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越过封锁线进入陕北。他想知道，在那个贫瘠、偏远、被重重包围的地方，究竟生长着一种怎样的力量。
斯诺曾问一个赤脚的农家少年，怎么看红军。少年回答，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替老百姓争权利的。斯诺还注意到一个很小的细节：当地农民谈起红军，会说“我们的军队”;谈起苏维埃，会说“我们的政府”。
这两个“我们”，意味着一个长期承受战争、贫困和压迫的普通农民，开始把国家和政治看作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开始感知到自己和宏大事业的联结、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身处的世界。斯诺后来写道，他在陕北感受到一种“充满活力的希望”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觉醒：历史与自己有关，自己也可以创造历史。
十年之后，另一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延安。那是1946年8月，广岛原子弹爆炸刚刚过去一年。采访地点在杨家岭窑洞外的一棵树下，那里放着一张小方桌和几只木凳。毛泽东的女儿在父亲膝前嬉戏，偶尔跑来向客人伸出手。
在这样近乎家常的场景中，斯特朗问，如果美国真的使用原子弹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原子弹看起来可怕，当然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武器，但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由人民决定，不能归结为一两件新式武器。据说翻译最初把“纸老虎”译成了“稻草人”，几个人反复斟酌，才有了后来传遍世界的“paper tiger”。
重读这段谈话，值得注意的还有毛泽东看待新技术的方式。他承认原子弹真实的毁灭能力，同时拒绝让一种新式武器垄断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他坚信，技术能够改变力量对比，最终决定技术用途和历史方向的，仍然是现实中的人及其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五十周年。
就在前一天，OpenAI宣布，其内部人工智能系统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千禧年难题的一个解答。按照OpenAI公布的数据，大约一万个智能体持续协作，在八十八小时内发送了约二百七十万条消息，仅解决这一问题便生成约一千三百亿个输出token。这接近九百七十五亿个单词;如果一本书按十万词计算，其文字吞吐量接近九十七万五千本书。这个数字依然让人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到，机器探索知识边界的方式已经超出了个人智力与生命时间所能达到的尺度。
消息传来，震惊的、困惑的、忧心忡忡的、自怨自艾的……复杂的情绪折射出这个时代更复杂的迷茫。
AI所揭示的，只是当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仿佛同时生活在几个历史时代之中：最前沿的算法被投入最古老的领土争夺，无人机和卫星服务于延续千年的战争逻辑;全球生产早已把不同大陆联结成一个整体，国家之间的壁垒、封锁和阵营边界却在重新加固;人类创造的财富足以支撑远比过去丰裕的生活，住房、就业、教育和照护仍然让无数人感到困顿;技术不断许诺未来，战争、贫困、排斥和强权又把许多旧问题带回现实。
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卷土重来的旧问题，它们彼此嵌入，相互放大，共同构成了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
不妨做个思维实验，如果教员同志来到这个时代，他会怎么做?
