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这段话出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中的“理论”部分，写于1876至1878年间。当时的背景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变革”，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获得了相当一批追随者，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着手对杜林进行系统批判，进而第一次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这段话正是在批判杜林那种脱离现实经济条件的抽象“社会主义”方案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正面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组织的根本论断。其涵义可以从三个递进的层次来理解。第一层是“物种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区分。恩格斯指出，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上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这意味着劳动、生产活动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基本标志。但仅仅停留在物种层面的提升是不够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人虽然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却仍然受制于盲目的社会力量和异己的经济规律，处于“社会动物”的状态。第二层是“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作为第二次提升的条件。恩格斯强调，只有当社会生产不再被盲目的市场力量所支配，而是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时，人才真正在社会关系层面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完成从动物界提升的最终一步。第三层是历史发展的“必要”与“可能”。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既制造了危机与矛盾，使这种自觉组织日益“必要”，又创造了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和工人阶级，使这种组织日益“可能”。这段话的落脚点在于：新的历史时期将以这种自觉组织为起点，届时人类自身及一切活动领域都将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往一切时代的光辉都将相形见绌。这是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人类解放前景的经典表述，其核心不是技术性的计划管理，而是人终于开始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
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至18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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