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革命者的成长不仅体现在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的积累上，也体现在对社会矛盾的认识不断深入。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为无产阶级认识自身处境、理解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武器;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探索党的组织建设与政治斗争路线，推动革命力量从分散走向组织化;斯大林时期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的实践与争论，涉及落后国家工业化、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阶级关系变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经验，提出持久战等战略思想，分析革命战争的规律，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与资本主义复辟的风险。
无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实践中的具体决策与经验教训，有一点值得注意：无产阶级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始终是在现实斗争中不断形成、检验和修正的。认识矛盾，找到矛盾的根源，再探索解决矛盾的道路，是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重要经验。
与此同时，社会中的利益集团也会在长期的利益博弈中积累经验。既然利益冲突客观存在，那么维护既有利益的力量自然也会寻找各种办法，缓和、掩盖或者重新解释这些冲突。
等级制度可以把资源分配上的差异解释为能力和资格的差异，社会偏见可以把结构性困境归结为某些人的性格缺陷，民族主义情绪有时会将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遮蔽在共同身份之下，某些看似中立的规则也可能在实际运行中保护特定群体的优势。这些现象未必都出自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却可能在客观上产生相似的结果，原本应当受到追问的利益关系退到了幕后，人们开始争论另一个问题，甚至把愤怒投向与自己处境相近的人。
这就是转移矛盾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它未必要求人们相信一个明显的谎言，只需要让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次要问题上，让真正需要解释的事情逐渐失去讨论的机会。等到人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初那个问题反倒无人再提，转移矛盾的目的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设想一个很常见的场景，一家工厂宣布调整绩效制度，员工的实际收入随之下降。消息传开后，工人们聚在一起讨论，有人抱怨管理层制定的指标越来越苛刻，有人觉得老员工仗着资历不肯承担更多工作，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新来的年轻人，认为他们不愿吃苦、破坏了过去的工作规矩。几天过去，车间里的争吵越来越激烈，老员工和新员工互相看不顺眼，大家甚至开始翻旧账，争论究竟谁才是最没有责任心的人。
然而，绩效制度为什么调整?新增的指标由谁制定?企业的利润变化如何?管理层为什么选择降低员工收入，是否存在其他方案?这些问题却逐渐被搁置了。员工之间的矛盾真实存在，工作习惯、年龄差异、能力水平也确实可能影响生产效率，但当讨论不断集中于员工之间的道德评价时，决定收入分配的制度本身反倒成了不容置疑的背景。
这便是一种典型的矛盾转移，人们从讨论共同面对的制度安排，转向彼此之间的个人冲突;从追问决定利益分配的权力，转向评判谁更勤奋、谁更自私、谁更应该牺牲。原本处于相似劳动位置的人，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处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当然，不能因此断言，所有员工之间的冲突都是管理者刻意制造的。新老员工确实可能存在工作方式上的差异，某些员工也可能把额外工作推给同事，甚至利用制度漏洞损害他人利益。
问题在于，具体的个人矛盾与共同面对的制度矛盾可以同时存在。辨别转移矛盾，关键不在于否认眼前的冲突，而在于判断：我们是不是只盯住了彼此之间的摩擦，却放弃追问造成这种摩擦的条件?
