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红军、农民(二·完)——闽西根据地，1929—1934
编者按
本次发布高桥伸夫《党、红军、农民——闽西根据地，1929—1934》的下篇(原刊题为《党、红军、农民(二・完)》)，包括第三章“动员加入红军”及“代结论——党权与农民”。第三章主要考察扩红的实际运作，并讨论地方武装、土地改革以及以上杭才溪为代表的“模范地区”在扩红中的作用与局限;代结论则进一步分析党权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
透过高桥的论述，我们或许可以暂时放下较为笼统的宏大概念，从党组织的动员实践及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出发，观察革命的具体运作。
点击阅读上篇：党、红军、农民(一)|高桥伸夫论闽西根据地的党组织与农村社会
目录
第三章 动员加入红军
(1)农民与干部——围绕加入红军
(2)逃兵们
(3)地方武装与农民
(4)土地改革是动员的杠杆吗
(5)模范地区——上杭县才溪乡
代结论——党权与农民
第三章 动员加入红军
接下来，笔者想把目光从动员的主体，转向动员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这里聚焦的是党动员民众加入红军的问题。"必须以一切牺牲来准备取得战争的胜利，使一切工作服从于战争(1)"——正如这一表述所象征的，这一时期的动员，是以党的生存本身为赌注的大规模运动而展开的。因此，它是我们衡量共产党动员能力的绝好材料。尤其是，红军的扩大被提为革命根据地所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借用苏区中央局的说法，"这是衡量我党对于参加革命战争、加强红军这一任务的积极性和动员力的尺度(2)"。扩充兵员，自闽西苏维埃成立以来一直是反复提出的目标，但一九三一年春以后，在向各县下达具体扩军目标的基础上，猛烈的扩红运动开始了。
1932年，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在漳州石码石溪中学大操场合影
(1)农民与干部——围绕加入红军
许多资料显示，农民对加入红军心存畏缩。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力图避免成为士兵。例如，装病，或者让孩子、老人、残障者或病人顶替，或者逃往其他地区。据若干报告，逃往南洋的农民也不在少数(3)。关于闽西的状况，送交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书称："每次一说要扩大红军，群众便大为恐慌。(4)"许多妻子一面拿现在已在根据地获得承认的离婚来威胁，一面想阻止丈夫加入红军。即便丈夫不幸被动员、送上前线，妻子们也会给他们写很多信，要求他们早日回村。(5)
面对农民的这种消极态度，党和苏维埃的干部们也动用一切手段，试图动员他们加入红军。当时频繁使用的手段有：强制摊派、胁迫、抽签、轮番、收买、欺骗、选举等。(6)(7)在长汀县，数十名农民被集中到会场，出口上了锁，并威胁说不等全体同意加入红军就不放回家。也是长汀县的例子：河田区苏维埃的负责人到一个村子招募新兵，见无人应征，便威胁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你如果不去，就把你母亲关起来"，把他送进了红军。(8)资料也记载了以多少钱收买农民。各地不同，大约一人两元到三元，也有付二十元的记录。(9)也有以粮食收买的情况。至于欺骗，送农民进红军所用的最有效骗术——从这一事例屡屡出现于文书来看——也许是告诉他们：加入红军就能吃到猪肉。(10)
然而，农民与党干部并非总在确保士兵的问题上对立。地方干部们最大的关心，在于无论如何完成上级命令的定额(11)(12)，因此他们与农民之间常常缔结默契的协定。也就是说，党干部们一面暗示"不愿干了就可以回村(13)"，一面想让农民加入红军。其结果，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大量逃兵。
(2)逃兵们
逃兵问题何时开始进入领导人的视野，难以确定。但闽西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〇年秋就已对逃兵问题的严重化敲响警钟。在该政府的报告书中，套用了当时常用的"革命高潮"(革命的高涨)这一表述，使用了"逃兵高潮"(军中逃亡热潮)(14)的说法。翌年二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通告："最近检查各级政府扩红工作后发现，对于此前所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县级政府已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区政府次之，乡政府则依然充满非常浓厚的命令主义，依然威胁群众、点名把群众送进红军。……因此，现在群众不仅不热烈加入红军，反而在红军中持续不断地发生逃亡。(15)"
逃亡不仅出现在士兵中，也出现在军官之间，有时甚至出现在政治委员之间。若干报告书记载了政治委员组织士兵集体逃亡的事实。(16)逃兵出现于军队活动的所有场面。行军中、在前线战斗时、战斗结束后、从野战医院，甚至从为士兵举行的欢送会席上，士兵们相继逃亡。而且，多数情况下他们并非空手逃跑。他们带着枪支、金钱以及其他物资逃跑。据闽西苏维埃政府报告，"经调查，从红军带着枪支和公物回家的士兵，各县都有(17)"。
逃亡者究竟有多大规模?值得注意的是，遗憾的是找不到这方面的统计资料。而且，正如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章所指出的，地方干部们有一方面向上级机关夸大已确保的士兵数量，另一方面则倾向于隐瞒士兵逃亡的事实。(18)因此，我们只能放弃准确掌握逃兵数量。不过，个别事例倒可以举出不少。略举几例。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日，红十二军从龙岩出发时，兵员达两千人。然而一个月之内，有一千二百人不见了。(19)如果这一数字属实，那么有百分之六十的兵力因逃亡而损失。在这里，我们重新面对中国历史中红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新型军队这一基本问题。不过，也可以主张：红十二军是在"李立三路线"下、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被强令进军的特殊事例，因此不是考察逃兵规模的合适事例。但随着事例的累积，可以发现红十二军的事例绝非孤立。一九三三年三月，宁化县淮阳区在召集五百名新兵后，据报道有四百名逃亡。(20)两个月后，长汀县召集的新兵也有三分之二不见了。(21)被称为"模范部队"的部队也不例外。武平县金沙区模范营也报道"上个月有四五十人逃亡(22)"。
把视野稍微从闽西扩大，纵览中央根据地全体，也能发现大致同等规模的逃兵事例。只举《红色中华》报道的江西根据地逃亡事例一则。一九三三年三月，在永丰、公略把一千三百名赤色少年先锋队员、在胜利、博生把一千四百名送上火线，但九天之内大半逃亡，剩下者只有七百名。(23)据说这次逃亡是包括政治委员在内的干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甚至连伙食费都卷走了。笔者在鄂豫皖根据地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因此，大量逃兵的出现，可以看作以中央根据地为代表、共产党各根据地共通的普遍现象。它构成了革命根据地社会景观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规模的逃兵呢?可以举出若干因素。第一，它是前述新兵募集方法的逻辑归结。为数不少的农民是被强制或欺骗硬塞进红军的，也有人在"可以回村"的默契下参加了红军。而且，他们在离开村庄之前，必定亲眼见过许多擅自从前线跑回村庄的人(如后所述，他们被地方苏维埃收容并分配了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效法这些众多逃兵的先例呢?
