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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时代,为什么干部要和工人一起干活、工人要管工厂?——一套让全世界都想不到的管理办法(完)

雪山低头迎远客 · 2026-11-22 · 来源:雪山低头迎远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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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毛主席时代,为什么干部要和工人一起干活、工人要管工厂?——一套让全世界都想不到的管理办法(三)》

从更大的视角看:毛泽东这套办法想把中国变成什么样子?

消灭三大差别

毛泽东搞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对这个远景做了详细描绘: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要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再教育。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全6卷)》

我认为:“五七指示”对消灭三大差别的构想,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分工格局和阶级结构问题的系统性回应。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并非单纯的经济或社会发展滞后问题,而是阶级社会分工固化的历史遗产,其本质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差异在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延伸表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过:“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让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根本考虑,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就会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将逐渐演变为新的资产阶级。

毛泽东在1958年时这样说过:“在北京做官的人,一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这个办法我看会灵的,会使我们这个比较不切合实际的、不跟群众接触、比较空的脑筋好一些。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地得到人民拥护。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

我认为: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制度设计,其根本出发点在于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一个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在他看来,干部一旦从“帮人民做事的”退化为“发号施令的”,其阶级属性便会在生产关系的持续错位中发生质变,最终演变为新的资产阶级。

所有制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阶级问题的终结,公有制的建立只是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制度前提,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始终保持平等的劳动者身份,资产阶级法权便会在管理领域借尸还魂,从分配差距逐步扩展为政治特权,进而重构新的阶级结构。毛主席要求“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对干部的道德规劝,而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刚性规定——它试图使“干部”这一身份在制度安排上始终与社会生产保持直接关联,以阻断权力脱离劳动、进而脱离群众、进而脱离阶级本位的演变链条。从苏联解体的历史反观,这种担心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运行逻辑的深刻警觉:一个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一旦形成,它便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护者,而成为掏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力量。毛泽东的思考显然预见到了这一危险。

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这条路就是自主创新的道路。“鞍钢宪法”的精神内核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说得很直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全6卷)》

我认为:这句话体现了毛泽东的一个核心信念:中国的事必须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照抄西方模式,必须创造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法来。“鞍钢宪法”就是这套方法中的一块重要基石——它不仅指导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还给全世界的管理思想界贡献了“中国方案”。很多国外学者把“鞍钢宪法”视为“第三条道路”——既不是苏联式的僵化指令经济,也不是西方资本逐利的工厂制,而是一条真正以劳动者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结语:为什么毛主席这套办法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记住?

我认为:可从以下几点总结:

一、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核心,是把“工厂是谁的”这一根本问题落实为制度安排。干部参加劳动,打破的是官僚特权;工人参加管理,确立的是劳动者主体地位。这不是管理技巧的改良,而是生产关系领域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实践。

二、从50年代末形成到60年代中期全国推广,这一制度回应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防止政权变质、如何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根本课题。它不是凭空设计,而是从中国工业建设的实际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制度创造。

三、鞍钢宪法的原创性在于,它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贯注于企业管理这一“技术性”领域,打破了“专家治厂”“一长制”的资产阶级管理逻辑,确立了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制度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理论贡献。

四、连日本、美国的管理学家都推崇这套办法,说明它触及了现代化生产中普遍存在的官僚化与劳动者异化问题。毛主席几十年前给出的答案,至今仍闪耀真理光芒——它不仅是中国的财富,也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财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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