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歌尔 编：浮宣
序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句话人人都说，马克思主义者会说、粉红会说、牧田会说、甚至那些从来没有真正进行过任何具体分析的人，也可以非常熟练地说出这句话。“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教条主义“，“要从实际出发”。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一个人只是在理论上承认“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重要性，而在现实中仍然拿着几条经典语录、几个政治标签、几个已经固定好的理论结论去衡量现实，那么这种所谓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究竟和不分析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因为真正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应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口号。它要求我们进入现实，进入历史，进入生产关系，进入阶级力量的实际运动，去研究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这里、在此时、以这种形式发生，而不是以另一种形式发生——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去做的。
一、抽象的符号和具体的问题
具体，首先意味着反对抽象地谈论现实(这里并不是指忽视理性认识而只注重感性认识)。一个人说：“资本主义有阶级斗争。”这当然没有错。 但如果一个人停留到这里，他仍然没有完成任何具体分析。
这里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是什么?
资本集中在哪些部门?
不同部门的利润率有什么差异?
劳动者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如何?
不同劳动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分层?
资产阶级国家通过什么制度处理这些矛盾?
资产阶级内部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工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差异?
群众当前最直接的要求是什么?
这些要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力量在哪里?
敌人的力量在哪里?
哪些条件已经存在?
哪些条件尚未存在?
哪些条件正在形成?
哪些条件已经消失?
.............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被研究，那么所谓“斗争”，“革命”等等词汇不过是一个没有锚点的，空洞的符号(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抽象于具体的现实，而对于具体现实的客观分析则要求我们将抽象的理论赋予实际)。没有探究和讨论这些问题，那“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反对本本主义》) 。十年时期，很多政论文章首先开头就是“伟大领袖说过……”，然后在此句话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思考，对于这些文章来说，其论述的合法性来源是“语录”，而不是真正的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分析。而教员的论述，则是他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如果不理解教员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那么一万个论述“继续革命论”或“反修防修”，都是空洞的符号堆砌。而在今天，一大堆左青喜欢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革命”等概念。但是
革命在谁那里发生?
什么时候发生?
由谁推动?
在什么生产关系中发生?
群众为什么参加?
敌人为什么失败?
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
这些问题不解决
就是说
不解决运动和实践中的机制问题，不回答时代向你提出来的一系列具体的，不回答这些需要认真思考研究，需要艰苦理论劳动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那么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跟李德王明博古有何区别呢?
在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王明既搬弄列宁的结论，又抄来斯大林的论述，来为其“左”倾机会主义辩护，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理论话语体系，但却完全忽视和拒绝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经验的总结，具体的思考。而这难道不是证明一个人可以一天说一百遍“无产阶级革命”，但这并不会使他产生一点点革命力量吗?结果已经显露无疑——“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事实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一个非常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远比我们知道的东西多。不知道，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相反，它证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诚实，证明了掌握一门科学并不是那么容易，证明了时代向其时代的人提出的任务与实施的策略是多么的艰辛与辉煌——真正可耻的是不知道，却假装知道。
二、脱离具体情况的组织形式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要求我们承认理论没有自动保证现实的能力。一些人以为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原则，就可以直接把这些原则应用到组织和现实中。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主义——比如，我们可以说：“民主讨论有利于发动群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完全有!可是问题在于：
什么样的民主?
什么样的群众?
群众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
他们为什么参与?
他们参与的实际代价是什么?
组织内部有没有足够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主客观条件保证民主不会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私人关系网络所架空/收编?
如果这些问题完全没有分析，那么“民主”就可能从一种政治实践变成一种盲动主义般，幻想建在虚空上的组织形式。而真正的组织形式，则是其本身代替它所需要的条件(其本身适应它所处在的条件)，换言之——它是条件相遇的结果。真正的组织形式只能是在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对这些条件进行的组织和再生产。
1929年，在我党北方大量省委被破坏、局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当时的顺直省委建议中央增设山西省委，以便领导山西地下工作，但周恩来同志严厉地批评了这一想法：
自八七会议以来……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日益削弱，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党部机关多形成空架子，完全与群众生活相隔绝，因之自中央支部有层层习惯，而工作效能极其微弱。有时且因党的上级机关一再破坏，各地党部唯一的办法便是要求中央派人前往恢复，中央过去却也循着这个路线派人至各省恢复组织，结果不但工作不能推动，新的关系不能发生，甚至旧的基础也日益缩小，工作既没做起，而机关已立……而助长同志依赖机关，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错误观念。