党自身的分析，也把逃兵出现的原因主要归于士兵的补充方法。(24)据称，由于采取了只注意数量的募集方法，富农、流氓，甚至受过处分的党员等不可靠分子大量混入，扰乱军纪，助长逃亡。确实，一九三〇年以前，闽西红军相当积极地网罗流氓。(25)此后他们成为军队的麻烦，不难想象。但士兵的阶级成分问题，显然只是产生逃兵的原因之一。
第二，可以举出红军内部士兵的待遇。例如，红军士兵与国民政府军的士兵一样，经常遭到军官殴打，处境颇为可怜。(26)毛泽东也在著名的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决议"中，提到红四军一名因殴打士兵而获得"铁匠"绰号的军官。"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某军官好打人的例子。其结果，不仅传令兵和炊事夫几乎全部逃亡，连军队需要的上官、副官也逃跑了。第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来过一位非常爱打人的大队长。人们给他起了'铁匠'的绰号。……从士兵到军官士气普遍低落，逃亡者日增，军队内怨嗟之气弥漫，甚至发生了自杀事件(27)"。此外，许多党内文件指出，对待伤病兵和伤残士兵的态度草率。(28)兵营内部的这种社会关系，与逃兵之多一样，与其说让我们看到红军与国民政府军、军阀军队的异质性，毋宁说看到的是同质性。顺带一提，由于待遇问题，让投诚过来的敌军士兵在红军中扎根也很困难。"俘虏和投诚过来的士兵受不了红军里的苦，又看到红军只给几块钱零花钱，不久就逃走了(29)"。
第三，是共产党对待逃兵的温和态度。尽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一九三三年春《红色中华》所主张的对逃兵方针，仍规定主要采用说服。(30)"对逃亡的同志和逃兵，主要应运用教育的方法加以说服，使其认识自己的错误，自觉归队。如果经过多次劝告和教育，仍不能使逃亡的同志和逃兵改悔，我们应以行政〔权力〕或军事纪律处理之(例如，令其返还此前发给的衣物、被褥和伙食费，处以劳役等)。"这种对逃兵的温和措施，考虑到在反革命肃清运动中杀害了大量"社会民主党"分子，乍看显得奇妙。恐怕，这不是因为受"逃兵本不应存在"这一前提(如果出现大量逃兵，那与军阀、国民党军队有何区别?)的束缚，而是因为担心一旦打出严厉处罚的方针，新兵的补充会更加困难。正因如此，即便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首次对逃兵出示统一方针(31)之时，对他们仍规定"宣传与说服"优先于处罚。可以看出，比起以严惩相威胁把农民推得离红军更远，这里发挥作用的是这样一种意图：把逃兵的出现作为无法避免的现实接受下来，同时抑制其程度。
还应补充一个仅适用于已婚士兵的因素：他们对婚姻关系的担忧。也就是在前线期间，担心妻子提出离婚，或者担心留在农村的男人抢走妻子。(32)实际上，在丈夫作为红军士兵离开村庄期间，妻子宣告离婚、或村里的男人向留守的妻子搭讪的事件频繁发生。想夺人妻的男人中，包括逃回村庄的逃兵，以及大量党员。闽粤赣特委送交党中央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述："党员的享乐作风，例如不愿当红军、不愿去白区工作等，尤其是寻找配偶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来得热烈，形成了找对象热的高涨('找爱人的高潮')(33)。各县都一样，尤其是机关的同志〔更甚〕"。因此，有的县委员会甚至决议："任何人不得进攻红色战士的妻子，未经红色战士同意不得与他的妻子结婚。(34)"不应把这种事态当作农村革命中无意义的插话而打发掉。毋宁说，它是理解中国农村革命社会学的重要钥匙。(笔者想主张，需要一种处理"党自身释放出来、却相对独立于党权而展开的社会诸过程"的革命社会学。以往的"党史"缺乏这种视角。)
共产党带进村庄的结婚与离婚自由，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妻子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向丈夫提出离婚。产生了一种性别斗争。这时，男人们也追逐着"解放了的"(有时是"解放前的")女性们。(35)其结果，结婚、离婚、再婚在各地反复进行，产生了极为混乱的社会状况。邓子恢在回忆录中记载，大概是一九二九年的事，在约百余户的龙岩县白土区孟头村，颁布承认婚姻自由的条例后，仅仅一个月内就有三十六对夫妇离婚，又有三十六对夫妇新婚。(36)福建省苏维埃的通告记载，有些地方私生子、婴儿被遗弃，各处殒命(37)，这也许是这种社会混乱的悲惨副产品。于是，许多地方苏维埃连日为婚姻问题闹得天翻地覆。据闽西特委报告，"县、区苏维埃的另一项中心工作，被视为离婚、结婚问题(38)"。"龙岩县委没有哪一天不积压若干件妇女离婚案件(39)。"福建省苏维埃还传达如下惊人状况："各地要求离婚、结婚的青年男女十数人、数十人成群涌向苏维埃。有互相换对象的，有只换一方的，一旦允许离婚，马上就结婚。最慢的，第二天也会找到对象结婚(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以前就有秘密关系)。这一个月来，乡、区、县的苏维埃裁判委员整天在处理这些案件。(40)"这样一来，项英暗示实际上比士兵逃亡更严重的是结婚问题(41)，也就不能说完全是夸张了。
这种事态，很难设想党事先有所预料。农村的阶级斗争不易点火，而不同性别之间的斗争(与关系的重组)却轻易地蔓延开来。婚姻问题引发的骚动，使共产党陷入窘境：一面是解放女性、把她们引上革命道路的目标，一面是消除红军士兵不安的要求。党的方针怎么看都缺乏一贯性。一九三〇年夏，闽西苏维埃大会就"红军士兵的妻子能否提出离婚"的问题，通过了一项保留意见的决议：离婚不予承认，但那是暂时性的。(42)然而翌年秋党通过的《红军优待条例》明确站在红军士兵一边，规定"凡服役期间红军士兵的妻子要求离婚，须先征得战士本人同意，未获同意之前，政府可以禁止该离婚(43)"。可是数月后，在《红色中华》上，对从可能动摇红军士兵的观点出发对自由结婚、离婚提出疑问的永定县委，项英代表中央苏维埃政府坚决地为其作了辩护。(44)
1934年1月13日《红色中华》第1版相关报道
无论如何，如果以上诸因素构成背景，那么大多数逃兵不是投靠国民党，而是回到自己村里(45)，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逃兵回村之际，按理说各地苏维埃政府应检查他们的通行证，阻止其还乡。但实际上，他们"途中丝毫不会受到阻拦"。因为"各苏维埃政府对通行证的检查并不认真，部分逃兵擅自伪造文书，盖上私印，也照样通行(46)"。通行证的检查似乎相当马虎。据福建省苏维埃文件，"虽然设置了检查站，但负责检查的人丝毫不尽责任。有的在店里闲谈，有的在厨房做饭，有的专事买卖或从事手工业。尤其在“病尿商”，检查员五六人聚在一起谈笑，放着过往行人不理(47)"。
他们回到村里，也几乎不受村民白眼。诚然，有些村和区把妇女和儿童组织成"突击队"，努力慰问逃兵、促其归队，但进行这种努力的地区有限。不仅如此，与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完全相同，这些逃兵中许多人回村后受到村苏维埃、区苏维埃的欢迎，被分配了地方防卫的工作。(48)有的苏维埃政府委员，见本地出身者作为战斗员、指挥官在红军中服役，竟特意到红军部队去，要求同意他们回乡。(49)这是常被省委、县委批判为"地方主义"的倾向。
因此，"农民以'顽强的抵抗'从'下面'瓦解党的动员计划"这一印象过于简单化了。毋宁说，是党的地方干部与农民共同毁掉了党中央、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省委的计划。在这种状况下，"创造百万铁的红军"的目标，只能说是注定失败的。
