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广西横州市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其中六蓝水库于当日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
根据央视的报道：
6日上午，一名六蓝水库下游居民告诉记者，昨天晚上他们已收到水库泄洪预警通知，早上醒来家里已经进水到一楼，一楼所有家具、物品都被淹没，最高的地方已经淹到二楼。上午9时许，他们收到通知，所有群众立即往上游高处的山上就近转移。
紧邻六蓝水库的独田村村民介绍，大约上午10时20分，水库东坝头和近电站坝段出现溃口，长约50米。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独田村的村民已转移至高地临时安置，因道路被洪水阻断，人员暂时无法向外撤离，通信信号也断断续续。
六蓝水库，又称六兰水库，坐落于广西南宁市横州市校椅镇六蓝村，拦截郁江支流云表江而建，距横州市区仅三十公里，坝址以上集雨面积195平方千米，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最大坝高四十余米，是横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
这座水库是新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优秀产物，自1958年动工兴建以来，历经六十八年风风雨雨，始终承担着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核心功能，覆盖校椅、云表、马岭、横州四个乡镇、四十六个村委，保障逾十七万群众生活用水，设计灌溉面积15.73万亩，是横州乃至南宁东部区域的民生水利核心枢纽。
时至今日，横亘半个多世纪的六蓝水库，为何在天灾面前一日崩溃?
不妨摊开历史画卷以索……
1
横县地处广西东南部，郁江穿境而过，境内丘陵广布，降雨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春旱、夏涝交替频发，农业生产长期“靠天吃饭”。
民国时期，全县仅有零星的塘坝、小型引水工程，蓄水能力严重不足，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5%左右。
一遇大旱，数十万亩农田颗粒无收;汛期山洪暴发，沿江及低洼地区更是饱受洪涝之苦。
水利设施的缺失，始终是制约横县农业发展、民生改善的核心瓶颈。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成为首要任务。
1952年，秉持毛主席指示精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1952年水利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
大力发动与组织群众力量，开展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
由此，广西各地随即掀起第一轮水利建设热潮。
横县在50年代前期便陆续修建了一批小型山塘、水坝，但仍缺乏能够调控流域径流的骨干蓄水工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旱涝问题。
直到，等来了“大跃进”运动。
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展开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进，全国迎来了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性高潮。
同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自治区党委发出“大办水利”的号召，提出“五化”与“三主”：
农田水利化，水利水网化，灌溉自流化，用水合理化，山区井塘化。
小型为主，大中小型相结合;
以蓄为主，蓄引提结合;
社队自办为主，国家辅助为辅。
在这一背景下，横县县委、县政府经过勘测论证，决定在云表江上游的六蓝村修建一座中型水库，以调控流域洪水、保障下游十余万亩农田灌溉。
如是规划迅速获得自治区水利部门批准，被纳入南宁地区重点水利工程名录，六蓝水库的建设由此正式提上日程。
1958年6月10日，六蓝水库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按照当时的水利建设模式，工程实行“县办县管、公社出工、集体负担”的体制，成立六蓝水库工程总指挥部，由横县县委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从校椅、云表、镇龙、马岭等周边公社统一抽调民工。
民工组织完全参照军事编制：各公社为一个民兵团，生产大队为营，生产队为连、排，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安排食宿，统一调度施工任务。
