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十六章 牢狱战线的斗争（中）

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十六章 牢狱战线的斗争（上）

第三节 怎样进行监狱内的工作与斗争

一、在监狱领导核心小组的领导下，制定与执行牢内革命工作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在斗争条件与环境极为艰难险恶的监狱里，如果没有建立健全的统一的中心领导，就不能达到“五个统一”，就不能坚强有力地跟反动派及其走狗作斗争，以及巩固与发展自己。为达此目的，以省为组织单位，然后从各省派出代表产生一个领导核心小组，而这个小组是秘密的，是牢内的最高领导小组。这个领导核心小组的主要领导人是黄冠俊，他也是第三省的代表，组员有第二省的代表陈宗明，第一省的代表田文和和第四省的代表雷皓明。1966年一从马来亚回来后，撤掉雷皓明，改由陈宗明兼负第四省拘留者的领导工作。由于调动关系，领导小组不能全在同座，根据需要后增加了丘恒山，蓝万成等。负责女战友的领导人是曾梅花丶谢细妹，后来蔡银娥等也加入。公开的狱中代表是陈宗明、赵松胜和刘意礼。后期郑炳才，吴华东等也曾作过代表。

1966年后，在6哩集中营的各座都有选出代表，负责总务、体育、文艺、书报、语文学习等，组成一个公开的领导小组，处理座内的日常生活问题和必要时跟监狱当局进行交涉。

在牢内，同志们始终坚持以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互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开展工作，仍然以秘密为核心，秘密领导公开为组织的基本指导原则。

狱中有了领导核心小组之后，还必须有赖以遵循与执行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那末，牢内革命工作的路线是什么?它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牢内革命派为动力，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发扬革命气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思想组织上的建设，为完成打破牢狱回到牢外革命大家庭中去而奋斗。

而革命工作的方针是：不主动向敌人开展大斗争，积极争取群众，提高思想素质和政治认识水平，培养干部，隐蔽精干，提高组织形式，建立一元化的丶健全的领导班子，巩固监牢阵地，配合牢外斗争，为完成第二个目标——冲破牢狱和牢外革命力量会师创设条件。

关于牢内对敌斗争的政策，有：(一)不主动丶轻易地开展无限期的绝食斗争，若是敌人胆敢疯狂地迫害，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采取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二)开展适当的斗争，以维护过去斗争所取得的果实，改善生活物质条件。对敌人的迫害行动，如搜查、石灰牢处罚等等，应适当开展各种形式的非暴力的斗争，并向牢外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敌人的丑恶面目，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在牢内进行组织和思想建设，提出了“提高牢内的组织形式，反对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跟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作坚决斗争。在经过领导几场轰轰烈烈的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后，牢内领导小组逐步在同志们中建立了威信，加上当时武装斗争正迅速蓬勃的开展，牢内外取得联系，相互鼓舞。牢内领导又决定开展一场思想整风运动，打破了省的界线，肃清了宗派主义与山头主义，纠正了许多错误思想，为牢内建立党组织铺平了道路。

在牢内建立了领导核心小组，并制定与执行了牢内革命工作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狱中战线斗争才能在漫长的岁月和尖锐的斗争中，得以继续存在与发展。

二、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做好牢内的工作，更好地开展监狱内的斗争，则必须做好牢内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此，牢内领导认真探讨和制定了明确的统战对象与政策：

(一)把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劳的头子及为非作歹的凶手和只为了生活而工作的低级官员和狱卒加以区别，对前者采取孤立打击的政策，对后者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

(二)突破一切困难，团结帮助新进牢的革命者(敌人把他们关在不革命座内)。

(三)把不革命座中的少数坏分子与那些在绝食斗争中坚持不了，但还不愿意叛变革命的加以区别。对前者跟他们划清界线，对后者则采取团结教育他们，只要他们愿意回头革命，继续欢迎。