一九三一年以后闽西开始正式的扩红运动以来，究竟有多少农民成了红军士兵，在统计上完全无从确认(如果存在大量逃兵就更是如此)。但根据党领导层反复发出的动员运动失败的言明判断，只能认为计划终究没有成功。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五个月内使红军主力部队翻番的目标(50)，四个月后报告"至今仍与目标相差悬殊。红色五月的突击月间，也未能完成预定人数"。同年九月，苏区中央局也不得不承认夏季扩红运动以极为不振告终。"中央局检查了七、八、九三个月的红军翻番突击期活动，承认七月、八月江西、福建两省，尤其是福建的扩红成绩极不令人满意。……闽西七月、八月两个月扩大的红军，仅有预定计划的二十二分之一(51)，且扩大的新战士中老弱、儿童占了不少数量，部分还发生了逃亡"。同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以十月革命纪念动员为名，在九月至十二月四个月内，向红军输送福建省二千二百名工人(52);但据报道，福建省在七月至十月四个月内使加入红军的人数(不分工人、农民)合计仅一千三百零四名(53)，因此不能不认为实际作为新兵被动员的工人数量远远低于目标。一九三三年情况似乎也没有改善。一九三三年三月宣布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决定以同年五月为扩红"突击月"(54)，向红军输送福建新兵两千人，其后六、七月两个月每月输送一千五百人。但没有任何文书暗示这一计划已经达成。《红色中华》的文章指出，福建省苏维埃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以前完全没有实现任何扩红目标(55)，"而且逃兵之多，更令人吃惊"。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央组织局还发出通知(56)，要在一个月内于福建省动员两千三百名新兵，但据报道动员只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六十。(57)
当然，党领导们从一开始就可能明知勉强而把过大的目标强加给根据地。但农民对加入红军所显示的消极态度，以及逃兵之多，必定出乎他们的意料。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必要把包括闽西在内的中央根据地最终崩溃的原因，不仅归结于党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也要归结于动员能力。
(3)地方武装与农民
农民大众对红军的态度，通过与他们对地方武装的态度相比较，会更易于理解。党在革命根据地组织的地方武装的核心，是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游击队是由县苏维埃指挥的武力，赤卫军(资料中也常使用"赤卫队"的说法)的指挥权在区苏维埃。"赤卫军、少年先锋队不仅是广泛的群众武装组织，也是巩固苏区、补充红军的守备军和补充队。正规红军是使用兵力的方面，赤卫军、少年先锋队是蓄积兵力的方面(58)"。十八岁至四十岁的工农劳动大众(不分男女)本应全部加入赤卫军。十六岁至三十五岁的男女都被义务加入少年先锋队(因此，这一年龄段的男女本应加入赤卫军或少年先锋队之一)(59)。
有趣的是，若干党内文件指出，群众积极参加游击队和赤卫军。确实，在党领导人眼中，游击队的队员逃亡与红军士兵逃亡同样严重。但据说地方武装的逃亡者相对较少，而且容易使其归队。据闽西特委观察，"一般群众普遍愿意参加当地游击队和赤卫队的工作。因为这些武装力量都在当地数十里范围内游击。……游击队在各县开展工作，带有地方性，逃兵相对较少。即便逃回来也容易促其归队。一般士兵的态度也不坏。(60)"
但这并不等于说游击队、赤卫军是严格的组织。毋宁说，地方武装的组织与工作始终是党领导人批判的对象。(61)反复的劫掠、投敌、卷枪逃跑、擅自休假，乃至间歇性的工作态度，足以令领导层叹息。据项英报告，"各地武装不少，却没有用于巩固红色区域，只是打土豪、劫掠白色村落。游击队、赤卫队脑子里只有赚钱。因此，赤白交界的白色村有这样的话：'不怕洋共，就怕土共。'因为土共只知道抢东西。完全进行着白打赤、赤打白的依旧部落式的战争(62)"。说到投敌和卷枪逃跑，《红色中华》报道，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到翌年一月三个月间，仅连城县就有从游击队投敌者一百一十三名，被卷走的枪支一百零六挺(63)。另据福建省委，福安中心县委的游击队员不过百人，却轻视政治工作，队员常请假不愿留在游击队。(64)此外，党中央派出的巡视员关于厦门游击队的报告书显示："游击队秘密地打土豪、绑人质，很少支援群众的实际工作。……打两个土豪，就一两个月不动(65)"。
而且，地方武装以浓厚的地方主义为特征。下面这段引文雄辩地说明了地方主义的表现方式。"政治武装、政治训练非常不足。而且，甲区的武装只有在甲区才能勇敢作战，一旦动员到乙区，就丧失了战斗力。组织不严密，指挥也不成系统，时而发生甲区武装不愿接受乙区指挥、或者乙区武装不愿去丙区作战的情况。更有甚者，一打小败仗，就纷纷各自回家，谁也不听指挥。这证明什么?很明显，是因为政治宣传上没有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66)"。从这些征候，我们可以看到党带进农村的新制度如何背离本来目的，被农民大众任意挪用为自己目的服务。他们关心自己村庄及其周边——大概几乎不会超出乡的水平——的防卫(正因如此，有相当训练和战斗经验的红军逃兵在村里受到重用)，多数时候自己也毫不吝惜地作出贡献。但一旦涉及大大超出村庄范围的防卫，就另当别论了。地方武装在超出成员生活圈的范围内活动时，参加者的目的往往转为劫掠，更谈不上根据地整体的防卫。就这一点而言，农民承认地方武装的意义，愿意参加(反过来说，如果既无益于村庄防卫、又不能劫掠，那参加地方武装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其参加方式，看来正是他们参加农村传统组织的方式本身。工作态度是间歇性的，休息很多，固定成员几乎无从谈起。党在大声疾呼为战争总动员，而关键的农民，从党内文书窥见的身影却是某种田园牧歌式的。
(4)土地改革是动员的杠杆吗
这样说，是否就低估了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呢?党好歹在革命根据地尝试了各种社会改革，难道不能以理应从中获得的支持为基础，展示比较高的动员能力吗?尤其是共产党的一大“传家法宝”——土地改革，难道不是发挥了使农民服从的强大杠杆作用吗?
确实，党自身当时主张土地改革正是动员农民的关键，现在也这样主张。(67)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议，"凡斗争深入、土地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的地方，扩红成绩都好;反之，扩红成绩最差的区域，也是斗争不够深入、土地问题解决得最差的地方(68)"。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也同样指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地方(例如兴国等)，群众的觉悟和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政权斗争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69)"。但果真如此吗?
所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围绕土地改革，在共产国际与忠于它的中共中央、指导苏区的党的最高机关苏区中央局、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现场指导者之间，存在路线对立，这一点以往的研究已有相当详细的揭示。(70)如果把对立的构图简单化：共产国际以及忠于其路线的党中央主张土地国有化、对地主富农采取严酷处理、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的标准分配土地;而根据地土地改革现场则主张农民土地所有制、对地主富农采取比较温和的处理、主要以家庭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71)但这里应当追问的，不是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意图、战略、计划，而是实态。在闽西根据地，土地改革现实中是如何进行的，它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把农民吸引到党这边来、使其服从呢?