彼时，民工自带锄头、撮箕、扁担等劳动工具，自带口粮与铺盖，徒步数十公里赶赴工地，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实行“三班倒”昼夜施工。
工程高峰期，上场民工达3.5万人，占当时周边公社青壮年劳动力总数的七成以上。
须了然：军事化的组织模式，正是人民公社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即依靠集体所有制对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统一调配权，能够在短时间内跨区域集结海量人力，突破个体农户与小型合作社无法完成的大型工程门槛。
在没有重型机械、财政投入有限的条件下，纯人力完成千万立方米级的水库建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集体化体制下才能够实现。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整个工程几乎全部依靠人工完成：挖土用锄头，运土靠肩挑，压实靠人力打夯与牛拉石碾。
施工最紧张的1959年冬，工地提出：
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无雨拼命干。
随即，数万民工群众在寒风中昼夜轮班。
为了加快运土效率，群众自发创造了“滑道运土”“接力传土”等方法，开展劳动竞赛，各连排每日公布土方量，评选“红旗班组”与“劳动模范”。
据横县水利志记载，施工期间先后涌现出120多名县级劳动模范，其中不乏女性民工组成的“铁姑娘队”，和男民工一样挑土、打夯，日均完成土方量远超定额。
这种建设场景并非六蓝水库独有。
同期广西的青狮潭、大王滩等大中型水库，均采用相同的群众运动模式修建，如武鸣县仙湖水库建设中，全县十一万民工上阵，占总劳动力的83.3%，女民工梁英兰带领班组创日挖土方三十立方米的纪录，获评全国妇女积极分子进京受奖;桂林青狮潭水库更是集结6.6万民工，以“修好青狮潭，临桂变天堂”为口号，靠人力完成了大坝填筑。
六蓝水库的建设，正是那个全民治水时代的典型样本之一。
2
水库建设不仅需要投入海量人力，更意味着库区群众的家园搬迁。
我查到了《横县县志》的清晰记载：
1958年至1970年间，共有505户、2184名群众迁离世代居住的故土，搬至云表、校椅等乡镇的安置点落户。
在“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感召下，库区移民毫无怨言，主动配合搬迁。
很多村民拆掉自家的房屋，将木料、砖瓦无偿捐给工地修建工棚、仓库;安置点耕地不足，移民们就开荒造田、改良土壤，用几年时间在新家园站稳了脚跟。
没有什么高额的拆迁补偿，更没有完善的安置保障，仅凭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与集体利益的认同，两千多名移民完成了生产生活的彻底重构，为水库建成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
今之回闻，依旧泪目。
1960年7月，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艰苦施工，六蓝水库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并开始蓄水。
至此，横县有史以来最大的蓄水工程正式投入运行，云表江流域的洪水调控能力与下游灌溉保障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按1960年物价水平测算，六蓝水库主体工程总投资约210万元，其中国家财政补助仅占35%，其余65%均以社队集体投工投劳、物资折价的形式承担。
若按当时一个工日0.8元的折算标准，3.5万民工两年累计投工超两百万个工日，仅人工投入折资就达160万元以上。
换言之，这座水库本质上是横县数万农民用劳动积累起来的集体资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生动见证。
同时更为严肃且浩大的长期工程随之启动：水库建成从来就非终点，而是运维的起点。
1961年至1980年，依托人民公社的集体管理体制，六蓝水库确立了常态化维护机制：
国家指导、集体负责、群众参与。
从1961年开始，横县每年冬春农闲时节都组织受益区群众开展灌区建设，陆续修成总干渠、干渠、支渠共百余公里，配套建设渡槽、涵洞、闸门等附属建筑物数百座。
灌区建设同样延续了“集体投工、国家补助”的模式：干渠等骨干工程由县水利部门负责设计，受益公社按耕地面积分摊工日，每个生产队按任务抽调劳力，记工分参加集体分配;国家仅补助少量水泥、钢材等建材资金。
据统计，1961—1979年间，六蓝灌区累计投入群众投工超150万个工日，完成土方180多万立方米，逐步形成了覆盖4个乡镇、设计灌溉面积15.73万亩的灌溉网络。
1974年，为充分利用水库水能资源，横县动工建设六蓝水库坝后水电站，装机容量2×200千瓦，1976年建成发电。
此电站建设同样以县财政补助+集体投工的方式完成，总投资约48万元。
电站投产后，发电量主要供应周边乡镇照明与农副产品加工，同时电站收益反哺水库维护，形成了“以电养水”的良性循环。
