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今天读来依然令人震撼。绝不把任何现存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古希腊的机械必然性，还是19世纪的实证哲学，抑或今天我们面对的种种“不可改变”的秩序。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绝非纯粹的哲学史研究，而是在“古典诠释”中植入现代“革命”意图。马克思教给我们的，始终是一种“偏斜”的勇气。
一、不让我上桌，那我就重开一桌
1841年4月6日，24岁的卡尔·马克思坐在书桌前，给远在耶拿的哲学系主任巴赫曼教授写信。信中附上了他的博士论文、申请书、大学肄业证书以及法定费用。信末他写道：“出于不由自主的原因，我希望在我动身之前获得博士学位。”
“不由自主的原因”——意味着他在柏林已经无法继续停留。原因在于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观点过于激进。在当时的德国哲学界，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都被归为“原子论者”，主流观点认为二者大同小异。马克思偏偏要去“找差别”，并且将这一差别上升到决定性的高度：他要论证的不是原子的机械运动，而是必然性可以被偏斜，既定轨道可以被偏离，个体可以不服从外在的强制。
马克思担心这篇论文在柏林大学难以通过。于是他听从鲍威尔的建议，将论文寄给了远在图林根的耶拿大学——这所大学不属于普鲁士，以自由风气著称，并且允许申请者本人不到场答辩。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哲学系评审全票通过，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
柏林大学不让他上桌，他就去耶拿另开一桌。 这不是怯懦，而是一个自知持有异端思想的人对学术体制最精妙的迂回突破。
二、我的真话，藏在借古讽今之中
这篇博士论文究竟写了什么?概括而言：马克思借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概念，说出了19世纪普鲁士不敢听的真话。
(一)借古：从伊壁鸠鲁那里借来的武器
马克思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两位古希腊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5世纪)与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4-3世纪)。他发现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
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只做机械的直线下落，一切由必然性决定。这是一种宿命论的唯物主义，否定偶然性，剥夺了个体的能动空间。
伊壁鸠鲁则提出原子偏斜：原子在下落过程中会自发地偏离直线。这一“偏斜”是自由意志的隐喻，为偶然性和个体独立性打开了理论空间。
马克思在论文中明确写道：“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 他由此提炼出伊壁鸠鲁哲学的核心概念——“自我意识”：个体可以不服从外在的机械必然性，可以自主选择、偏离、创造。
(二)讽今：用“自我意识”打击五个靶子
“自我意识”这把武器，马克思用来砍向了五个不同的方向。
第一刀：砍向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史内部批判，为伊壁鸠鲁哲学翻案)
马克思区分了“机械的、宿命的唯物主义”与“能动的、包含自我意识的唯物主义”，从而颠覆了此前哲学史上贬抑伊壁鸠鲁、独尊德谟克利特的传统。
第二刀：砍向宗教神学(正面攻击)
论文序言开篇即抨击神学。马克思引述休谟的比喻——“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来讽刺宗教对真理的压制。他写道：“哲学，只要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就会不知疲倦地用伊壁鸠鲁的话反驳它的对手：‘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他还专门撰写附录“批评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斥责普鲁塔克“把哲学带到宗教法庭”。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如果原子可以自己偏斜，世界的运行就不再需要神来安排——这是无神论的哲学奠基。
第三刀：砍向普鲁士的保守政治(迂回打击)
伊壁鸠鲁的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披着自然哲学外衣的政治学说。通过强调原子的偏斜，伊壁鸠鲁实际上是在对抗当时流行的神秘主义决定论和宿命论，这与马克思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追求人类解放的现实关怀高度契合。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在马克思笔下，不再仅仅是关于物质构成的理论，而是成为了“人的解放思想”的开端。马克思补充道：“我们还发现伊壁鸠鲁应用了排斥的一些更具体的形式。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在社会领域里，那就是友谊。”他将原子偏斜的逻辑翻译成政治语言：个体可以偏离既定秩序，可以自我规定，可以选择不服从。这在1841年的普鲁士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直接否定。马克思后来在1858年致拉萨尔的信中坦言：研究伊壁鸠鲁“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