先说结论：土地改革似乎没有达到党领导人原先期待的效果。首先，在闽西根据地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它似乎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实施。永定、上杭、龙岩的一部分，在失败的一九二八年暴动之际进行了土地分配(72)，但其成果因旧统治势力的反攻而化为泡影。这些地区翌年红四军进军闽西时，在其支持下再次进行了土地分配。(73)但其他县的实施状况就十分堪忧了。即便到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派来的巡视员仍在报告书中写道："土地革命推进得不深(例如长汀各新苏区)。……各种群众团体——许多地方如雇农工会、贫农团仅仅是形式，起不到领导作用(74)"。同年末福建省苏维埃的报告也承认土地改革进展迟缓。"新成为苏区的地方，仍有大部分土地没有分配。已经分配完毕的区域，土豪仍在各种粉饰之下继续保有土地(75)"。作为查田运动最初号召的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列举了"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地方"，其中闽西有宁化、长汀、武平全域，以及上杭、永定、新泉的一部分(76)。考虑到一九三四年一月正式开始的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同年四月龙岩、新泉被占领，六月以前永定、上杭、武平、连城被控制的事实，应当认为：在闽西，土地改革在许多地方没有实施，即便实施了，在战况急遽变化中，其成果也在不少地方被推翻了。顺带一提，福建省沿海地区的根据地，直到一九三四年，土地改革几乎仍未实行。据福建省委说，"福安中心县委没有积极、迅速地在党内、群众中宣传解释党的土地纲领和苏维埃土地法令、土地分配的方法。……所以，在靠近福安、寿宁的县、区，尽管有如此大的游击区域，至今仍没有一个乡村实行过土地革命(77)"。
其次，即便是分到了土地的地区，也未必立即与党动员能力的提高相联系。这有几个理由。第一，土地分配并未立即给农民带来充分的恩惠。据福建省苏维埃，即使分到了土地，对劳动力充裕的农民来说土地偏少，而且所分土地分散，有时造成减产。(78)即便产量提高，米价下跌也没有增加农民的收益。(79)就这样，农民即使分到土地，也并没有立即摆脱饥饿。据闽西特委报告："暴动后分配了土地。以按人口平均分配为原则，不分男女、老幼、工农、雇农一律分配。即便如此分配，能吃饱的也只有龙岩，其他县吃不饱的人很多。……闽西整个粮食不足，依赖江西瑞金一带的米。(80)"
第二，农民一旦得到土地，便很快呈现出保守化倾向(81)。闽西特委这样描绘土地分配后农民的精神状况："土地革命实现以后，农民大众十分享乐，只考虑各人的生活，不积极向外扩展。保守主义非常浓厚，害怕加入红军，害怕被动员，害怕外出工作。连站岗放哨都偷懒。上杭东五区，团匪一度来到区政府门前，才好不容易发现。……腹地的群众更加享乐。(82)"归根结底，农民大众认为土地分配一结束，"革命"就完成了。好不容易分到了土地，又怎能特意去当红军士兵、离开村庄呢?一九三三年六月时任福建省苏维埃副主席、在长汀县从事动员工作的温必权也回忆当年：农民分到土地后，都希望建立一个小家庭，过上安乐平静的日子。所以，对扩红、对担架队活动都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一次又一次地动员，任务也完不成。(83)他这样说道。
第三，在作为土地分配前提的土地没收中，地方干部常常"左"得过头(84)，对富农的打击扩大到中农，有时连贫农都陷入恐慌。据温必权说，上级给的方针是：不给地主土地，给富农坏地。但他们认为这太过分，便按劳动力给地主坏田，富农除坏田外也给一点好田。但即便如此，中农还是感到不安，为数不少的人逃往白区。(85)土地改革中打击对象事实上的扩大——党中央多次告诫此事——肯定缩小了党能够动员的阶层范围。总之，土地改革在闽西没有广泛实施，即便实施了，也未能成为随心所欲动员农民的魔杖。
(5)模范地区——上杭县才溪乡
但必须强调：虽然与目标相去甚远，红军还是能够确保一定的兵员数。这主要通过两种方法。两种方法都是把动员对象的人数范围极度收窄，从中尽可能多地抽取人力。其一是构筑"模范区"即模范地区;其二，是把迄今只在有限地域单位活动的(例如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等)地方武装整体强制编入红军。
先说模范地区：它有几个，其代表是毛泽东亲自参与的上杭县才溪乡(86)(准确地说，由上才溪乡和下才溪乡组成)。那里自一九三二年春以来，成年男子的大部分被动员进红军。据毛记载，上才溪乡五百五十四名青年男子中四百八十五人(即百分之八十八)成了红军士兵;下才溪乡七百五十六名青年男子中，五百二十六人(百分之七十)加入了红军。(87)张鼎丞虽未明确说明时间，但这样回忆才溪的动员："上杭才溪有二千余人口，经过几次扩红运动，壮丁只剩七人。就这样还想继续扩军。(88)"其结果是，大概到一九三三年秋，上杭县一直是福建省红军士兵最大的供给源。(89)不仅健康男子，儿童、女性、老人等一切社会范畴都被赋予战争遂行中的某种角色——维持生产活动、巡逻、说服逃兵等工作。慰劳红军的活动也很热心。《红色中华》就慰劳红军士兵的活动，称赞上杭县为"全中央苏区第一的光荣模范"，并写道："我军红四军途经上杭才溪、官庄一带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女少年先锋队员手拿棍棒、不停高呼口号，令人大受鼓舞。此外，蔬菜、腌菜等慰劳品堆成了小山。(90)"就这样，才溪乡当时作为动员的成功事例大受追捧。
《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即《才溪乡调查》)
然而细看之下，这与其说显示共产党动员力之高，不如说更显示出其限度。第一，模范地区在空间上从未超出区的范围，也就是乡的范围。就才溪乡以外的上杭县其他各区而言，红军动员成绩实在千差万别。有的区在一定时期内只能给红军送很少的人，甚至一个人也送不进去。(91)第二，才溪乡作为模范没能维持两年以上。一九三四年一月以后，才溪乡不知为何从模范地位跌落，反而其动员成绩之差遭到严厉批判。(92)《红色中华》同年五月就上杭县动员状况写道："两个月来没有为红军家属派出劳动力。主人和两个孩子加入了红军、家里没有劳动力，政府也不管。部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也不参加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劳动力的人还说要'管饭'。"因此，共产党能够构筑的动员模范地区，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极为有限。
其次，就整体编入红军的方法而言，其先驱似乎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前后在长汀县进行的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编入红军。(93)长汀县凭借这一方式的成功，在上杭县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从模范区地位滑落之后，一跃成为关注焦点。《红色中华》报道："各地相继掀起把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编入红军的运动。……长汀又动员了六百人。……长汀在四月份就完成了四月、五月预定的扩红目标，又提出完成目标一倍的目标，现在又完成了。(94)"
大概由于这种方式取得了一定成功，党领导层最终没有采用屡屡议论其必要性的征兵制(95)——不过，征兵制无论从苏维埃政府的行政能力来看，还是从实施时可以预料的农民大众的反感来看，或许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但是，把地方武装整体强制编入红军这一方式的"成功"，不期然地说明了党通过群众组织动员农民加入红军是失败的。本来，党的目标是通过贫农团、工会、反帝国主义同盟等群众团体说服、教育、训练群众，把他们充分吸引到革命大义之下，使其自发加入红军。但这种方法并不顺利。原本，群众团体大部分是党员"包办"(一手包揽)(96)，只有机关、没有群众。有时竟沦为单纯敛财的机关。其结果，群众组织无法吸引群众。就连"模范区"上杭县，在扩红时群众团体也几乎毫无用处。"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动员了吗?还没有。不热心。太不充分了!完全不充分!(97)"。
模范区彻底的动员与地方武装整体编入红军，其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用这些方法，只要积累几次不持久的局部总动员，即便与目标相差悬殊，也能够确保一定的兵员数以及其他战争遂行所必需的资源。
关于粮食动员也略说几句。至少在一九三三年到来之前，包括闽西在内的中央根据地，几乎看不到红军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的征候。实际上，即便看一九三二年末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战争动员指令，其中虽对战时公债的推销有所指示，粮食则仅仅呼吁节约。但翌年二月洛甫指示从群众"借入"二十万担(一担相当于五十公斤)谷物供给红军以后，以节约、借入、征发谷物为目的的运动在中央苏区全域展开。这一运动取得多大成果并不清楚。一九三四年初夏喊出了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这个目标大概没有达成。据《红色中华》报道："为保证红军给养而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的运动，到九日为止，根据我们得到的各县报告，仅完成百分之四十二。(98)……第一，运动开展不平衡。兴国、瑞金完成了目标并有所超出。……但许多县落后。……福建各县的开展也异常迟缓。……节约运动各县成绩相对较好，但没收征发和借谷还差得远"。大概正因为运动如此不顺利(99)，上述文件发出后不久，又发出了秋收后新借入六十万担谷物的指示(100)。然而，几乎同时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却盛赞运动成功："广大的工农群众热烈响应党和苏维埃动员二十四万担谷物的号令，使我英勇红军今年夏天得到充分给养。"因此，在粮食动员方面，中央苏区取得多大成果，党中央与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认识似乎并不一致。但至少，看不出红军的粮食供应窘迫。确实，一九三三年五月也有报道指出，粮食不足"在中央苏区许多地方已成为严重问题(101)"。不过，笔者找不到指出红军士兵粮食不足的文件。如果红军确保了充足的粮食，那么在这个范围内，穷困的村中男子有人希望加入红军，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不能据此说这样的党和军队没有进行严酷战争的能力。实际上，闽西根据地虽然得到国民政府内部分裂的助力，还是熬过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不过在充分部署的国民政府军面前则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这种动员状况，使我们远离"共产党乘着蓬勃的工农群众运动之势强劲成长"的印象。取而代之浮现的，是这样一个党的形象：时而热烈、下一刻却陷入休眠状态，汇集空间上、时间上都有限而易变的支持，勉力维持统治区域。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把它与当时已存在于中国农村的其他社会集团的动员能力加以比较是有益的。恐怕，共产党在群众动员方面并不具有突出的能力。毋宁说，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及秘密结社。闽东福安一带，名为"法兵"的"利用迷信"的秘密结社势力根深蒂固，部分党员被这个组织吸引，甚于党——若果真如此，党就可能是动员的客体而非主体了。这个组织拥有许多工人和农民，勇敢地进攻地主和军阀。据福建省委，福安中心县委对法兵"麻醉"群众、使他们勇敢作战的样子完全着迷，竟想加以效仿。(102)在另一些情况下，共产党的呼吁不及同样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旗号的国民政府十九路军，群众被吸引到该军一方。(103)