……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必须在此种基础上才能谈到恢复和建立。如果超越了这一基础工作而谈恢复，而先立以上级机关，则必致基础没有。突然发生一些个人的关系，牵引这些同志围绕在党的机关左右，无职业，无社会关系。这种人越多越妨碍党的下层基础的恢复和建立，于是这一机关越隔离群众，越隔绝社会，形成一架空而不合实际需要的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系列具体条件缺失的情况下，所谓的“架构”究竟会带来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还是几个小圈子内的知识分子的孤立活动。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组织，不会因为章程或者所谓的“纲领”写得漂亮就产生群众基础;一个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的人，不会因为获得一个“委员”的头衔就突然成为先锋队成员;一个没有真正政治能力的人，也不会因为掌握了一个虚假的，身份政治般的政治位置就产生真正的政治领导权。当现实条件缺失的时候，幻想建立某一架构本身就是极其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战略，过去的一些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组织脱离群众，脱离生产，脱离社会关系的时候，正式的程序完全可能被私人关系所架空(vmz的“俱乐部”不就是这种例子吗)。当外部现实不能检验组织内部的政治判断时，组织内部争夺的东西就可能从真正的政治力量退化为“谁有资格定义谁是同志、谁是机会主义者”的标签分配权。于是权力仍然存在，但它已经不是对现实的支配，而是对身份的支配。一个人没有群众，没有组织力量，没有生产斗争经验，却可以在一个小圈子里决定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这是为什么?因为外部的政治力量不存在以后，内部的身份权力就成为了一种替代物——这就是具体条件缺失所产生的政治结果。
三、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规律不是取消具体性，而是以条件为前提的恒制。有人因为反对机械决定论，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历史既然存在偶然性，那么一切都是偶然的，这种二极管思维在当今的“左青”中随处可见，这同样错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说世界是一个随机事件的集合。资本主义有其规律、商品生产有其规律、资本积累有其规律、阶级斗争也有其规律，但规律究竟是什么?规律不是脱离条件、在任何时代都毫无区别地自动运转的神谕。实际上规律是在一定条件下不断重复、不断再生产的稳定关系。这就是所谓恒制。价值规律为什么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作用?因为存在商品生产、雇佣劳动、市场交换和竞争等一系列现实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发生根本变化，那么价值规律的作用方式和作用范围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然，一切日丹诺夫体系的教科书，例如必修四，早都在明晃晃的推崇这种规律拜物教了)。
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反对两种错误：第一种是说“规律决定一切，所以什么都不用做”。第二种是说“既然存在偶然性，所以什么都无法认识”。前者是机械决定论，后者是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偶然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规律存在，但规律有条件;条件存在，规律才能通过现实关系不断再生产。因此，所谓“历史必然性”不能被理解成一个提前替我们写好的答案。它只能意味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关系具有客观的趋势和约束。至于这些趋势究竟以什么形式实现，是否能够实现，以及最终由什么力量使它实现，则必须进入具体的历史运动中去分析。就像我在《什么是相遇唯物主义?》里所论述的，“必然性宗教”和“规律拜物教”的在政治上的表现除了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等待主义，还能是什么呢?
四、相遇的历史，相遇的经验
相遇不是随机，而是条件之间的结合。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不是一条已经铺好的铁路，也不是一条笔直的河流，“命定论”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里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历史也绝不是骰子——不同条件在一定历史时刻相遇，才形成具体的政治局势。
生产关系是条件。
阶级力量是条件。
国家机器是条件。
意识形态是条件。
组织力量是条件。
群众的经验、要求和情绪也是条件。
政治主体的判断也是条件。
这些条件不是静止地摆在那里，它们不断运动、分化、重组、结合。某种政治结果，往往不是由一个因素直接决定，而是各种条件发生了某种结合——这就是相遇。可是一次相遇并不会在发生以后自动消失，其政治结果会成为新的条件。
一个成功的组织会增加新的组织力量——
1922年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推动了当年一系列组织和群众的发展——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长沙人力车工人斗争等，动员了几万名群众参与斗争。
一次群众斗争会产生新的政治经验——
1905的俄国革命，催生了群众性政治罢工与武装起义相结合的革命形式，同时产生了新的群众政权机关——苏维埃。列宁评价到：“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
一次制度变革会创造新的利益关系——
改开以来，新出现的“民营经济体”与地方政府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利益关系。
一次失败会暴露过去没有认识到的矛盾——
1934年中央苏区在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下全部失掉，促使党内对教条主义和错误路线的全面思考，进而推动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一个新的政治主体会改变力量对比——
苏维埃(工兵农代表会议)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主体的出现(苏维埃掌握着军队和工厂的实际支持，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动员能力)，打破了临时政府(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对权力的垄断，列宁敏锐抓住“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使布尔什维克党抓住那个历史的节点，使得力量对比瞬间逆转——临时政府最终在没有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下被推翻。
历史运动可以理解成：条件——行动——政治结果——新条件——新的行动。
历史的终点在相遇唯物主义的逻辑下彻底成为一个虚假的命题——相遇产生的新结果，会成为下一次相遇的条件，这就是再生产。而这也意味着，革命政治从来不是等待一个“历史机会”掉下来。真正的政治工作，是在具体条件中认识哪些可能性正在形成，哪些可能性尚未形成，哪些条件能够通过实践被创造、改变或者巩固。正因为没有保证，具体分析才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果历史能够自动走向共产主义，那么理论根本没有这么重要。
如果正确路线会因为“历史规律”而自动胜利，那么列宁根本不需要在历史尚未给出答案的时候做出政治决断。
如果社会主义一旦建立就能够自动维持，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根本不需要不断面对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和政治路线的问题。
恰恰因为没有这样的保证，所以具体分析才成为必要。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一个政治主体在行动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的行动一定正确，他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占有条件、尽可能比较不同方案、尽可能认识敌我力量、尽可能从过去的实践中提炼经验，然后在没有终极保证的情况下做出决断，决断以后，再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是机会主义吗?恰恰相反，这是对历史负责，因为真正危险的不是犯错误，而是把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从理论上消灭。一个人如果坚信自己掌握了历史必然性，那么任何失败都可以解释成“条件还不够”。列宁说过：“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并且不去批评与自我批评，其结果就是最后理论永远正确，现实永远错误，就像法共在1978年为了给自己的政治路线所辩护而把立法选举失利的责任全部推给社会党和规定党员只能在中央下发的文件所规定的理论范围内进行“民主讨论”一样，就像欧洲共产主义把葛兰西搬出来进行一番令人恶心的“改造”之后用来为其改良主义路线辩护和背书一样。
这种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只能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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