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群众长期的接触与观察中，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极为深刻的问题：在今天的社会现实里，群众的思想禁锢不止于小农思想，更深更牢的，是根植于历史、延续至今的“清官论”。
这种观念，比小农思想更顽固，更危险，甚至成为阻碍群众觉悟的最沉重的精神枷锁。
小农思想的特点，是局限在一己一家的生计上，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愿意跳出个人和家庭的狭隘利益去思考阶级整体的命运。它使群众难以组织、难以形成广泛的联合。
但至少，小农思想的本质是“分散”。它让人彼此隔绝，却并没有主动放弃改变的可能。一旦群众在共同的困境中觉醒，经历互助与斗争，他们就可能逐步冲破小农思想的藩篱。
然而，“清官论”的毒害更深。它不仅让群众分散，更让群众依赖。清官论的逻辑是：只要有一个清官、一个好官出现，就能替我们解决问题，带我们走向富裕。
这样的思想，把群众从历史的主体降格为等待救赎的被动者。小农思想尚且还承认“我必须自己谋生”，而清官论却让人产生幻觉：我们不必行动，只需等待那个“公正无私”的人出面。
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反复通过“青天大老爷”的神话来塑造这种心理。包公、狄仁杰、海瑞，一个个清官被歌颂成替黎民伸张正义的象征。
实际上，正是这种叙事让群众习惯于依赖，麻痹于等待，而忘记了压迫的根源并非个别贪官，而是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
于是，群众把阶级性的剥削简化成个别好坏官员的差别，把历史的进步寄托在统治阶级内部的道德修正上，而不是自身的觉醒与联合。
更可怕的是，这种思维在今天仍然无处不在。群众遇到困境，常常会说：“要是上面有个清官看到，就能解决了。”媒体也不断强化这种叙事，把社会矛盾包装成“个别干部腐败”，然后通过“清官惩治”的故事来安抚舆论。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遇到问题时想的不是联合争取，而是能否找个“好心领导”来帮忙。所有这些，都是“清官论”在现实中的现代变种。
然而，现实一次次证明：清官最多能改变一个点，却无法改变一个面。
个体的困境或许偶然可以通过运气或遇到清官而缓解，但整个阶级的困境，绝不会因为个别人清廉而消失。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会同化清官、架空清官，甚至清除清官。点上的改善最终总是被面的腐朽所吞没。
因此，“清官论”比小农思想更可怕。小农思想让群众停留在局部利益，清官论则让群众彻底放弃主体性，把希望寄托给他人。前者是狭隘，后者是麻痹。前者还能被现实的共同困境逐渐冲破，后者却会在关键时刻消磨群众的斗志，使他们在等待与幻想中一再错失改变的机会。
要真正走向觉醒，必须打破“清官论”。群众要意识到，没有清官能够拯救他们，只有群众自己才能拯救群众。
历史的每一次真正变革，都是群众逐渐认识到“靠清官不行”的结果。当群众把视线从个别清官转向阶级整体，把等待转向联合，把幻想转向行动，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清官论”是一副精神枷锁，比小农思想更沉重、更深刻。打破它，也许艰难，但这是群众觉醒和真正改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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