当一套制度把有限的奖金分配给员工，却让员工无权参与讨论奖金总额如何确定、考核标准如何制定时，争夺奖金的人很容易把彼此视为竞争对手。当劳动者只能通过超过同事来保住自己的收入时，他们甚至可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困境就是由那些不够努力的人造成的。制度由此不需要时时刻刻命令人们相互敌视，只需要安排好利益分配的方式，竞争和怨恨就可能自行生长。
因此，辨别矛盾转移的第一步，是把争吵重新放回事情发生的完整过程之中。不要只问谁做错了，也要问为什么这件事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不要只问谁占了便宜，也要问便宜从哪里来、由谁决定如何分配。一个人的过错当然值得追究，但如果每次发生冲突，我们都只能找到一个可以责骂的人，却始终找不到那些决定事情如何运行的规则，那么这种追究就很可能停留在表面。
人们习惯于用道德语言理解生活中的冲突，因为道德判断简单、直接，也容易激起情绪。一个人迟到，我们会说他没有责任心;一个人拒绝加班，我们可能说他缺乏集体精神;一个人不愿意借钱给亲戚，我们会怀疑他是否薄情寡义。相比之下，分析这些行为背后的劳动条件、收入水平、时间成本和权力关系，要复杂得多，也没有那么痛快。
道德当然重要。没有责任感的人可能给同事带来麻烦，缺乏诚信的人可能损害他人利益，家庭成员之间也确实存在应该承担的义务。但道德评价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局限，它擅长评价一个人做了什么，却未必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会在相似条件下做出相似的选择。
比如，某个年轻员工拒绝参加周末的无偿加班。有人立即指责他自私，认为年轻人只想着自己，不愿意为团队付出。可如果把视线稍微拉远，就会发现他可能已经连续工作六天，回家后还要处理生活琐事，周末原本是他唯一可以休息、陪伴家人或者学习新技能的时间。他拒绝加班，可能确实让同事承受了额外压力，但这并不能自动证明他应该无条件地放弃休息。
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项工作必须依靠员工放弃休息时间才能完成?工作量是否超出了合理范围?人员配置是否足够?加班为何没有相应的报酬?管理者有没有提前规划任务?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回答，那么围绕年轻人是否自私的争论，就可能掩盖了劳动安排本身存在的缺陷。
这种转移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把一个需要制度解释的问题，压缩成一个可以迅速作出道德裁决的问题。前者需要调查事实、比较方案、分析利益，后者只需要给人贴上勤奋或懒惰、负责或自私的标签。
人们很容易在后者那里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只要自己愿意牺牲，就可以指责不愿牺牲的人;只要自己遵守了某种规则，就可以把规则带来的不合理后果归咎于那些没有遵守的人。
家庭关系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父母希望子女留在身边，子女希望离开家乡寻找工作机会，双方都可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父母认为孩子长大后不懂感恩，孩子认为父母控制欲太强。
如果讨论始终停留在孝顺与自私的对立上，彼此便很难看见对方的现实处境，父母可能面临养老的不确定性，担心自己逐渐失去照料和陪伴;子女可能面对有限的就业机会、高昂的住房成本，以及个人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拉扯。
这些矛盾有情感的一面，也有物质生活的一面。家庭养老的压力、公共服务的分布、就业机会的集中程度，都会影响家庭成员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倘若所有照料责任都被视为某个子女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那么公共服务不足带来的负担，就可能被转化成家庭内部的相互指责。
看见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借现实困难逃避责任。它意味着我们需要区分两个问题，一个人是否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某种行为为什么会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反复出现。前者关乎具体的人，后者关乎更广泛的生活条件。只谈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足以理解事情的全貌。
人们需要归属感。家庭、故乡、民族、国家、职业、学校，这些身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文化和情感。在困难时刻，共同身份可以让陌生人互相帮助，使人愿意承担超出个人利益的责任。不能因为身份有可能被利用，就把所有共同体情感都视为虚假。
但身份也可能成为遮蔽利益差异的工具。当一个群体内部存在明显的资源分配问题时，如果所有讨论都被引导到群体与外部的对立上，那么内部不同位置的人就容易被描绘成利益完全一致的共同体。
想象一下，一家大型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管理层向员工强调企业代表着本国制造业的形象，企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竞争力，每一名员工都应该为共同目标作出贡献。这些话并非必然没有道理。企业的技术进步、产业链的稳定和国际竞争能力，确实可能影响就业、税收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可是，当员工进一步询问工资为何多年增长缓慢、加班安排是否合理、企业利润增加后能否改善劳动条件时，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只考虑个人得失”“关键时刻要顾全大局”，那么就需要警惕了。
共同体的利益究竟包括哪些人的利益?企业的增长成果由谁分享?员工提出的具体诉求，为什么会被解释成对共同目标的损害?