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冬修水利”是新中国农村一项固定的制度性安排。每年秋收后、春耕前，县、公社都会统一部署水利岁修工作，六蓝水库的大坝养护、渠道清淤、水毁修复都在这一时期集中完成。
维护任务则按“分级负责、受益分担”原则划分：大坝枢纽、总干渠由水库管理所负责，从灌区水费与电站收益中列支经费，组织专业施工队维修;支渠、斗渠由各公社、大队分段负责，组织受益生产队群众投工完成，工日计入集体劳动工分，参与年终分配。
据横县水利部门统计，70年代六蓝灌区每年投入冬修的民工均在1.2万人以上，年投工量超十万个工日，渠道清淤长度达八十公里以上，坝体护坡维修、白蚁防治、闸门检修等工作每年定期开展，从未间断。
这种制度化的集体运维模式，具有三个显著优势：
第一，人力供给稳定充足。
依托集体工分制，能够低成本、常态化地组织大量劳动力参与维护，解决了水利工程点多线长、人工需求大的难题;
第二，权责清晰共识强。
“谁受益、谁出力”的原则深入人心，群众对水利设施有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主动参与维护、爱惜设施成为普遍共识;
第三，经费压力小、可持续。
维护成本主要以劳动积累的形式由集体承担，国家与地方财政只需承担少量建材与设备费用，在经济薄弱时期也能持续运转。
早在1962年，横县就成立了六蓝水库管理所作为县水利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负责水库枢纽与灌区的日常管理，同时还建立灌区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召开1—2次会议，由受益乡镇、大队代表共同审议年度运维计划、水费征收方案与工程安排，形成民主管理、共同监督的机制。
如是体制下，水库日常巡查、水位观测、渗流监测、设备养护都有严格的制度规范，管理人员全天24小时值班，汛期加密巡查。
历史无需质疑：1961—1980年的二十年间，六蓝水库经历了多次暴雨洪水考验，却从未发生重大险情。大坝渗流量、位移量始终保持在安全范围内，灌溉保证率达85%以上，下游粮食亩产从建国初的200多斤提升到800多斤，水利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可以无比透彻的索见，1958—1980年的二十余年是六蓝水库建设与维护投入强度最高、运行状态最稳定的时期之一。
其根本保障，就在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以及人民公社组织构造下能量无穷的群众动员潜能。
3
然而，1980年前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与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那场深刻的体制转轨，堪称彻底改变了农田水利的建设与管护模式：集体化的动员体系瓦解，群众投工投劳的机制消失，水管单位从“集体事业”转向“自负盈亏”……
六蓝水库的维护投入，也便由此进入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持续衰减期。
首先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就是劳动力动员机制的失效。
此前人民公社时期依托工分制组织的冬修水利、渠道维护，在分田到户后一夜之间失去了制度基础。
当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也就不再承担集体统一安排的水利工日任务——组织农民出工从此需要支付现金报酬，但县乡财政与水管单位无力承担巨额人工成本。
以邕宁县志为例，1980年以前，渠道岁修任务直接分到受益社队包修;但1981年后，只能逐步推行承包制，分段落实到村户，组织难度与成本大幅上升，维修规模与频次显著下降。
其次，便是管护主体的模糊化。
人民公社时期，大队、生产队是水利设施的直接管护主体，权责清晰;而分田到户后，集体资产的管护责任悬空，渠道被侵占、破坏的现象逐渐增多，农户“重用水、轻护渠”的心态普遍滋生，“搭便车”行为日益突出。
至80年代中期，全国启动水利管理体制改革，推行“以水养水、自负盈亏”的政策，将多数基层水管单位定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经费主要靠征收水费、多种经营收入解决，财政仅补助少量人员经费。
横县与六蓝水库亦难以幸免。
六蓝水库管理所被定为县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约三十人，财政仅负担部分人员工资，工程维修养护、设备更新、日常办公经费都要靠水费与电站发电收入自行解决。
这一改革名义上的初衷是所谓“激发水管单位的经营活力，减少财政负担”，可是在实际运行中却陷入了“收费难—经费少—维护差—效益降—收费更难”的极端恶性循环。
90年代后，随着农村电网普及，坝后水电站的发电收益逐年下降;而农业水费征收难度持续增大，拖欠、拒缴现象普遍，水库管理所的收入逐年萎缩。
据2007年《经济参考报》对横县水利系统的调查，当地基层水管站普遍存在经费缺口，刘村电灌站每年经费缺口约10万元，1994年起累计拖欠职工工资达102万元，管理人员只能搜买二手机电配件维持设备运转……
作为县内最大的中型水库，六蓝水库管理所同样面临人员工资拖欠、维护经费不足的经济困境。