假如毛泽东同志来到今天，看到一万个智能体在八十八小时内完成规模如此巨大的数学探索，看到信息越过山海、机器生成语言、无人系统进入战场，他恐怕也会先感慨“换了人间”。这个世界包含着许多他未曾面对过的事物，其运行速度、技术结构和力量规模都已经发生巨变。
他会怎样理解这个时代?我们无法替他回答，也无法从过去寻找一套可以直接照搬的方案。我们能够做的，是沿着他的思想道路畅想一下：面对这些陌生的问题，他会从哪里开始，又会向我们提出什么问题。
他大概会先去调查。他或许会走进数据中心，看看支撑人工智能运行的庞大机器和电力从何而来;也会去实验室同研究者交谈，了解机器怎样提出猜想、组织证明;还会去工厂、办公室和街头，问一问工人、教师、写作者、程序员和年轻人，技术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毛泽东对科学和技术带来的跨越并不陌生。他写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也想象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在他的诗词中，人的创造力能够改变山河，曾经看似不可逾越的限制，也可能在实践中被突破。如果看到一万个智能体在八十八小时内向数学最艰深的领域推进，他大概也会感叹“当惊世界殊”。
然而，他笔下的技术从来没有脱离人的生活。《送瘟神》中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宏大想象，诗的缘起却是一个十分具体的消息：长期危害普通百姓的血吸虫病终于得到控制。他赞叹的既有科学的力量，也有人民依靠集体行动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所以紧接着写下“六亿神州尽舜尧”。科学的伟大，最终要由它能否使人摆脱苦难来证明。
他还会把目光投向今天的国际局势。战争、仇恨和各种冲突重新蔓延，旧有霸权极力维持自己的位置，越来越多曾经处在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则要求发展、尊严和自主。帝国主义争夺世界支配权的逻辑仍在延续，支撑这种争夺的力量和手段却已经发生变化。全球资本把世界连接得更加紧密，各国人民也因此更容易受到同一场危机的波及。旧秩序已经难以照旧运行，新的秩序又没有真正形成。
面对这样的世界，他也许会想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大概不会只从混乱中看到衰败，也会观察新的力量正从什么地方出现。毛泽东经历过的时代充满战争、分裂和失序，他却总能从看似压倒一切的旧力量背后，看见那些尚且弱小、却代表着历史新方向的力量。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包含的正是这种对力量消长和矛盾转化的判断。旧秩序的危机能够制造灾难，也可能为摆脱支配、重新组织世界打开空间。
他当然不会因为旧秩序出现裂缝便轻易乐观。大乱可以走向新的压迫，也可以孕育新的解放。国家之间的冲突可能源于反抗侵略，也可能服务于重新瓜分世界;社会内部的愤怒可能指向真正造成痛苦的关系，也可能被引向其他同样无力的普通人。越是“乱云飞渡”，越需要辨认真正推动时代变化的力量，保持“仍从容”的清醒。
也许在某个深夜，他会把从数据中心、国际局势和普通人生活中获得的材料摊在桌上，抽烟，踱步。人工智能、贫富分化和世界动荡看似属于不同的问题，背后却隐约出现一条共同的线索：人类共同创造的力量已经空前强大，人类共同决定这些力量如何使用的能力却没有同步增长。我们造出了足以改变世界的工具，许多人却只能等待世界改变自己的生活。人创造出来的力量，正在以一种仿佛独立于人的方式反过来支配人。
看到这里，他大概还会继续寻找这种矛盾发生转化的条件。他不会把现实看成一块无法撼动的铁板，因为最强大的秩序内部也有裂缝;他也不会把任何新事物天然视为进步，因为旧有的支配关系可以进入新技术，获得新的生命。重要的是发现什么力量正在成长，什么力量能够代表更广泛的人，怎样使社会共同创造的能力真正受到社会的共同掌握。
沿着这条线索，他最终或许仍会发出青年时代的追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沿着毛泽东同志的思路继续想下去，他给予我们的重要启发，或许就在于始终追问人在哪里。面对原子弹，他看到武器背后的人民;面对战争，他寻找能够改变力量对比的人民;面对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相信那些最普通、最沉默、长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一旦组织起来，便能够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
五十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离开了这个世界。
五十年后，我们走到一个充满震动、冲突和不确定性的路口。
斯诺当年在陕北听到农民说“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这两个“我们”意味着普通人已经开始进入历史。到了今天，也许还需要重新说出这样的“我们”：我们的技术，我们共同创造的财富，我们有权参与决定的未来。当这些话从愿望变成真实的社会力量，当普通人重新获得认识、组织和改变现实的能力，“我们”才能重新成为历史的主语。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诗中的金猴令人神往。然而，对毛泽东同志最好的纪念，不应停留在等待另一个挥动千钧棒的英雄。毛泽东一生最深刻的信念，正是人民群众拥有创造历史的力量。
诸君，莫待金猴。
毛泽东同志逝世五十周年，深切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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