只有从党性的实质性问题角度，才能看清坚持实事求是的本质。同时，也只有通过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使党内坚持实事求是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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