因此，在这里我们同样不能把共产党看作拥有特殊能力的存在——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上。
〔第三章注释〕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十二号——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资料集》第六卷，第290—291页。
(2)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江西及邻近各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资料集》第六卷，第97页。
(3)《左权、施简报告》(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40页。
(4)《徐淳向党中央报告》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5页。
(5)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红军扩大的决议——七、八两月扩红工作的检查》(一九三二年九月七日)，《资料集》第六卷，第94页。
(6)《中共闽西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74页。
(7)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斗争》第二十四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8)《中央苏区长汀县扩大红军怪现象》(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福建文件》(各县委会文件)，第67页。
(9)《中央苏区上杭县第一期扩大红军的总结》(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同上，第50页。
(10)汉年，前引。
(11)例如，参见《中央苏区长汀县扩大红军怪现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福建文件》(各县委会文件)，第68页。
(12)为完成定额，少年先锋队、工会、乃至地方保卫局等单位之间互相争夺士兵的事态也时有发生。详见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斗争》第二十四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13)《给那些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退却逃跑官僚主义的人们》，《红色中华》第二百二十九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其中记载，某乡苏维埃代表被红军士兵家属要求派出劳动力，却说“别人家的孩子，去了红军，都知道逃回来”。
(14)《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六号》(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一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248页。另参见《黄坊区行动委员会第四次支书联席会议记录》 (一九三〇年十月六日)，同上，第245页。
(15)《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七号》(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28页。
(16)例如，参见《闽西的一般政治情形》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56页;以及《大批赤少队员开小差》，《红色中华》第六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
(17)《闽西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306页。
(18)《怎样开展反对开小差的运动》，《红色中华》第六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江西省长胜一九三三年九月据报道动员了三千人参加红军，后来查明实际只动员了二百七十人。《夸大狂!长胜吹牛皮的动员工作》，《红色中华》第一百二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
(19)《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08页。
(20)《这还算"模范"吗?》，《红色中华》第五十六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
(21)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斗争》第二十四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22)《第二次开小差》，《红色中华》第六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
(23)《大批赤少队员开小差》，《红色中华》第六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
(24)《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08页。
(25)把高唱"欢迎绿林兄弟加入红军"的《告绿林弟兄书》(一九二九年，日期不详，《选编》中，第476页)与《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案》(一九三〇年六月，同上，第522页)相比较，其间党对流氓态度的变化就一目了然了。"一般地说，他们具有充分的反对革命性。他们不得已时会投机地加入革命队伍，但他们始终动摇，随时可能背叛，成为反革命的走狗"。
(26)《中共闽西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75页。
(27)《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决议》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资料集》第四卷，第583—584页。
(28)例如，同上，第586页。另参见《中共闽西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福建文件》(闽西)，第176页。
(29)《闽西出席全国苏代会代表的报告》(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146页。
(30)沙可夫《反对官僚主义消灭逃兵现象》，《红色中华》第六十五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
(31)《关于红军中逃兵分子问题》，《红色中华》第二百二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2)《中共上杭县委关于十月份扩大红军工作报告》(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福建文件》(各县委会文件)，第63页。另参见《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七月)，《福建文件》(闽西)，第88页。
(33)《徐淳向党中央报告》(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闽粤赣》(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第18页。
(34)《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福建文件》(各县委会文件)，第165页。
(35)《中共上杭县委关于十月份扩大红军工作报告》(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福建文件》(各县委会文件)，第61页。另有"一些政府负责人娶了土豪的妻"的指摘。《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374页。
(36)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福建党史资料》第二辑，一九八三年七月，第24页。
(37)《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号》(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236页。
(38)《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12页。
(39)《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九年七月)，同上，第86页。
(40)《闽西出席全国苏代会代表的报告》(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154页。
(41)《闽西的一般政治情形——项英在十二军警卫连部党团大会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56页。关于根据地年轻人热衷找女性的报告有好几份。下面中央巡视员的报告传达了最极端的例子。闽南漳属："游击队原有七十余人，省委被破坏后〔指一九三一年三月的破坏——引者〕，他们接受非政治的领导，以队长和队员找女性解决性欲问题为口号，大家分头找女性，结果队员之间开始吵架，队伍纪律完全丧失，几乎完全瓦解"。《中央巡视员巡视福建情况报告》(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320页。大概对年轻人来说，打恶霸地主、破坏宗教设施、热衷找异性，都是"革命"的一部分吧。
(42)《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一九三〇年七月八日—二十日)，《选编》上，第283页及第303页。
(43)《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的决议》(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资料集》第五卷，第481页。
(44)《问题与解答——关于婚姻条例质疑》，《红色中华》第十一期(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45)当然，投敌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共闽粤赣省委指出，闽西根据地内各部队"没有特派员(大概指省委等派遣的政治监视人)，助长了投敌"。"闽西所拥有的武力中，只有十二个独立团有特派员，其他各军、师、团乃至游击队都没有特派员。因此，七师团长投敌，龙岩游击队长逃亡，最近独立四团又有周焕文的团匪派人来，一群人投敌，地方武装退却逃跑等严重现象正在发生"(《中共闽粤赣省委接受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检阅决议〉决议》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选编》下，第667—668页)。
(46)《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三十二号》(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347页。
(47)《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训令第七号》(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同上，第247页。而且，通行证比较容易被白军爪牙花钱弄到。《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紧急通知》(一九三二年七月五日)，同上，第281页。