(四)争取团结教育革命派座内的民主人士。

(五)团结教育政治拘留者家属。

(六)团结教育在营内作杂工的工人和炊事的刑事犯。牢内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争取团结教育狱卒的工作。尽管他们原本是敌人雇用来营房工作的，但为数300多名的狱卒的绝大多数是工农或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也是受剥削与压迫的，大多数狱卒并不很敌视政治拘留者，少数还会有同情心。由于长期执行争取团结教育狱卒的政策，敌人也有所发现，为了破坏同志们同狱卒的关系，敌人常恐吓和处罚狱卒，把好的狱卒调走，把不好的调来，有的限制他们的行动，不许他们到牢内工作，不许他们自由进出营内。

经过长期坚持的统一战线工作后，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同志们争取到了少数的狱卒，并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同情者。我们同时也争取到一些在集中营里煮食的刑事犯，通过他们的帮助，打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把牢内各座串联起来，使牢内各座有了统一的领导。同志们也争取了家属与牢外一些开明的资产阶级人士与群众的同情与支持。牢内之所以能够在那样艰难险恶的环境里胜利地发动四场无限期绝食斗争和多次的有限期的绝食斗争，这跟我们长期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牢内的政治拘留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深受剥削与压迫，对现实不满和有要求改造的一面，特别是革命形势好时，他们可以积极热情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但是，他们也有弱点的另一面，特别是革命形势不好时，本身又面对较大困难与危险，及长期监禁，或跟个人主义有较大冲突时，他们中的一些革命立场就可能动摇丶走向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组织的思想教育工作则成了同志们更好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立场，下决心坐穿牢底以及准备冲出牢门与牢外会师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保证。这项工作也必须是长期不断地进行。

为了更好的进行牢内思想教育工作，牢内组织制定了关于思想教育的政策：

(一)开展大学大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工作，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使之出现一个新局面。

(二)展开思想整风运动，把斗私批修工作搞细搞深，促进思想革命化。

(三)学习研究北加与牢内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四)提拔干部，并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培养接班人。

(五)实行红专政策，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培养专才以备将来革命的需要。

在牢内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首先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发动大家学习毛泽东着作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同志们以张思德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白求恩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愚公的“不怕山高困难多，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和斗争的力量源泉。同志们以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学习，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通过学习，进行探讨，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思想革命化。

其次，在学用《老三篇》的基础上，提出破私立公，“二不怕”和自我革命等运动。就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例，在牢内为了创设条件体验与锻炼“苦”与“死”，有的战友赤着身子睡在洋灰上，有的饿着肚子不吃东西，有的在洋灰水沟边匍匐爬行，有的在炎日暴晒下，举重物跑个不停，有的在盛满水的电油桶浸三五个钟头，有的睡厕所，有的坚持三四个晚上不睡，有的种菜浇肥用手去搅大便，有的抓日本螺吃……。

通过这样的运动，触及大家的灵魂深处，激励大家的思想改造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再次，发动了一场牢内思想整风运动，以毛泽东着作(特别是《整顿党的作风》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理论标准，探讨与批判当时牢内以省为单位的宗派主义思想、主观主义和“左”右倾思想,使牢内在新基础达到新的团结,实现了牢内的统一领导,并为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四、过有规律、丰富多采的狱中生活

在那受尽折磨的漫长岁月,在那暗无天日的不自由的监牢生活，胸有远大理想和崇高抱负的政治拘留者，都会把监牢变成社会大学，从中学习、锻炼、改造与提高自己成为一个有才有德、倔强不屈的战士。

在公开方面，有开办语文学习班，学习巫文、英文、华文。有一套丛书，如《哲学初步》、《社会学初步》、《逻辑学初步》，学习文化跟掌握知识和理论观点结合起来。通常只要有一本好书传进去，大家都争着用手抄起来，甚至有的躲在厕所抄到凌晨两、三点。还有一部分战友参加报读英国剑桥九号文凭考试、土木工程、建筑学和新闻学等的教授课程。

