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毛主席时代，为什么干部要和工人一起干活、工人要管工厂?——一套让全世界都想不到的管理办法(二)
第四部分，为什么这套办法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里是独一无二的?
一、苏联没有做到的事，中国做到了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企业管理方面，苏联一直没有解决好调动工人积极性的问题。十月革命后，苏联先搞了“工人委员会”制度。工委会制度的问题是机构臃肿，没有形成精干的领导集体，也没能制定好工人所渴望的分工权责关系以及各种必要规范。
列宁时期的苏俄，于1918年首次提出“一长制”管理原则，1919年起在纺织、铁路等行业试点推行，1920年俄共(布)九大决定逐步推广这一制度，但至1924年列宁逝世时，一长制仍处于过渡阶段，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确立。1929年9月，联共(布)中央颁布决议，正式将一长制确立为苏联工业管理的核心制度，此后在斯大林时期全面推行并延续至苏联解体。
刘庚岑、董晓阳、吕强：《苏联实行一长制的情况》，《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6期，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官网，2009-10-12。
一长制”就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工人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物质刺激只靠多发钱来调动积极性;繁琐的规章制度管得工人束手束脚。
1956年，毛泽东指出：“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
(《毛泽东传》：《第53章、<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我认为：“一长制”在苏联的全面推行，实质上是工业化赶超压力下对民主集中制的机械简化——它将企业管理权从工人集体手中抽离出来，交由单一行政权威掌控，工厂开始脱离工人阶级的直接参与。毛泽东1956年的批评精准点出了要害：“一长制”的致命缺陷不在于效率不足，而在于它切断了工人对生产过程的制度性参与，使“工人是主人”沦为法律条文而非日常制度。苏联的问题不是公有制出了问题，而是在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具体安排背离了“劳动者是主体”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毛主席提出“党的领导不能脱离群众”，正是要对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倾向进行制度性矫正。当工人只能靠发钱来被刺激、靠规章来被管理时，他们就已经不再是生产的主人，而只是生产的工具。
二、从“官老爷”到“实干家”：干部身份的阶级回归
同苏联相比，毛泽东的干部参加劳动政策最独创的地方在于——它重新定义了“干部”这个身份。
苏联干部是怎么样的?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只管发号施令，薪水高，待遇好，工人在他们面前像臣民见了君主。
毛泽东认为：干部首先是劳动者，其次才是管理者。明确要求“有关于革命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领导干部脱下皮鞋去和工人一起干活，实际上是回归了劳动者的本来身份。对于提高生产效率、防止官僚主义、密切干群关系，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认为：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政策，核心不在于“劳动”本身，而在于它从制度上重新定义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干部首先是劳动者，其次才是管理者，这一身份排序的颠倒，本质上是防止官僚阶层从“人民公仆”退化为“人民主人”的制度性设防。苏联干部的脱离群众与特权固化，根源在于他们从“生产者”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阶层，而毛主席以制度化的劳动要求阻断这种分离，使干部必须在生产一线保持与群众的直接联系。这不是管理技术的改良，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权力异化的制度性预防——当干部脱下皮鞋与工人一起流汗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便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可检验的日常制度安排。
三、比西方管理学超前：以人为本、民主管理、群策群力
当代西方管理学发展趋势是什么?是“以人为本”，是“赋权员工”，是“跨部门协作”，是“扁平化管理”。但这些理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西方企业中流行。而毛主席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在中国全面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了——比西方早了不止二十年。
让工人参与管理，不就是“赋权员工”吗?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不就是“跨部门协作”吗?干部参加劳动、精简科室、减少脱产管理人员，不就是“扁平化管理”吗?上海手表厂的故事清晰地展示了“三结合”的效果：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群策群力，亲密无间，产量因此大幅增长、质量不断提高。
航行大海：《论上海手表厂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我认为：“两参一改三结合”与西方后来流行的“以人为本”“扁平化管理”表面相似，本质不同——西方管理理念的演进始终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其目的是通过有限度的授权提升劳动效率，最终为利润服务;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设计，核心在于改变生产过程中的权力结构，使工人不再是被管理者，而是参与决策的主体。毛泽东在60年代初推行的这一制度，不是管理技术的改良，而是对生产关系的阶级性调整。
它比西方早了二十年，不是因为我们更早掌握了管理学技巧，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需要等到资本积累到某个阶段才被迫向工人让渡部分管理权——它从一开始就把劳动者放在了“主人”的位置上。上海手表厂产量增长、质量提高，正是这种制度逻辑在生产一线的具体验证。当干部与工人一起劳动、技术人员与群众共同攻关时，“效率”不是被管。理出来的，而是被阶级关系理顺后释放出来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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