(48)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集》第四卷，一九八三年，第184页记载了上杭县的例子。
(49)《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第十五号 对待逃兵的几项规定》(一九三二年六月二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255页。
(50)中央苏区中央局《关于江西及邻近各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资料集》第六卷，第46页。
(51)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红军扩大的决议——七、八两月扩红工作的检查》(一九三二年九月七日)，《资料集》第六卷，第93页。
(52)社论《完成扩大红军四个月计划动员六千人到红军去》，《苏区工人》第九期(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
(53)《福建省各县七、八、九、十、四个月扩大红军统计表》，《苏区工人》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
(54)亮平《纪念五一论红军建设中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斗争》第十期(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
(55)亮平《在新的形势下彻底转变福建省苏的工作(一)》，《红色中华》第一百五十七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
(56)《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红色中华》第二百二十九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
(57)《最后七天内完成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红色中华》第二百三十九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5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红军扩大问题的训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资料集》第六卷，第26页。党的文件中，除游击队、赤卫军外，还散见"保卫队""政卫队"等组织，这些组织实质上与赤卫军无异。
(59)同上。
(60)《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三十二号》(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第347页。
(61)《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07—208页。
(62)《闽西的一般政治情形——项英在十二军警卫连部党团大会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同上，第256页。
(63)亮平《在新的形势下彻底转变福建省苏的工作(一)》，《红色中华》第一百五十七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
(64)《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对福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224页。
(65)《肖××巡视厦门报告》(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同上，第410页。
(66)《福建省委决议》(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选编》下，第215页。
(67)前引《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266—267页。此处主张，土地改革产生了庞大数量的红军后备军，向农民凸显国共两党的区别，成为引出革命支持的根本。
(68)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红军扩大的决议》(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资料集》第六卷，第300页。
(69)子刚《查田运动与检举运动》，《苏区工人》第三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
(70)最详细地追溯这一时期围绕土地改革党内路线对立的，当属山本秀夫《中国的农村革命》，东洋经济新报社，一九七五年，第三章。此外还有 Hsiao Tso-liang,The Land Revolution in China, 1930–34(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7)，以及毛里和子《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土地革命》，《亚洲研究》第十九卷第四号(一九七三年一月)等。
(71)参见山本，前引书，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
(72)关于暴动后闽西的状况，罗明留下了详细报告。《罗明关于闽西情况给福建省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3—29页。
(73)《闽西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同上，第103—104页。不过严格地说，永定县的土地分配"除金丰区、溪南区分配外，还刚刚开始分田"(《闽西代表大会主席团向省委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4页)。
(74)《福建省苏第二十四次主席团会议决议案》(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选编》下，第126页。
(75)《福建省苏报告》，《红色中华》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
(7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一号——广泛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资料集》第六卷，第296页。稍后毛泽东重复了同样的表述。《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同上，第316页。
(77)《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对福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222—224页。
(78)《闽西出席全国苏代会代表的报告》(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162页。
(79)《巡视员谢运康给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选编》上，第149—150页。据该报告，上杭过去一元可买十七斤米，现在可买二十七斤。苏维埃政府虽禁止米价下跌，农民仍偷偷降价出售。这恰恰是因为农民害怕白军来袭毁掉谷物。
(80)《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 (闽西)，第210—211页。这一事实也许与"只有龙岩不同于周围各县，大部分种植双季稻"有关(同上，第121页)。
(81)同上，第206页。
(82)同上，第200页。
(83)温必权《回忆福建的查田运动》，《风展红旗》第四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225页。
(84)《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27页及第232页。
(85)温必权，前引，第141—142页。
(86)毛泽东本人曾对若干村庄进行社会调查，并写成报告。当然，他的目的在于把这些村庄的方法作为模范推广到其他地区。他说："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方法，应当推广到全苏区。"《才溪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集》第四卷，第179页。
(87)同上，第184页。另，此处"青年男子"指十六岁至五十五岁的男子。
(88)张鼎丞，前引书，第69页。
(89)关于上杭县与其他县红军士兵供给实绩的比较，例如《福建省各县七、八、九、十、四个月扩大红军统计表》，《苏区工人》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
(90)《上杭群众慰劳红军的光荣模范》及《才溪区的慰劳热》，《红色中华》第九十二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
(91)《中央苏区上杭县第一期扩大红军的总结》(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福建文件》(各县委会文件)，第54—55页。据说芦丰乡许多党员、城郊区徽洋乡的团支部书记因害怕被动员参加红军而逃亡。《中共上杭县委关于十月份扩大红军工作报告》(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同上，第62页。各区扩红成绩差异巨大，长汀县亦然。《中央苏区长汀县扩大红军怪现象》(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同上，第67页。
(92)《严重的上杭的突击运动》，《红色中华》第一百四十六期(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据该报道，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党中央干部赴各县指导的"扩红突击运动"中，上杭成绩最差。最终该"突击运动""流产"，福建省苏维埃书记陈潭秋被解职。
(93)《英雄的长汀少模队全体动员加入红军》，《红色中华》第五十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94)《"五一"大检阅中各地扩大红军的热潮》，《红色中华》第一百八十五期(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
(95)有趣的是，闽西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召开的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实施征兵制(《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40页)。恐怕这一决议事前未获中央苏维埃政府批准。因此仅一个月后，闽西苏维埃政府便撤回决议，改为志愿制(《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八号》 (一九三〇年四月)，同上，第109页)。其间经过不详。此后党内仍议论从志愿兵役制向征兵制的转变，例如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红军扩大问题的训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资料集》第六卷，第116页。