政治思想的学习主要内容有：初期,没有什么资料，靠大家的记忆，把各自在外边所学的编写凑合在一起，互相学习。后来牢外有传进一些资料与文件，学习内容就丰富了，大家不时举行座谈会和辩论会。牢内也曾出版过两丶三期的手抄季刊《铁窗烈火》。难友中拥有一本叫《LAQUESTION》——《拷向》的英文书。林增化等战友把它翻译成中文，成了牢内精神读物之一。有些战友还进行文学创作，陈宗明也编写了一本厚厚的伊英字典翻译成《伊华辞典》和卓恒山编的《伊班语初阶》、《伊班谚语与谜语》。

1967年，通过斗争，政治拘留者争取到的乐器：口琴、笛子、二胡、吉打、小提琴、手风琴……在营房内响起了交响音乐，抒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和战斗进行曲。同志们还有歌唱班，练唱革命歌曲、文艺歌曲和民间歌谣等。中国文革时期，还掀起大唱语录歌，连狱卒也会跟着哼“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女座办有舞蹈班，男座练武术和舞狮。春节到来之际，大家纷纷呈现各项节目:舞蹈、歌曲、诗歌、话剧、乐器演奏、相声、快板……洋溢着节日的热闹欢乐的气息。

除外，我们也安排每天早上读个别牢内生活文章，定期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会，解决生活中存在各种人事矛盾和傍晚锻炼身体,有时还举办各种体育比赛。还编排值日表，让同志们轮流负责座内卫生和膳食、种菜等工作。

总之，尽管同志们身陷囹圄，饱受各种煎熬迫害，牢友们还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尽可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使狱中生活过得有规律、丰富多彩，又洋溢着战斗的气氛。大家都惦记着共同的信念：在狱中更好的充实自己，提升自己，锻炼好身体，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冲破牢笼，胜利会师，实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奋斗的目标!

第四节 狱中的绝食斗争

在牢狱内，牢友们不但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与基本的民主权利，同时还遭到骇人听闻的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为了维护人的基本人权，牢友们曾开展了四次无限期的绝食斗争，一次绝食绝水斗争和多次的有限期绝食斗争。

一、第一次“2.22”无限期绝食斗争

1967年2月，华人新年才过10多天，反动当局又耍“分而治之”的花招，把A座百名战友移到G座。在A座时，夜间可以从牢内去厕所。但来到G座，通往厕所的走廊的铁丝网未围上，牢狱当局便把塑胶尿桶塞进牢房。那时黄战友表示抗议，大家也附和抗议。官员不理睬，叫狱卒硬硬拿进去，并把门关上。黄战友愤怒地一脚把尿桶踢出去。这样，黄战友就被拉出去个别监禁在隔离室。

事后，陈宗明与赵松胜两位公开代表向监狱当局要人。讵料，两位代表也被关进隔离室。

一场生死悠关的斗争就摆在大家的眼前!不斗争，这3位战友关在隔离室一年半载后，可能会精神错乱。只有坚决起来斗争，才能争得生存和部分自由权。当时，转到G座的部分战友被强行调往D座。经过讨论研究后，D座28位战友宣布展开无限期绝食斗争，以支援以上3位战友。G座剩下80多位战友，在通知家属后，当天下午就召开了绝食斗争大会，在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准备绝食到死。在次日会议中，大批的镇暴队，闯进牢房把一个个喊口号、唱歌的拘留者关押进了隔离室。一场砂拉越史无前例的反迫害争自由的无限期绝食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共有百多位战友参与了这场尖锐的、轰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真是很尖锐的。特别是一个人关在隔离室时，面对的考验非常大，思想斗争是非常激烈的。要么，为了理想，就准备豁出一条命，坚持到底;要么，很简单，只要跟对方说一声，什么都可以解决，要吃什么都可以。何况，这场斗争是否及何时才能取胜，还是未知数。尽管如此，绝大部分同志都勇敢顽强地顶住了这种压力，艰难困苦的坚持下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迹象。有的坚持不住,当了逃兵;有的体力不支，晕倒后被送进医院。到了第15天左右，有的战友已经处在奄奄一息的垂危状态中。此时，在外边田绍熙为首的人联党(当时还是反对党)的大力支援下，在社会公正舆论与家属斗争支援下，反动当局终于派吉隆坡内政部的官员来处理，牢友们要求不多：把隔离室的战友放回来，取消一切惩罚措施;把穷凶极恶的监狱营长撤走。所有这些都实现了。