《中国日报》在2011年2月1日曾发布调查文章《农田水利建设：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其中中国灌区协会会长冯广志直陈：
1980年代，中央和地方对农田水利建设几乎没有投入，那十年是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低谷。全国有三分之一灌溉耕地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正常发挥功用，干旱和洪水每年导致粮食减产约2000万吨，水利欠账的代价最终都落到了农业和农民头上。
进入新世纪，全国逐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简称“两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这一政策惠及广大农民，但也客观上彻底终结了农田水利领域延续数十年的民工建勤制度，使本就薄弱的基层水利维护雪上加霜。
“两工”取消前，横县每年仍能通过安排义务工、积累工的方式，组织农民参与渠道清淤、坝体养护等工作，是水库日常维护重要的人力补充，但“两工”取消后，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替代投入机制，原本由农民承担的维护成本没有转化为财政投入，直接导致维护工作量大幅缩水。
《人民周刊》曾撰文指出：
取消“两工”后，农村水利公共投入出现明显缺口，很多六七十年代修建的设施失去了日常管护主体，加速老化失修。
广西玉林市福绵区的官方答复也曾明确提到：
取消“两工”，水利工程出现严重“后遗症”，设施失修、灌溉能力下降，地方财力难以填补缺口。
至此，支撑基层水库维护的两大支柱——集体投工与水费收入——先后崩塌，水库运维彻底进入“紧日子”，也就埋下了一系列隐患的种子……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云坤2009年时亦有过揭示：
从1981年到1988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处于低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以后，水利设施的建设、维修、管理暂时出现了真空，全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从7.3亿亩下降到6.7亿亩，这就是投入缺位最直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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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时代，广西这样的“偏远之地”面临的首要冲击就是薪酬困境与劳动力流失，进而直接导致水库维护投入的日趋下滑。
回想70年代，仅“冬修水利”一项六蓝灌区年均投工就超过十万个工日，加上日常管护、汛期抢险的人力投入，全年投工量可达十五万个工日。
但进入80年代，投工量逐年下降，至1980年代末“冬修投工”量已不足三万个工日，且主要集中在总干渠等骨干工程，支渠、斗渠的维护基本停滞。
再至90年代及“两工”取消前，每年依靠行政摊派尚能组织约两万个工日的集中维修;而“两工”取消后，群众投工基本归零，所有维护工作只能靠水库管理所三十名左右的编制职工完成，人力投入不足高峰期的3%。
人力不足，致使大量常规维护工作无法开展。
比如坝坡除草，从每年四次减少到一次，部分区域杂草丛生、灌木扎根;渠道清淤则从每年一次变为三至五年一次，渠底淤积严重，输水能力下降30%以上;白蚁防治亦从每年全面普查变为出现险情才局部治理，蚁害持续向坝体深层蔓延。
至于资金投入层面，六蓝水库的年度维护经费更是长期处于严重不足状态。
根据水利部、财政部2004年发布的《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中型土石坝水库的年基本维修养护定额为40.8万元/座·年，这还不包含设备更新、大修改造等费用。
而实际情况却是，80年代六蓝水库年维护经费约5-8万元，仅为定额标准的1/5左右，勉强能支付简单的材料费用与临时工工资……
到90年代，水费征收日益困难，电站收益下滑，维护经费进一步压缩到每年3-5万元，很多年份仅能保障人员基本工资，工程维护几乎停滞。
世纪之交伊始，水管体制改革逐步推进，财政补贴略有增加，但年度维护经费仍不足十万元，扣除人员经费后，可用于工程本体养护的资金不足三万元，连最基本的闸门除锈、坝坡修补都难以覆盖。
经费短缺导致了典型的“吃饭水利”局面：水管单位的收入首先用来发工资，剩下多少钱办多少事，工程维护被一再压缩。
包括很多设备坏了“能凑合用就凑合用”，坝体出现渗漏、雨淋沟等病害，只要不立刻出事就拖着不处理，小病害逐步累积成大隐患……
还是以六蓝水库为典例。
1980至2008的整整三十年间，六蓝水库几乎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设施更新与技术升级。
如监测设施，大坝渗流、位移监测依旧沿用60年代的人工观测方式，靠测压管、木桩标尺人工读数，精度低、频次少，无法实时掌握坝体内部状态;