(96)指出群众团体有名无实的文书不胜枚举。例如，《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五日)，《选编》上，第617页就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指出："党团的作用完全没有，……始终是党'包办'一切"。项英也说："例如工会、互济会、雇农工会都不是群众组织，而只是打富农、敛钱的机关"(《闽西的一般政治情形》(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55页)。闽东情况也完全相同(《中央巡视员巡视福建情况报告》(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309页)。
(97)《中央苏区上杭县第一期扩大红军的总结》(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福建文件》(各县委会文件)，第56页。
(98)《为迅速完成廿四万担谷子而斗争》，《红色中华》第二百一十四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
(99)《目前党在粮食方面的任务与粮食部的工作》，《红色中华》第二百一十八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100)《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红色中华》第二百一十九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10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七号》，《红色中华》第八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
(102)《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对福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225—236页;以及《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致福安中心县委信》(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同上，第271—272页。
(103)《中共闽粤赣省委接受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检阅决议〉决议》(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选编》下，第666—667页。
代结论——党权与农民
最后，在以上党组织及其动员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我想论述：党权是如何把握农村社会的(或者反过来，党权是如何被农村把握的)、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以及由此能够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说出什么新的内容。
党是如何嵌入农村社会的?这里我们需要分析党权力与承接这种权力的一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借用免疫学的比喻，把农村中呼应、共鸣革命势力的人(或者想把党权引入内部的人)称为"受体"，把试图排除革命势力的人称为"抗体"。依笔者所见，很难用阶级范畴来认定这两者。在共产党的设想中，农村的"受体"应该是工人、贫农、雇农。但党似乎始终无法确信他们比其他阶层更积极于革命。工人们——当然，闽西几乎找不到现代工厂工人——一旦党掌握政权、成功改善工人待遇，便心满意足(1)，不再想超越经济斗争、迈向针对"资本家"的政治斗争。女工们更是做梦也没想过对资本家的斗争，"正月里休三天假、拿两个月工资之类，简直是疯了(2)"。
贫农分到土地就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的倾向，前面已经提及。某党内文件指出，分到土地的农民一看到工人工资上涨，就把田地交还苏维埃政府，去做工人。(3)就这样，大多数情况下，党内文件把群众一概而论，批判他们对待革命的"右倾"消极态度。(4)
被称为流氓的人们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如何呢?某党内文件把流氓分类为匪贼、乞丐、鸦片窟经营者、看相人、绑票者、道士、卖假膏药的、巫女等三十种职业。(5)这些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们能否视为属于同一个阶级，大可怀疑;但人们反复指出，共产党一旦统治某个地区，他们便"投机地涌向"革命阵营。(6)起初，党把这些人大力网罗进游击队和农民协会。但很快便清楚他们是对党不可信用的人。尤其是被游击队吸收的匪贼到白区去劫掠，令党领导人目不忍睹。一九三二年夏闽粤赣省委对匪贼的指示，已经完全不谈其可利用性，他们不再是合作对象，而纯粹是打击对象。(7)总而言之，在党推进革命时，并不存在可以期待其持续、积极支持的阶级(或阶级组合)。尽管如此，如前所述，具有各种阶级背景的人们轻松跨过党组织"低门槛"进入其中，制造了可以说是阶级杂居的状态。
另一方面，农村中对革命势力的"抗体"，既然党标榜土地改革，本应是地主和富农。但这些农村上层阶层，与其试图积极排除侵入村庄"体内"的异物，毋宁说在某些情况下逃亡，在另一些情况下自己混入党，或派代理人进来，从内部操纵党的各项政策。从前面所述的党组织性格来看，他们自行混入党的队伍是完全可能的，政策的可操作性恐怕也不小。(8)这样一来，党权既未被农村任何阶级积极接受，也没有被积极拒绝。农村居民们与其说是按不同阶级分别面对党权，毋宁说是个别地与它相对。在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想找到革命与反革命这两个阶级性阵营之间分明的战线，也是徒劳。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外来权力，与阶级联合支撑的、有着坚硬外壳的农村共同体处于尖锐紧张关系，以强力加以征服"这一印象并不符合实际(这一点看上去与俄共与农村的悲剧性关系大不相同);"特定(若干)阶级以阶级对立为背景，把党权积极引入农村内部"这一印象也同样不恰当。农村居民们似乎与阶级这一集合表象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发动个人、集体的策略，从"下面"吸收"散漫的"党组织，操纵其政策。其结果，可以说，松散的党组织对农村形成了一种柔性的压制。
党内文件几乎唯一称赞其积极性的，不是按阶级范畴，而是按世代与性别来定义的人们(这两者部分重叠)。党似乎以独特的青年心理学接近青年们——不分阶级、性别。据第一次闽西党大会决议，青年的心理与情绪与成年相对照："青年们天真、活泼、贪玩，而且对任何事都热烈而坚决，毫不犹豫地前进。这与成年们不同。成年们总是有虚伪、犹豫、冷笑，以及多方面的顾虑"。(9)罗明也在观察永定农民暴动后记载，对"反动派"的态度，在最倾向妥协的老年、表现出最具斗争性态度的青年、以及采取中间态度的中年之间各不相同。(10)
少年们也非常活跃。他们与青年们一起站在农村文化变革的前头。福建省苏维埃的文件这样记录一九三〇年春龙岩发生的激进文化运动："童子团是六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男女都加入。……这种斗争是他们自发进行的。起初一个村的童子团开会，决定烧掉该村祠堂里的神主牌。该村农民大众反对，号令家族，要打死该童子团的领袖，同时恢复神主牌。……后来号召全区的少年先锋队和童子团，召开青年群众大会，支援该童子团。……同时分队到各村，烧毁了所有神主牌和一切偶像。农民们见青年们如此热烈，便不再反对。第二天这场斗争进一步扩大，各区青年群众起来，烧毁了全县的牌位、偶像。……把一切有关结婚、葬礼、年节、亲戚朋友交往的坏风俗全都废除了"。(11)正如这里所暗示的，莽撞的年轻人运动，与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一样，常常在村落内部制造出深刻的世代对立。据共青团文件，"青年农民的斗争很少得到成年的同情，因此，从组织上看，青年组织与成年组织的关系异常不好"。(12)
女性们深受党提出的自由婚姻口号的鼓舞，前面已经提及。有的村子里，离婚的女性被捆起来游街示众。(13)即便如此，她们也不肯回头。尤其是适婚年龄的比较年轻的女性，剪短头发，有的还抛弃金银饰物，参加各种运动。(14)顺带一提，党开办的夜校里学字的学员大半是女性。(15)不过，据毛泽东说，"老太婆"们的态度还是保守的。(16)
但是，即便"受体"可以用世代或性别来定义，基于前述模范地区的考察，我们仍不得不强调对党支持的有限性格。青年和女性所染的革命热病，在空间上难以越过一个区，在时间上也不持久。而且，党好不容易获得的可以说是浮动的支持，要把它引导到党所希望的方向也很困难。实际上，青年们即便狂热参加暴动，一说到加入红军就畏缩不前。即便加入了红军，也有不少人当了逃兵回到村里。女性们则即便狂热拥护自由婚姻，也往往设法不让丈夫加入红军。
就这样，对党的支持虽局部发热，却缺乏持续性，也很难把这种支持引导到党所希望的轨道上。而且，还产生了性别斗争、世代对立这类意想不到的副产品。这不能不赋予党推进的革命运动过程以巨大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们，正如在一九二八年闽西暴动中那样，有时超出党的预测而激进，挣脱党的制止向前冲去。(17)但他们也如对扩红运动的应对所显示的那样，有时突然停下来，不再动弹。(18)
行动难以预测的并不限于农民大众。如前所述，因与上级机关交通贫弱而容易分散孤立的地方党组织，有时怀着独自意图过度推进上级机关的政策(肃清是其例)，有时则决定阳奉阴违(请看扩红和逃兵的处理)。不过，地方党机关本身，也由于其散漫的性格，别说群众，连党员都无法充分动员。(19)就这样，起初在上海、一九三三年一月移往江西省的党中央，尽管总是以"左"的眼光看待组织与运动，竭力想把革命的一切要素置于自己的严格统制之下，革命根据地的现场却呈现出一片混沌。党在运动过程中能够统御的要素，怎么看都微乎其微。
我们观察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什么局面呢?笔者曾在鄂豫皖根据地观察到的党组织诸特征、党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红军的大量脱逃等，已经明确不是远离党中央的根据地所特有的孤立现象。同样的现象，恰恰发生在与中央根据地"首都"瑞金近在咫尺的闽西。既然如此，"在远离中央根据地的鄂豫皖根据地以外的其他根据地，也会确认到同样现象"的预想也就有充分理由成立。笔者想提示：在闽西确认的党组织及其推进的运动的诸特征，大概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所有革命根据地的缩影。
既然如此，又该如何把这种混沌的风景，与一九四九年秋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这一人人可见的结局联系起来呢?我们越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散漫性"、其动员能力的相对低下、乃至对革命过程全盘统御能力的低下，就似乎离中国革命史的既定结局越远。这样的出发点，与到达点太不相称了吧?本小论展开的讨论中，哪里潜藏着预告共产党最终胜利的因素呢?如果我们不想把共产党的胜利完全归因于偶然降临的外部有利因素——国民政府的自我毁灭和日军侵略——(当然这也重要)，而想始终着眼于党自身的组织与运动来构筑说明，那该怎么办呢?理所当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应当基于对抗日战时期及其后的内战时期资料的具体分析。但允许说出一定的展望。
当然，我们可以用孩子的成长来比喻党组织的成长。"幼稚的"党积累经验，组织终于变得"坚固"，动员能力也随之提高——描绘这样的展望是完全可能的。但正如第二章所述，如果党组织的"散漫性"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性、结构性条件，就不能不认为组织很难立刻变得严格。而且，如序论所提及，即便看几项强调抗战时期共产党动员能力有限性格的研究，也应认为运动的质的变化同样只能缓慢推进。如果不能排除党组织"成长"这一因素、又只能把它置于替代性叙事的边缘，那上述悖论又该如何解开呢?