第四刀：砍向实证哲学(系统批判)
当时普鲁士思想界被实证哲学(老年黑格尔派、孔德)主导。这种哲学宣称现存秩序是必然的的，哲学只应描述事实，不应批判现实。马克思从三个层面撕开其保守面具：
1.方法论上的非批判：实证哲学满足于对“现存事物”进行单纯的描述与证实，丧失了哲学应有的否定精神和批判能力。他在论文准备笔记中写道：“哲学不应当只是对现实的解释，更应当是对现实的否定。”
2.政治上的秩序优先：把现存权力结构当作不可挑战的给定条件，实则是对封建专制的辩护。
3.“真实的自由”等于向现实妥协：将已有不自由美化为自由，本质上是在枷锁内部谈论自由。
马克思用“原子偏斜”论证：必然性可以被偏斜，既定轨道可以被偏离，自我意识才是自由的起点。
第五刀：隐性回击其他当代哲学(谢林、康德、黑格尔)
论文还隐性地回应了谢林晚期哲学(具有强烈的宗教启示色彩)和康德第一批判(二元论未能真正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并与黑格尔哲学形成既吸收又批判的关系——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尊伊壁鸠鲁而非黑格尔，本身就是在争夺哲学史的解释权。
如此，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热情与其所能使之迂回解数跃然纸上。
三、不装了：体制内的叛逆者开始硬刚
博士论文拿到了。但这篇论文并没有直接引起普鲁士当局的恐慌——毕竟它使用古希腊哲学语言，审查官员未必能读懂其政治意涵。马克思真正的政治自觉，发生在论文完成之后。
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了一项新的书报检查令。新法令表面上宣称“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实则规定写作必须“用温和的、与政府相称的风格”——什么是“温和”，什么是“与政府相称”，解释权完全掌握在检查官手中。马克思一眼看穿其虚伪：允许你写作，却不允许你用自己的风格写。他讽刺道，这是一片灰色，是官方指定的唯一色彩。
于是，他不再迂回。1842年2月初至2月10日，距离获得博士学位仅过去十个月，马克思写出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与博士论文的含蓄“借古讽今”不同，这篇文章是正面硬刚——它直接抨击检查令的虚伪，矛头直指普鲁士专制制度，明确提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对比两种策略，博士论文(1841年4月)是借古讽今，是哲学语言，迂回打击;检查令批判(1842年2月)则直面现实，是政治檄文，正面交锋。
从“借古讽今”到“正面硬刚”，这十个月的时间差，正是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学者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政论家的关键窗口。
四、一生都在践行“偏斜”：最真诚、最有勇气的斗士
马克思不仅在论文中论证“偏斜”，他本人就是一位持续的“偏斜者”。而“借古讽今”，只是偏斜在学术场域中最优雅、最锋利的呈现方式。
四年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下那句著名的宣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思想雏形，正是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是同一个过程”。
柏林大学不让他通过，他绕道耶拿另开一桌;书报检查令不让他说真话，他撰写政论要求废除检查令;教职之路因政治立场而断绝，他放弃教书，投身直接的政治斗争;晚年流亡伦敦，穷困潦倒，仍坚持完成《资本论》，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等等。
“偏斜”不是一时的叛逆，更是一生的使命。它意味着拒绝按照别人的规则游戏，并且有能力重新制定自己的规则。
“偏斜”是一件极艰苦的事：你得先有能力看懂那张桌子的规则，才有资格选择重开一桌;你得先搞清楚“必然性”是什么，才有资本去质疑它。
24岁的马克思完成了这场精神成年礼：他不等待任何人请他上桌，他自己就是一张桌子。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今天读来依然令人震撼。不是因为原子论正确——我们早已知道原子并不会因为“意志”而偏斜。而是因为他的方法论：绝不把任何现存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古希腊的机械必然性，还是19世纪的实证哲学，抑或今天我们面对的种种“不可改变”的秩序。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绝非纯粹的哲学史研究，而是在“古典诠释”中植入现代“革命”意图。马克思教给我们的，是一种当下十分稀缺的、正被资本消解的——“偏斜”(革命)的勇气。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
3. 马克思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1841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
5.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6. 乔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图 青年马克思窗边沉思图，1980年代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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