再如泄洪设施，溢洪道闸门、启闭机均为60年代产品，早已锈蚀严重，部分部件老化失效，存在卡阻风险;
包括灌区设施，渠系建筑物长期带病运行，渡槽渗漏、涵洞开裂、闸门失修等问题普遍，渠道坍塌、决口事件时有发生，往往是毁了才修、修完又毁，反复低水平消耗。
截至2008年病险水库安全鉴定时，六蓝水库的工程技术水平仍停留在1970年代，与同期新建水库存在至少三十年的代差。
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三十载，六蓝水库却仍然在受荫集体所有制跨越时空的庇护，实在说不清这到底是一种历史的感动还是现实的悲怆……
本质上，六蓝水库维护投入的长期低迷，并非地方政府或管理单位主观上不重视，而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多重结构性矛盾叠加的必然结果，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制度根源。
水利工程是典型的公益性公共产品，防洪、生态等效益无法市场化收费，其维护成本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
但长期以来，我国水利领域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投入惯性，且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匹配。
大中型水库的安全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特别是县级政府作为直接责任主体——可是县级财政普遍薄弱，尤其是广西横县这类农业县，财政自给能力弱，难以承担中型水库每年数十万的稳定维护经费。
与此同时，中央与省级水利资金主要投向新建工程与重大除险加固项目，日常运行维护经费没有纳入常态化财政预算，形成了“建设有钱、维护没钱”的畸形格局。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明确：
纯公益性工程的维修养护经费由同级财政负担。
然而，在县级财政困难的背景下，这一政策长期难以落地。
横县直到2010年后才逐步落实水管单位人员经费的财政保障，工程维修养护经费更是到2015年后才逐步纳入预算，此前近三十年都处于“无稳定经费”状态。
还有一点要看到，“以水养水”的改革方向，初衷是通过水费与经营收入弥补财政不足，只是在实践中却异化为“重经营、轻公益”。
水管单位为了生存，往往将更多精力放在发电、养殖、土地出租等经营性业务上，对水库大坝安全、灌溉保障等核心公益职能的投入被无限挤压。
六蓝水库也不例外……
90年代，管理所将库区水面承包给个人养鱼，承包费成为重要收入来源。
且为了保障养殖水位，有时甚至会牺牲防洪调度空间，抬高汛限水位。
如此“经营优先”的导向，进一步稀释了本就有限的维护资源，使工程安全更加边缘化。
况且在基层治理中，对体制内工作生态稍有了解的读者同志定能体会：水利维护是典型的“隐性政绩”：做得好不会立刻出成绩，出了问题却是重大责任。
在“重建设、轻管理”的政绩导向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争取资金新建工程、打造亮点，而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日常维护缺乏动力。
对于六蓝水库这样的已建工程，普遍存在“只要不垮就没事”的侥幸心理。
坝体内部的渗流变化、白蚁蛀蚀、土体蠕变都是缓慢发展的过程，短期内不会爆发险情，因此维护投入一再被延后、压缩。
此等“带病运行、出险再治”的模式，实质将安全成本向后累积，最终以更大的代价爆发。
中国新闻网2007年5月9日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中国病险水库已占总数的40%》一文中有过直白报道：
受‘年久失修、疏于管理、投资不够、体制不顺’等多种原因影响，我国有数以万计的水库正‘带病作业’，一旦遇到强降雨随时都有垮坝的危险，成为悬在下游群众头顶的‘定时炸弹’。
跋
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农民从集体成员陡然转变为“独立生产经营者”，对集体水利设施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大幅弱化。
在个体理性支配下，农户通常更关心“能不能浇到自己的地”，而对渠道维护、大坝安全等公共事务缺乏参与动力，水费拖欠、侵占渠堤、破坏设施等行为屡禁不止。
这种社会层面的共识消解，使得“谁受益、谁负担”的传统原则失去了实施基础。
伴随水费征收成本越来越高，组织群众参与维护越来越难，最终只能走向“政府全包、包不住就拖”的困境。
近三十年的维护投入不足，并非简单的“设施旧一点”，而是导致水库从表及里、从枢纽到灌区全面积病，最终形成系统性安全隐患。
2008年，按照水利部统一部署，广西开展全省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六蓝水库被评定为“三类坝”，即：
工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不能正常运行，必须除险加固。