这里发生的转移，是把具体的利益分配问题改写成对共同身份是否忠诚的问题。一个人原本在询问劳动所得与劳动付出是否匹配，却被迫证明自己是否热爱集体;一个人原本要求管理者解释决策，却被要求先表明自己的立场。
民族主义尤其可能在某些情境下发挥这种作用。当人们面对国际竞争、外部冲突或共同的安全威胁时，民族认同具有真实的社会基础。但民族内部并非没有利益差异，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群体在经济关系中的位置也不会因为共同国籍而自动消失。
工人、企业经营者和资本所有者可以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也可能对工资、利润、劳动时间和财富分配有着不同的诉求。
如果有人把任何对国内企业劳动条件的批评都解释成不爱国，把对某些政策的讨论都说成替外国势力服务，那么原本可以公开讨论的现实问题就会被转移到忠诚审查之中。
讨论者不再需要回答工资为什么偏低，只需要质疑提出问题的人动机不纯;不再需要解释财富如何分配，只需要强调外部竞争有多么激烈。
反过来，也要警惕另一种简单化：不能因为某些人利用民族情感转移矛盾，就认为所有国家利益、民族认同或者国际竞争问题都是虚构的。外部压力可能是真实的，产业安全也可能关系到普通人的生活。
关键是把不同层次的问题分开：外部矛盾是否存在，需要依据事实判断;内部利益如何分配，同样需要依据事实判断。一个问题的存在，并不能自动取消另一个问题的正当性。
国际主义之所以具有现实意义，也正在于它提醒人们，不能只依据国籍来判断谁与自己有共同利益。不同国家的劳动者可能面对相似的劳动困境，同一国家的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也可能在收入分配上存在冲突。认识这些关系，并不要求人们抛弃自己的文化和国家认同，而是要求我们不把身份当作解释一切的万能钥匙。
还有一种转移矛盾的方式，比公开争吵更加隐蔽，那就是它不否认差异，而是把差异解释成理所当然的秩序。
在许多组织中，人们习惯于按照职位、学历、资历、收入或者社会地位排列高低。某些差异当然具有实际依据。不同岗位承担的责任不同，专业能力需要长期积累，管理工作也可能涉及更复杂的协调任务。承认这些差异，并不等于接受一切等级安排。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某种等级形成之后，它是否开始反过来为自身辩护?当处于高位的人获得更多资源时，这些资源是否又被当作其能力出众的证明?当处于低位的人缺少机会时，这种缺少机会的处境是否又被解释成他们能力不足的证据?