这场历时17天非常辛苦、考验重大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可贺可喜的胜利。

二、第二次“9.9”无限期绝食斗争

1967年9月6日下午，A座患有心脏病的拘留者钟勇华，在打球过程中突然昏倒，战友们要求监狱当局立刻把他送去医院急救，当局没有立刻处理，拖延了一段时间，导致钟战友未抵达医院即断气。

A座战友们立即讨论研究，决定写信给联邦秘书，严正提出14项要求：1，开除当时锡克籍营长;2，允许拘留者参加钟勇华的出殡仪式;3，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4，赔偿钟氏家属等，并限定24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将展开无限期绝食斗争。

限定时间已到，监狱当局没有答复，9月9日，由A座带头,终于爆发了第二次的无限期绝食斗争，接着D座、J座和K座也坚决响应，紧跟上来。

此时，钟战友的尸体已由中央医院领出，安放在人联党古晋总部。来的人越来越多，绝食问题的解决毫无进展。当局引用卫生法令向钟战友家属施加压力，要他们立即安葬钟战友。於是，9月21日，钟战友出殡。四面八方前来送殡的人有两万多。钟战友的爱人李友娟获得释放，并出席葬礼。浩浩荡荡的出殡队伍，用实际行动表示他们对反动当局的强烈抗议和对狱中战友的惦念与声援。

安葬后绝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越来越多的拘留者家属齐集在政府大厦清愿，要求联邦秘书解决绝食斗争事件。人联党与社会各界公正舆论向反动当局施加了压力。一直拖到第十天，当局才答应拘留者的一些要求，例如：设立调查庭调查钟勇华的死因;允许拘留者在报上登挽词(附录二);答应装天花板、晚上9时入房等。监狱当局作了妥协，我们也结束了这场无限期绝食斗争。

三、第三次“6.6”无限期绝食斗争

集中营的卫生条件差，病患者长期得不到照顾和治疗，为了改善这方面的条件，争取病患者的一些福利，牢内领导者准备主动开展一场斗争。

1968年5月底，A、D座的拘留者向监狱当局严正提出要求，当局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释放患有肾病的邱立基、血癌的王焕朝、心脏病的陈存护、妇女病的林月明，以及年老的拘留者。若当局视若罔闻，一意孤行，由此而引起的后果，必须由监狱当局负全责。

反动当局不经过斗争绝不会主动让步的。牢内领导於是选定6月6日进行斗争。众所周知，6月4日，是人联的党庆，古晋党总部集中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和拘留者家属，拘留者的斗争必将获得他们的支持与配合。

1968年6月6日上午10时正，A、D、E、F、J、K和G座(拒食)共有351名拘留者同时进行无限期的绝食斗争。营内的代表把抗议信呈上，接着召开动员会，誓言把绝食斗争进行到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声与口号声不绝于耳。

一星期后当天上午8点，数百名狱卒闯进A座乱搞胡拆，肆意捣乱一番。十一点左右他们又闯进G座，同样乱搜胡拆，同样把书籍、簿子等拿走。当在第一房时，有个狱卒去拆某拘留者自己装钉的一块床头木板时，这位愤怒的拘留者便一拳打过去，顿时围上来了十多二十个狱卒拳打脚踢。警报大响后，大批的镇暴队冲进来，强蛮地把四十多位拘留者押往隔离室，一路上毫无人性地任意施暴。

关进了隔离室还不罢手，那些丧心病狂的狱卒还不时打开牢房进去把拘留者毒打一顿。从中午一直打到当天晚上六七点。直到有一位拘留者被打得火冒三丈，大喊道:“同志们，他们如果再继续打我们，我们就连水也不喝了!”，到此才告停止了殴打。

