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歌尔 编：浮宣
六、理论斗争不是经典语录比赛
今天网络上的很多理论争论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先通过毫不具体分析的，断章取义的词句，确定谁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谁是修正主义者;然后寻找经典文本中的语句;最后用这些语句审判现实或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葛兰西，一个在理论上有点小错的列宁主义者)。于是理论斗争变成了身份政治：“你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不是左派?”、“你是不是机会主义者?”、“你是不是教条主义者?”，这些问题当然并非毫无意义。问题在于，如果标签先于具体分析，那么标签就已经开始替代分析，真正应该问的是：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是机会主义?
在哪个问题上?
在什么条件下?
他的路线产生了什么结果?
它服务了什么社会力量?
他的错误是认识错误、路线错误，还是利益关系导致的?这才是政治分析。对于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个人拥有多么激进的语言，不能成为他的政治正确性的证明，恰恰相反，越是激进的语言，越应该被要求接受现实检验，因为“革命”、“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词本身并不能保护任何人，也不能保证任何一种战略的胜利。同一个能指，同一个符号，可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被不同的阶级力量重新解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能指，从真正诞生以来，资产阶级的走狗就不断对这个词进行歪曲，捏造，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决定论”，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就像蒋匪反动派污蔑我党“共产共妻”一样无耻和可笑。因此，理论工作的任务，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词句供奉起来，而是不断把理论概念重新接回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实践。这就是为什么“锚定”之概念有其意义。所谓锚定，并不是把概念永久固定，而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艰苦的理论劳动，把一个政治能指重新接到经过实践检验的“多种规定性的统一”的经验概念上。然后让这个概念进入实践，再接受新的检验。这里没有锚定的终点，只有下一次实践的起点。
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主体，不是一个先验身份
这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然会达到的结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我是无产阶级，所以我天然正确”，也不能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的判断天然正确”，更不能说：“我是老资历，所以我比其他人更有政治资格和释经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主体不是一个先验的身份，不是我宣称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也不是一个具有任何神圣性永恒性的东西，主体只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实践中被血与火锻造出来的。斯大林几次被抓进沙皇的监狱，被流放西伯利亚，却始终坚韧不拔地战斗下去;列宁的日程表几乎被写作，谈话，开会等工作占据了全部的时间;捷尔任斯基更是在工作中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那么，一个学生可以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如果他只是在小圈子里获得一个标签，从来没有经历真正的群众实践，那么这个标签并不能自动赋予他政治能力。同样，一个理论水平很高的人，如果脱离群众、脱离现实，也完全可能犯下严重错误，甚至可能成为为敌人摇尾乞怜的“文丐”(张国焘，陈公博等人不就是这种例子吗?)。政治能力不是凭身份授予的，它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证明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断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不是一种道德仪式，更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谦虚”。它真正的意义是：
允许现实杀死自己旧的认识，摧毁自己旧的问题式，使自己之前看不见的，被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理论必须允许自己失败。概念必须允许自己被修改。路线必须允许自己被否定。一个拒绝承认自己可能错误的人，最终一定会把自己的理论变成新的宗教。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反对本本主义》
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要求分析“缺席”
我们通常只分析“有什么”，但是这远远不够，还必须分析：什么没有。
为什么一个国家发生了某种革命，而另一个国家没有?
为什么某个组织能够形成，而另一个组织只能停留在小圈子?
为什么某个群众运动能够发展，而另一个群众运动迅速瓦解?
为什么某些生产关系存在，而另一种可能的生产关系没有出现?
“没有发生的事情”同样是历史材料，因为历史不是只有现实化了的可能性，现实总是在无数可能性中选择了一条道路，那些没有发生的道路，往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为什么是现在这样，这就是具体分析更加深的一层。1945年重庆谈判，蒋匪为了在内战之前做好准备，争取时间，刻意营造出其真的要推动中国走向“和平建国”，而当年的中共中央，虽然没有完全相信，但从毛当年在给粟裕的电报就能看出一二：“……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毛当时给张治中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对梁漱溟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淮阴)……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可以看到，如果蒋匪真的够聪明，懂得妥协与“收编”，可能中共在当时真的就成为“议会党”了，这就是70年代毛一直强调的“反面教员”的作用，正是有了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才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推动(逼迫)我党完成了彻彻底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如果当时的某些条件“偏移”了呢?如果当年作为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够聪明呢?如果当年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能够具有长远眼光呢?因此不仅要问：
现实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现实不是另一种样子?
哪些条件阻止了另一种道路?
哪些条件没有形成?
哪些力量没有出现?
哪些相遇没有发生?
这时我们才真正进入历史唯物主义。
九、从实践中学习，不是经验主义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不意味着“多收集一些事实”。经验主义者也喜欢事实，但事实本身不会自动说话。同一个工人拿到工资：对一种理论而言，这是“劳动报酬”;对另一种理论而言，这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 所以“具体”不是感性材料的堆积，具体是多重规定性的统一。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但也必须经过理论的抽象，再返回具体。
感性材料：发生了什么?
理论分析：为什么发生?
具体综合：这一事件在整个关系结构中意味着什么?
实践：根据这个认识应该做什么?
再实践： 实际结果是否证明我们的认识有效?
再认识：我们对原来的理论进行怎样的修正?
以上的完整的认识运动怎么能不证明经验主义者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症状呢?那么，实践是一个简单的“效果检测器”吗?我认为不仅仅是，对于一个坚持真正的实事求是的人来说，实践改变对象，也改变认识者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
十、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变成符号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任何反教条主义最终都可能制造自己的新教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身也可能成为一句漂亮的口号：“我不教条，我具体。”然后问他：具体在哪里?他却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事实是明摆着的——真正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须有其物质内容。 至少必须能够回答：
我们分析的对象是什么?
条件有哪些?
主要矛盾是什么?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阶级力量如何分布?
哪些条件已经成熟?
哪些条件尚未成熟?
我们的判断建立在哪些事实之上?
我们提出了什么方案?
方案的失败意味着什么?
它改变了什么?
下一步应该怎样改正?
如果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那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仍然只是一个没有所指的空洞乏味的能指，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空喊口号，却丝毫不理解现实的切实的具体的运动的趋势和方向的行为，怎么能不变成一种身份政治呢?怎么能不成为一种cosplay呢?
“唯物主义的唯一定义是不自欺欺人”
——路易 阿尔都塞
结语
不要让任何东西替我们保证历史。理论不能保证胜利、经典不能保证胜利、组织架构不能保证胜利、政治身份不能保证胜利、激情不能保证胜利，甚至过去成功的经验也不能保证下一次成功。历史没有替我们写好的答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去研究现实。研究生产、研究阶级、研究国家、研究群众、研究组织，研究我们所处时代真正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有什么，也必须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知道敌人拥有什么，也知道敌人缺少什么;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也知道什么始终没有发生。
然后，在这个具体的历史位置上作出自己的判断。也许这个判断会失败，那就承认它失败。也许一次失败会成为下一次实践的新条件，那么就把经验保存下来。也许一次偶然的相遇会产生一个新的政治结果，那么就让这个结果进入下一轮斗争。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获得一种“我一定正确”的安慰。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在没有保证的世界里认识现实、改变现实，并承担改变现实的后果。因此，所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当是一种拒绝意识形态“保证”的政治纪律。它要求我们回到现实，回到具体，回到那些真正决定历史运动的生产关系、阶级力量和群众实践中去。因为只有在那里，马克思主义才不是一个符号，而是真正重新成为一种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科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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