以教育为例，学历可以反映一个人接受过怎样的教育训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知识基础，但它并不能完整概括一个人的能力、劳动贡献和未来发展潜力。假如某个单位把学历当成筛选人才的主要标准，高学历者便更容易获得优质岗位和培训机会，低学历者则可能被排除在外。
工作几年之后，前者积累了更多经验、资源和履历，后者却因为起点较低而缺少展示自己的机会。最终，双方之间确实出现了能力和收入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可能被拿来证明最初的筛选完全合理。
于是，一个带有自我强化性质的循环便形成了：资源带来机会，机会带来积累，积累又被解释成个人天赋或努力的结果。起点上的差异逐渐转化成后续竞争中的差异，而竞争的结果又为起点差异提供了看似客观的理由。
这并不意味着学历没有价值，也不意味着所有成功者都是依靠特权取得成就。一个人勤奋学习、刻苦工作，完全可能获得真实的专业能力。需要辨别的是，个人能力的形成究竟有多少来自努力，又有多少受到教育资源、家庭条件、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影响。倘若只承认个人奋斗，而拒绝讨论机会如何分配，就容易把社会结构造成的差异全部归结为个人品质。
等级制度最有力的辩护，往往不需要公开宣布谁天生高贵、谁注定低贱。它只需要让既有位置不断产生新的优势，再把这些优势包装成个人价值的自然体现。
当人们开始相信，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必然更值得拥有资源，处于不利位置的人必然应该承担不利后果时，原本需要解释和检验的社会安排便获得了某种天然的正当性。
所以，辨别这种转移，需要把目光从结果重新移回形成结果的过程。我们可以承认不同人的能力有差异，同时追问能力是如何培养的;可以承认某些岗位需要更高的专业要求，同时追问人才选拔是否公平;可以尊重个人努力，同时考察努力是否拥有发挥作用的条件。真正严肃的讨论，不会因为看见了结构因素就否认个人能动性，也不会因为看见了个人努力就假装社会条件不存在。
转移矛盾还经常借助一种更深层的方式，把某种现象直接当作原因，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压缩成一个容易理解的故事。
房价上涨，有人说是年轻人消费观念变了，总想着住得好;就业困难，有人说是年轻人吃不了苦;婚姻关系紧张，有人说是当代人太自私;公共服务资源紧张，有人说是某些群体占用了太多资源。这些解释有时抓住了某些局部事实，却可能因为遗漏了关键条件，而把人们引向错误的判断。
以住房为例，一个年轻人迟迟不敢买房，可能与收入不稳定、房价与工资之间的比例、家庭支持能力以及对未来就业的预期有关。有人却把他的选择解释成缺乏责任感，认为年轻人不肯吃苦、不愿承担家庭义务。这样一来，原本需要讨论的住房供给、收入分配、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布局等问题，被压缩成了年轻人是否成熟的问题。
同样，当某个行业出现就业困难时，如果解释只停留在求职者能力不足，就会忽略产业需求变化、企业投资决策、技术替代、岗位分布以及教育培训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关系。
求职者当然需要提升技能，但让所有人都不断学习、不断考证，并不能保证社会自动创造出足够的工作岗位。如果岗位总量、岗位质量与劳动力供给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单纯要求每个人更加努力，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问题。
这里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现象进行合理概括，另一种是把现象当成完整解释。看到某些求职者技能不足，并不能直接推出就业困难主要由求职者造成;看到某些家庭消费过度，也不能因此断言住房压力只是消费观念导致的。现象可以提供线索，却需要进一步解释才能揭示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之一，便是提醒我们将人们的观念、行为和社会关系放回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考察。人们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收入、如何获得住房和教育资源，如何承担照料家庭的责任，这些条件会影响他们的观念和选择。
观念并非毫无作用，但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一个社会如果不断制造不安全感，人们就可能更加重视竞争和自我保护;如果某种资源长期稀缺，人们就可能把原本可以合作解决的问题理解为零和争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转移矛盾并不总是需要一个幕后策划者。有时，某种流行解释只是因为简单、省力、符合既有偏见而不断被重复;有时，某些组织确实有动机推广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有时，人们为了缓解焦虑，也会主动选择一个更容易接受的原因。不同机制可能交织在一起，最后形成一种不利于追问根源的公共氛围。
辨别转移矛盾，不能仅仅靠猜测谁在背后操纵。我们需要检验解释本身：它是否说明了关键因果关系?有没有遗漏重要条件?能否解释相反的案例?如果按照这种解释采取行动，问题会得到缓解，还是只会让某一群体承担更多责任?这些问题比单纯指控别人别有用心更有价值。
资源有限时，人们很容易把矛盾理解成竞争。一个岗位只有一个名额，一笔补助有严格的申请条件，一套住房有有限的供应，几个人同时面对同一个机会，彼此之间自然会产生冲突。这些冲突并不一定是人为制造的。真正值得分析的是，稀缺如何形成、分配规则由谁决定，以及人们是否还有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
比如，在某个城市，年轻人抱怨公共租赁住房申请门槛高，部分已有住房的居民则认为新增申请者会挤占自己的资源。双方都可能有真实的担忧：前者面对高昂的居住成本，希望得到基本保障;后者担心原有的生活安排受到影响。假如公共讨论始终围绕谁更值得获得住房展开，双方就可能陷入一场漫长的资格审判：谁收入更低，谁更辛苦，谁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
然而，住房资源的总量、建设与供给安排、城市土地利用、财政投入以及保障制度的设计，才是理解这一问题不可缺少的部分。申请者之间的确需要公平的分配规则，但公平分配与扩大合理供给并非只能二选一。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申请者相互比较上，反而可能让决定资源规模和分配方式的因素退出视野。
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在劳动者之间。正式员工担心外包员工获得更多福利，外包员工抱怨正式员工享有更好的保障;本地劳动者担心外来劳动者增加就业竞争，外来劳动者则认为本地人享受了更多公共资源。不同群体的利益未必完全一致，他们对政策的具体要求也可能需要协调。
但如果所有讨论都变成谁更配得到保障、谁应该让出位置，便容易忽略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需要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争夺基本生活条件?