敌人的血腥暴行激起G座战友们的同仇敌忾，原本参与拒食斗争的(即拒绝吃当局供给的事物，只吃家属自己带来的东西)40多位战友也升级到绝食斗争(只喝白开水，其他一概不吃不喝)，与大家共进退。

绝食斗争将近二个星期还迟迟未获得解决，牢外的家属心急如焚，他们在政府大厦前静坐，并持标语，促当局速予解决。他们还要求设立调查庭调查拘留者绝食期间遭受到的虐待，并要求将绝食之病患者送往医院检查。他们还声言，若情况进一步恶化，他们将号召展开和平示威运动。报纸也每天刊登绝食的新闻与图片，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也给反动当局很大的压力。到了6月20日，监狱当局不得不释放王焕朝和林月明，同时也接受拘留者提出的一份备忘录(参考附录三)。

一场事先部署的无限期绝食斗争，以坚韧顽强的毅力坚持了14天，取得值得庆贺的胜利。

四、第四次“2.9”无限期绝食斗争

1969年“5.13”事件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敌人实行法西斯统治。对牢内它也伺机施加暴虐。其中70年1月19日，就强行调走50名A座同志到B座去，并在沿途中严重殴打我们的战友。

1970年2月9日，K座女同志正在开一个批判林月明叛徒大会，两位监狱官员闯入，就蛮横的抢标语。同志们不约而同上前把他们围住，推挤和殴打，抢夺回标语。

敌人不甘心失败，下午一时半，大批狱卒、“残暴队”进入K座，命令在10分钟内要调走15位女同志到石灰牢去处罚。同志们手挽手，高喊口号与唱歌，抗议敌人的暴行。这些喽罗走卒就开始动手拉人，拉了好久拉不到一个。他们又用强力的自来水向同志们冲射，同志们退到室内去，他们又把水头射向房内，但还是拉不走任何人。营长打吉星像发狂的野兽，向房内发射几枚催泪弹，瓦斯弥漫了整个牢房,同志们感到窒息难忍，眼泪直流。於是，她们就向室外冲出去，但牢门被敌人锁住。她们只好用凳子把墙壁撞开，冲了出去。在混乱挣扎中，15位女同志终于被押去石灰牢监禁并受处罚。这些女同志遭受敌人的恶狠狠的毒打，有的身负重伤，有的被打昏在地，有的衣服被撕破，受尽暴力攻击与侮辱。

到了石灰牢后，15位女同志就坚决宣布开展无限期的绝食斗争,要求敌人取消处罚，送她们回原来座内;要求撤换黑营长，惩办打手;要求改善物质条件。她们在石灰牢内高唱战歌，把斗争的消息传给J座战友，於是J、K、D、A、E、F、G等座380位战友陆续加入了斗争的行列。这样，轰动的“2.9”无限期绝食斗争的序幕就揭开了。

“5.13”事件后，敌人更撕下假民主的面具，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群众运动呈现低潮，牢外的武装力量也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客观上显然对我们不利，敌人比以往更加蛮横无理，态度强硬，虽然杨国斯等代表多次跟监狱当局接触，仍表示毫不妥协让步。另外，在这次斗争中，离队或叛变的人数多达100余人，占了参加斗争的总数四分之一强。这样，不但我们的力量遭到削弱，而且大大影响到大家的斗志与情绪。到了2月26日，拘留者除了被关在隔离室的几个被调回原座外，在没有取得其他什么成绩下草草地结束了。

“2.9”斗争失败的原因：(一)思想上的“左”倾冒进和骄傲自满。由于过去几场大斗争取得胜利，在思想感情上长着一定不健康的情绪，随之对形势的估量不客观，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低,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二)由于政治拘留者家属不能紧密地配合斗争。基于敌人实行军事统治，禁止一切群众的集会、示威和言论自由。再说，人联党有的上层右派分子暗中与敌人勾结，多方阻挠作梗，因此，家属的行动受到极大压制;(三)牢外，海口区二月正面对敌人的“巨网”军事行动，城市的干部也都暂时隐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牢外的革命力量无法紧密的配合牢内的斗争了。(四)由于敌人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新闻也被封锁了。故“2.9”斗争的绝食新闻无法在报章上刊出，无法在社会舆论上给敌人施加压力;(五)在绝食斗争中，出现大批离队或叛变，动摇内部军心。加上牢外组织又命令应结束斗争，把工作重点转入巩固阵地。故斗争未能达到原要求的情况下结束了。

