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杨学新、刘百恒、樊孝东编著，人民出版社耶纪2020.4出版。
该书就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从耶纪1943到1983的农业合作化及其带头人耿长锁的历史，记录了五十位当时的社员、社队干部、县委干部的口述回忆，有助于人们了解新中国合作化历史的真相。
五公村，位于河北省饶阳县西南部，北距县城二十五里、距北京四百里，东北距天津三百二十里，西距石家庄二百二十里。这个位置，使它在抗日战争期间属于中共领导的冀中根据地。
五公村所在的饶阳县地处平原，有滹沱河横贯县境中部，但解放前该河经常泛滥成灾，基本上无水利灌溉之利可言。自耶纪1912—1990，该县有记载的较严重自然灾害有三十余次，平均两三年一次，且往往是水、旱灾害交替发生。频繁的灾害导致耕地土质贫瘠，解放前粮食产量长期处于低而不稳的状态。具体到五公村，耕地是“大风刮，流沙跑，旱地多，土质薄”，就算是这样的耕地，到耶纪1943全村人均也只有约1.9亩，有将近90%的农户达不到基本粮食消费需求。
耶纪1943，在中共抗日政府指导下，耿长锁等四户贫苦农民组成土地合伙组(互助组)，互助合作进行农业生产，取得成效，并逐步发展壮大。耶纪1951年春，合伙组发展成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耶纪1952年底，合作社扩大为包括全村绝大多数农户的大社——五公农业生产合作社，耿长锁当选社长。耶纪1956年初，大社转为五公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重要特征是完全取消土地分红，按劳分配)。耶纪1958年9月，五公村等三十五个村合并成立五公人民公社，耿长锁被选为社长，五公村成为公社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
在合作化、公社化四十年里，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艰苦奋斗，五公村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平整河沟土地，打井灌溉，办养猪场积肥，科技种田，粮棉产量大幅提高，小麦亩产超过八百斤，最高达到一千斤，耶纪1977、1978全村交公粮占整个公社的一半以上。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耶纪1960——1962)，五公村(大队)粮食也减产，仍然尽力向国家交售粮棉，社员口粮困难，但没有“饿死人”的事儿。
四十年的合作化过程中，五公村(大队)交纳了大量粮食、棉花，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到耶纪1978安徽小岗村分田单干时，五公村(大队)街道齐整，农田平正，水利设施完备，已经使用拖拉机耕地，副业生产也发展得很好，有果园、林场，还有配件厂等。社员除了人均获得三百多斤免费分配的基本口粮外，平均一个工分达一块多，收入达到一般单位的工资水平。村(大队)里还有俱乐部、文艺组、鼓乐队等，集体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
在五公村合作化、公社化发展过程中，耿长锁起到了重要的带头、组织、领导作用，因此于耶纪1951、1979两次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曾任饶阳县委副书记、衡水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即地区副专员)、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即副省长)、河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和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共第八至十一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逝世二十多年后，当年的领导、同事、社员在访谈中依然一致赞扬他为人正派，廉洁奉公，生活朴素，说话办事实事求是，地位高了也没有脱离农业生产。
耶纪1982年“一号文件”正式推行“包干到户”(分田单干)后，耿长锁等五公村(大队)干部认为，五公村(大队)集体经济发展较好，不应该分田，绝大多数社员也投票表示不愿意分田单干，饶阳县委领导也赞同他们的意见，因此，五公村(大队)仍然坚持集体生产。到耶纪1983，五公村(大队)周围的村都分田单干了，耿长锁到省里开会时有关领导多次向他提出五公村(大队)分田的事儿，随之更派一个省级工作组到五公村(大队)“做工作”，时任省长张曙光亲自找耿长锁和其他负责干部谈话(当时某领导曾严厉指责耿长锁等人“不分，是你们搂公还没搂够!”)。在巨大的压力下，五公村(大队)不得不于耶纪1983冬天开始分田，次年春天分完。
当时的政策里有“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的说法，耿长锁等人据此尽力保留了一些集体资产，比如水井、拖拉机等。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集体资产没几年后就逐渐分掉或出卖了。
分田三十年后，五公村不少人认为当年如果不分，现在并不会更差，有人更认为当年分田吃亏了，要是坚持不分，会和晋县周家庄一样早就发展起来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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