革命归根结底是革命势力与政府军之间最终归结于军事力量的实力较量，因此，共产党要获胜，只需相对超过国民政府的力量即可——想起这一点是重要的。重申一遍，"散漫的"组织并非不能作战。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即便只得到可以说是浮动的支持，也能够与国民党军队善战。只要积累几次不持久的局部总动员，大概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汲取战争遂行所需的兵员、粮食、金钱等资源(这或许应归功于积极从事模范地区构筑的毛泽东)。而且，即便党组织"散漫"，只要满足一定条件，更广泛、持续地动员也成为可能。这个条件，就是向农村居民提供"党的统治可能具有持续性"的展望，以及安全保障。实际上，农民正因为怀疑党权的持续性，才不能把一切都押在党上。正因如此，他们即使在分得土地之后，也害怕被到处蹂躏村庄的国民政府军烧掉谷物，明知会招致米价下跌，还是大量出售。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农民不顾苏维埃政府的制止，宰杀了宝贵的牛。无论如何，如果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统治稳定、安全得到保障，他们就不会采取那样的行动。毋宁说，在物理强制力背景下应党权之求、不得不供出谷物的人肯定会增加。也会出现利用党建立的制度性阶梯谋求社会上升的人。那样的话，无论是否基于农民的支持，党的动员能力都有可能提高。
无论如何，当党权力在农村站稳脚跟时，"散漫的"党组织容许了属于各种阶层的人们以各种目的接近它。当眼前存在着一个几乎无法正面抵抗的权力——农村社会要对抗它，既缺乏超阶级的连带也缺乏特定阶级的连带，而且这个权力看上去并不比军阀和国民政府坏多少——又存在着它会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存在于当地的展望，而且它还容易从"下面"操纵，农民们又怎能不按照各自的利益计算去尝试这种操纵呢?因此，在红军好歹连战连胜、或因某种理由国民政府军的压力显著缓和之处(笔者想到的是延安)，实现了党的稳定统治的地方，即便党组织继续"散漫"——不，正因为如此——党从社会汲取各种资源的能力也可能提高了。那样的话，与党中央的意图相反，在农村，党组织与农民大众之间没有设立厚壁，而处于一种覆盖着薄渗透膜的状态，这反而成了幸事。通过这层薄渗透膜，各种阶级的各种要求与愿望被带进党内，它们对"从上"间歇而来的政策，时而搭便车，时而加以加工，时而脱胎换骨，以各种程度得以实现。就这样，我们来到了"支持"这一概念的使用显得不适当的境地。但正如对一切重大事件的理解那样，对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理解，不可能靠套用现成的概念了事。
〔代结论注释〕
(1)《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01页。据该文书，龙岩在一九二九年暴动后，工人工资上涨百分之五十，除每周休息一天外，还能拿到理发费、洗衣费，年底可拿双倍工资。
(2)《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会议记录》(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补遗)，第99页。
(3)《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文件》(闽西)，第202页。
(4)除消极态度外，群众"右倾"的诸倾向还指出懒惰、享乐主义、悲观主义、恐怖、动摇等(同上，第214页)。
(5)《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案》 (一九三〇年六月)，《选编》中，第521页。这三十种"职业"中，多数很难找到对应的日文。
(6)例如，参见《闽西工作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02页。
(7)《中共闽粤赣苏区省委关于消灭团匪与土匪问题给各级党部指示信》(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选编》中，第630页。
(8)地主、富农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报告不胜枚举。把这些报告视为"左"的眼光产生的现实歪曲固然可能，但从报告数量之多和党组织结构性特质考虑，还是应当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毛泽东十分理解地主、富农采取的这种策略。恐怕这正是他下决心搞查田运动的理由。在他看来，查田运动中的斗争不是红旗与白旗之间公开的斗争，而是与扎根农村的种种封建关系、戴着假面具的反革命势力之间非常困难的战斗。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资料集》第六卷，第315页。
(9)《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七月)，《福建文件》(闽西)，第84页。作出同样评价的还有《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法及其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四日)，《福建文件》(团组织文件)，第2页。此处的"青年"大体指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未婚男女。
(10)《罗明关于闽西情况给福建省委的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8页。
(11)《闽西出席全国苏代会代表的报告》(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152页。
(12)《农村青年工作问题决议案》(一九三〇年十月)，《福建文件》(团组织文件)，第53页。
(13)《闽西出席全国苏代会代表的报告》(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153页。
(14)《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三号》(一九三〇年十月)，《福建文件》(闽西)，第262页。据永定县苏维埃文件，剪短发的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女性。《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三〇年二月)，《福建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一九三〇年)，第27页。
(15)前引《闽西根据地史》，第191页。
(16)《长冈乡调查》(一九三一年)，《资料集》第六卷，第481页。闽粤赣省委的观察也把成年女性与青年女性相比较：后者积极，前者对革命没有特别的感情，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告第十四号》(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闽粤赣》(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第248页。
(17)在这次暴动中，党就农民债务问题，只规定取消对土豪、高利贷者的债务、不偿还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债务，"但一般同志受农民意识支配，取消了全部债务。……大池、小池等地，连商家的账簿都烧掉了"。《闽西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福建文件》(闽西)，第104页;以及《中共闽西特委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同上，第220页。
(18)《军事问题决议》(一九三〇年十月)，《福建文件》(团组织文件)，第47页。
(19)党中央派出的巡视员观察福州党组织后指出："福州有三十几名同志和二十几名团员，以及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在两区附近，可十月革命〔纪念〕飞行集会只聚集了二十几名党员、团员、群众。这证明我们为行动而进行的动员，不仅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连同志也无法整体动员"。《巡视员钟维汉巡视福州工作情况报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福建文件》(省委文件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第370页。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