这标志着历史欠账已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
2008年横县三托水库垮坝事故，原因正是坝体单薄、填土质量差、管理不到位，与六蓝水库的病害高度相似，为所有老旧水库敲响了警钟。
只能说，好在，历史迎来了一定程度上新的回正。
2012年底，除险加固主体工程与自动化监测系统全面完工，标志着六蓝水库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维护低迷期，进入系统性治理的新阶段。
自2013年始，中央持续加大水利投入，六蓝水库先后实施了白蚁防治、渠道维修、标准化管理创建、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系列工程，维护投入大幅回升。
2013当年，工程全面完工并通过验收，经过除险加固，六蓝水库大坝安全等级从“三类坝”提升至“二类坝”，主要渗流隐患得到控制，防洪标准达到设计要求，工程安全状态实现了质的提升。
只是，由于近三十年的历史积账过于沉重，单一两次加固无法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工程的先天短板与累积病害依然存在。
随着十八大后水利体制改革深化，六蓝水库服务站(原管理所)的财政保障逐年增强，人员经费与日常养护经费逐步纳入财政预算，“吃饭财政”的局面有所缓解。
同时，日常巡查、汛期值班、设备养护、坝体保洁等工作逐步恢复常态化，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白蚁防治、闸门检修、坝坡维护。
2015年，南宁市统筹实施水库大坝白蚁防治工程，涵盖六蓝水库等九座水库，总投资26.6万元，对坝体白蚁进行全面普查与药物治理，有效遏制了蚁害蔓延势头。
去年，横州市再次实施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白蚁防治项目，对132座水库进行害堤动物治理，持续巩固防治成效
这一时期，针对灌区与枢纽的局部病害，实施了一批小型维修工程：
2018年，实施六蓝水库干渠四合站段防渗维修工程，总投资85.72万元，对该段渠道进行三面光防渗处理，提升输水效率;
2021年，对灌区多处水毁渠段进行应急修复，保障春耕灌溉;
2023年，实施公益性水库维修养护项目，对放水塔闸门除锈上漆、翻新溢洪道控制室、维修启闭机等。
也是在2023年，六蓝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正式开工，这是六蓝水库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单项工程，也预示着治理重心从枢纽安全转向灌区效能提升——六蓝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概算总投资3.8253亿元，资金来源为中央水利发展资金与地方配套，是“十四五”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规划的组成部分。工程于2023年12月22日开工，分为四个标段同步施工，计划对整个灌区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
灌区现代化改造，是偿还历史欠账的重要一步，将彻底扭转六蓝灌区长期老化萎缩的局面，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农业生产保障能力，对横州农业发展具有长远意义。
只不过，还是那个问题：历史积账欠账太多。
正如横州市人民政府2023年1月16日《横州市水利局2022年工作总结和2023年工作计划》所言：
河湖‘四乱’整治经费不足，地方财政困难，缺乏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想解决却没钱、没人、没抓手。
还未等来大坝经略彻底的制度修复与彻底重建，2026年夏天的一场天灾便无情的将史册掀翻，淹没了斑驳旧墨。
《中国经济周刊》在2011年第33期的封面报道《病坝之患：4万病险水库的威胁》中的一段话格外明了：
在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靠全民动员建起了世界最多的水库;而此后的二三十年里，维护投入持续缺位，大量工程‘只吃不养’。从全民治水到无人管护，半个世纪的轮回里，留下的是四万多座病险水库的沉重欠账。
同年3月21日，人民日报社旗下的《民生周刊》亦有发文：
长期以来，基层农田水利一直都在吃老本，也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的水利体系。80年代后，国家投入主要集中在大江大河和大中型骨干工程，基层小水利陷入‘政府顾不上、集体管不了、农民修不起’的尴尬境地，欠账越积越厚。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祈福广西，祈福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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