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一)当环境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开展斗争，我们的斗争要求应该少而低，且要集中。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斗争目标鲜明突出，不仅在宣传上有利也能避免敌人借口拖拉我们的斗争;(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牢内斗争还只能是和平的群众斗争的性质，不应采取武斗，武斗不利于巩固阵地与完成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三)敌人总是伺机采取各种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也应该注意斗争的策略。当环境不利我们时，不要轻易开展斗争，要发动斗争,就必须有把握,要有决心取得胜利;(四)“2.9”斗争暴露了我们不少的弱点与缺点，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加强思想改造,积极进行组织建设和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五、绝食绝水斗争

1971年10月7日，在A座的一次搜查中，官员和战友发生了冲突，结果9位拘留者被拉去隔离室，实行单独监禁。他们一进隔离室，便开始无限期绝食，但反动当局不理不采。在这种情况下，这9位战友（参加绝食绝水斗争的9位战友：丘恒山、许乃泉、陈宗明、林永伦、丘立诚、苏孙国、朱兰光、钟吉祥和黄绍隆）就坚决采取更高的斗争形式——绝食绝水斗争。

一般来讲，人若不喝水，只能存活3到7天。第一天不喝水，感到极度口渴，尿液减少，身体开始脱水，人开始乾起来。第二天身体便发烧(人体每失去1公升水分，体温便升高摄氏0.3度)，尽管绝水者赤裸上身仅穿件短裤,却热得难熬，只好睡在洋灰地板。第二天，就爬不起床，监狱当局看到情况开始严重，就跟他们9人中的代表谈判。当局答应如果他们停止绝水，就不单独监禁他们在隔离室，但不允许他们回A座。假如他们不答应，那末当局就强迫打水针。他们考虑到解除单独监禁在隔离室的目的已达到了，便同意结束长达8天，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的最高形式的绝食绝水斗争。

过后，监狱当局便在厨房隔出一个房间，称A2座，这9位战友就监禁在那里。

开展绝食绝水斗争，随时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到斗争的后期，牙齿肿烂流血，小便时，流出的是血水，鼻孔也流出一些浓浓的血水，身体枯弱，处于半昏迷状态。但是，在坚强的意志、信念及全营战友支援的感召下，为了争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大家发挥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誓死不屈，坚持到底，终於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五节 劫狱通知之谜

大约1969年，林和贵对黄纪晓表示，狱中同志决心坐穿牢底还不够，更须有冲破牢笼的勇气。随后林决定出版《冲》的刊物，黄也曾为第一期《冲》写稿。《冲》出版后，传进了狱中，不过仅出版两三期而已。

约于1972年中，一位政治拘留者的家属传来一则消息，说在当年中秋节晚上，牢外革命武装力量要劫狱。营救牢内同志出狱，要他们做好准备。狱中同志得到通知后，动员体能锻炼，准备攀越篱笆的短梯、麻袋等等。

预约劫狱期间，集中营周围的草木被劈光，岗哨照明和武器的火力都加强，气氛也有点紧张。

根据黄冠俊在《囹圄与风15载》里说：“那天晚上，我们实行轮流站岗，密切观察牢内与牢外的一切动静。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一个晚上都没有事情发生，证明那完全是虚传。”他又指出，“所谓劫狱不过是敌人通过内奸部署的一个恶毒阴谋，幸亏我们没有上他们的当。”

在当时的条件下，若真的爆发劫狱事件，可能会造成比海口区的“巨网行动”更大的牺牲损失。事后，林和贵说黄纪晓是狱中工作负责人，黄却加以否认。对于劫狱，不论林或黄都否认与此事有关。劫狱事件成了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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