一个群体的困境并不会自动证明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不正当。外包员工要求改善待遇，并不必然意味着正式员工应该失去保障;外来劳动者希望获得公平待遇，也不等于本地居民的现实困难可以被忽视。需要认真讨论的是，怎样设计能够兼顾不同群体的规则，怎样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挤压，以及怎样让承担社会生产的人都拥有更稳定的生活条件。
当然，不能把所有利益冲突都化解成一句“大家都是受害者”。在具体问题上，某些人可能确实拥有更多资源，某些决定也确实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辨别矛盾转移，不是为了让任何人免于追责，更不是为了消除一切分歧，而是为了避免把本来能够分析、协商和解决的问题，变成彼此之间无休止的道德战争。
当人们忙着证明邻居不够困难、同事不够勤奋、另一群体不够内卷，决定规则的人便不再需要面对同样尖锐的追问。最值得警惕的情况，恰恰是普通人开始把对方获得的基本保障视为自己受损的证据，却很少追问为什么基本保障需要依靠彼此竞争才能获得。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现实如此复杂，我们又不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不可能掌握每一项政策的全部资料，普通人究竟该怎样判断自己是否被带偏了?
其实，可以从几个朴素的问题入手。
首先，记住最初的问题是什么。当一场讨论突然变得激烈，参与者开始互相指责、争论动机或者审判立场时，不妨暂时停下来，重新问一句：我们最开始究竟想弄清楚什么?如果最初讨论的是工资为什么下降，那么争论员工是否勤奋可以作为补充，却不能取代对工资制度的调查;如果最初讨论的是公共服务如何分配，那么评价申请者的个人品德，也不能代替对分配规则的分析。
其次，区分直接原因与深层条件。一个同事可能确实没有完成工作，这是需要核实的直接事实;但任务为什么无法按时完成，是否存在人员不足、职责不清或者不合理的时间安排，则是另一层问题。
找到直接责任人很重要，理解事情为什么反复发生同样重要。如果同一种问题不断出现，每次都能找到一个需要被批评的人，却始终无法减少问题本身，那么就应该进一步检查制度和工作条件。
再次，追问谁拥有决定权，谁承担后果。很多冲突看似发生在平等的个人之间，实际上各方影响规则的能力并不相同。员工与管理者都可以发表意见，但谁制定绩效标准、谁决定奖金分配、谁有权调整工作安排?家庭成员都可以表达诉求，但谁掌握经济资源，谁承担照料责任，谁更容易离开冲突现场?不同位置会影响一个人表达意见的成本，也会影响其解释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
这并不意味着权力较大的一方必然错误，也不意味着弱势一方提出的每个要求都合理。它意味着，在判断一场冲突时，我们不能假定所有人拥有相同的信息、相同的选择和相同的谈判能力。要求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承担完全相同的责任，表面上可能公平，实际上却可能忽略了他们对事情的控制程度。
最后，要警惕那些拒绝具体讨论、却不断要求你表明立场的说法。比如，当你询问某项制度的实际效果，对方却反复追问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当你要求解释一笔支出的用途，对方却指责你不信任集体;当你讨论某个群体的现实困难，对方却把话题转向你是否尊重另一个群体。
这些反应并不能自动证明对方在转移矛盾，有些人可能只是情绪激动，或者误以为自己的立场遭到了攻击。但如果对话长期停留在动机审判和身份审查中，具体事实始终得不到回应，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讨论已经偏离了原来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允许自己的判断被事实修正。转移矛盾这个概念本身也可能被滥用。有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便把所有批评都说成转移矛盾;有人不愿意承认复杂的利益冲突，就把所有不同意见解释成某种势力的操纵。这样做看似掌握了分析社会的钥匙，实际上只是把一切事情塞进同一个解释框架。
真正的唯物主义态度要求我们尊重事实，分析具体条件，承认现实中可能同时存在多种矛盾。一个问题可以既有个人责任，也有制度原因;既涉及资源分配，也涉及观念冲突;既受到历史条件影响，也受到当事人选择影响。把这些层次分清楚，需要耐心，也需要接受结论未必符合自己原有立场的勇气。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有一肚子委屈，却不知道应该向谁解释;明明觉得事情不合理，却只能听见别人说自己不够努力;明明想讨论一项规则是否公平，最后却变成了证明自己是否善良、是否忠诚、是否懂得感恩。
这种无力感并不总是来自某个恶意的人的操纵。它也可能来自复杂的利益关系、有限的资源、长期形成的观念，以及人们在压力之下对简单答案的依赖。当一个人疲惫到无暇思考时，找到一个可以责怪的对象，往往比理解整个问题容易得多;当一个群体长期缺少表达和协商的渠道时，彼此指责也可能成为仅有的情绪出口。
正因为如此，辨别转移矛盾不能只靠愤怒。愤怒能够提醒我们，有些事情值得追问，却不能单独告诉我们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一个人可以很愤怒，却依然误解了事情;一个人也可以暂时不愤怒，却通过调查和比较发现了真正需要解决的矛盾。情绪是认识现实的一部分，但不能代替认识本身。
回到那家调整绩效制度的工厂。如果员工们最终发现，考核标准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他们可以要求管理层解释制度、公开相关依据，讨论更合理的工作安排。如果调查后发现，某些员工确实长期推卸责任，他们也可以要求明确职责、建立公平的问责机制。
两件事完全可以同时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改变，并不要求所有人先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而是要求争论能够回到具体事实，要求拥有决定权的人说明自己的决定，也要求每个人对自己能够控制的行为承担责任。
这或许就是辨别转移矛盾最朴素的原则，不要因为有人值得责备，就停止追问问题为什么发生;也不要因为存在结构性原因，就放弃对具体责任的判断。
社会中的矛盾从来不是摆在桌面上、写好标签等待我们辨认的。它们往往交织在日常生活里，藏在一份工资、一张考核表、一笔家庭开支、一项公共政策和一次看似普通的争吵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事情发生后的样子，而决定事情如何发生的条件，未必会主动进入我们的视野。
有时，真正重要的并非立即找到一个最准确的答案，而是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仍然记得自己最初想问什么;在所有人都忙着指责彼此的时候，仍然愿意多看一眼事情发生的条件;在某种解释听起来格外痛快的时候，仍然保留一点核实事实的耐心。
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和别人争得不可开交，争论已经从事情本身转向了彼此的人品、身份和动机，不妨先停下来。想一想，最初那个让你感到不公平的问题，现在还有没有人在认真回答?
如果没有，也许真正值得重新开始的，恰恰就是那场已经被所有人忘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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