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不用”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中国方案

“六不用”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中国方案

——七访蒋高明教授

专题导语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以征服自然的思路改造农业，化学农业席卷全球。化肥、农药、地膜等人工合成物质大规模投入农田，短期换取粮食增产，长期却造成土壤退化、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全球气候变化等连锁生态灾难。这套发源于西方的农业体系，把农田当成生产车间，割裂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如今已经走到瓶颈。世界各国尝试各种生态修复手段，但大多停留在末端治理，缺少从农业生产源头出发、经过长期大田验证的系统性方案。

蒋高明教授立足中国传统农耕循环智慧，运用现代生态学理论，在弘毅生态农场坚持长期原位试验，探索形成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不用地膜、不用人工合成激素、不用转基因种子的“六不用”生态农业模式。该模式以生态系统自组织原理为核心，依靠种养循环恢复地力，利用生物间相生相克防控病虫害，重建农田生物群落，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修复退化土地、固碳减排、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破解全球性农业生态困境提供扎根中国土地、可复制推广的原创方案。下面是访谈实录。
 

访谈正文

问：蒋教授，很多人认为生态危机主要是工业排放造成的，农业只是次要因素。您为什么认为农业是全球生态危机的关键战场?

答：这是一个普遍的认知偏差。农业是人类面积最大的土地利用活动，也是对地表生态系统扰动最强的产业。西方化学农业本质是依靠化石能源支撑的农业，化肥生产消耗大量化石能源，污染环境并排放温室气体;农药、除草剂直接毒害非靶标生物，瓦解农田食物链;地膜残留持续破坏土壤结构;翻耕、秸秆焚烧进一步加剧土壤碳流失。

地球上大面积退化耕地，根源不在工厂，而在掠夺式耕作。农田不再是完整生态系统，只剩下单一作物。昆虫、土壤微生物、杂草被当成敌人清除，土壤失去有机质，变成没有生命的矿物质载体。农业生产一边生产食物，一边制造污染，一边削弱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同时制造病人。所以，全球生态危机如果绕开农业，只治理工业污染，就是治标不治本。要扭转生态衰退，必须从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入手。

问：化学农业已经普及百年，很多人觉得没有化肥农药就没法养活人口。您怎么看待这个根深蒂固的观点?

答：这个判断建立在一个错误前提之上：高产必须依靠化工投入。我们要分清短期产量和长期产能。化学农业的高产，是透支土壤生命力换来的，属于“掠夺式高产”。土壤有机质不断下降，微生物群落衰败，病虫害抗性越来越强，只能不断增加药、肥用量，陷入越治越坏的恶性循环。

我们在弘毅农场20年试验证明，停止化学投入之后，农田会经历一个生态重建过渡期。地力恢复起来以后，农田依靠有机肥、秸秆还田、生物多样性制衡，完全可以稳定产出，实现吨粮田。传统中国农耕文明持续数千年，没有化肥农药，依靠循环种养养活庞大人口，本身就证明生态农业可行。现代生态农业不是退回原始农业，而是用现代生态学原理，重建农田生态系统。粮食安全，不能只看当年产量，更要看土壤能不能持续生产，最关键的是人类能否健康成长。透支土地换来的粮食安全，是透支后代生存空间的虚假安全。

问：“六不用”六个禁止项，彼此之间是什么内在联系?为什么必须六项一起坚持，不能只放弃其中一两项?

答：“六不用”不是简单的禁令清单，而是一套系统，环环相扣。农田生态是生命共同体，单独去掉农药，继续使用化肥，土壤微生物依然受损，作物长势弱，病虫害依然暴发;只停用化肥，继续用除草剂，田间杂草消失，害虫天敌没有栖息场所，生物制衡体系建立不起来。

化肥会造成作物徒长，植株抗性下降，对农药依赖变强;地膜阻碍土壤透气透水，抑制微生物活动;人工合成激素强行干预作物生长，降低自身抗逆能力;转基因技术往往配套除草剂使用，进一步简化生物群落。

六项要求，目标统一：不向农田输入人工合成的外来干扰物质，给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机会。只要保留其中一项化学干预手段，就会打破整个生态链条的重建，其他几项的努力会大打折扣。所以“六不用”必须作为整体方案，不能碎片化取舍。

问：“六不用”依靠生物多样性控害，在大面积推广时，会不会出现病虫害大爆发的风险?

答：病虫害暴发，本质是生态失衡的结果，而不是自然常态。单一作物连片种植，天敌消失，才会造成害虫种群失控。化学农药杀死害虫的同时，也大量杀死天敌，害虫恢复速度远快于天敌，用药越多，后期虫害风险越高。

“六不用”模式下，我们保留田间良性杂草、营造植被带，给害虫天敌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重建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平衡关系。农场里青蛙、瓢虫、草蛉、螳螂、萤火虫等，燕子等鸟类逐步回归，形成自然控害网络。我们多年监测，病虫害不会出现毁灭性大爆发。当然，生态控害不是零虫害，允许维持低水平虫口密度，这是健康生态系统的正常状态。只要生物链完整，系统就具备自我调节能力。依靠自然制衡，远比化学药物的强制压制更稳定持久。

问：您提出“六不用”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中国方案，它和国外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相比，特色在哪里?

答：国外有机农业更多侧重禁止化学投入品，重点放在食品安全层面。而“六不用”出发点更高，立足于修复退化土地、固碳、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人类健康，直面全球气候与生态危机，是生态学导向的系统方案。

它扎根中国本土资源，继承了中国传统农耕“用地养地、循环取予”思想，又结合现代生态学理论，在中国大面积退化耕地上做长期试验。国外很多生态农业模式适合小规模农场，而我们探索的是可规模化的农田解决方案。

同时，这套方案兼顾多重目标，即修复土壤、固碳减排、保护生物多样性、生产安全农产品、带动农民增收，实现全民大健康。不是单一目标导向。西方很多生态方案，要么只关注产品溢价，要么偏向环保而忽视粮食生产压力。“六不用”证明，生态保护和粮食生产不是对立选项，这正是它区别于国外同类模式，能够走向世界的核心价值。

问：土壤固碳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热点，“六不用”模式在农田固碳上的机理是什么，潜力如何?

答：土壤是地球最大的陆地碳库。化学农业长期移除秸秆、大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有机质持续流失，土壤变成碳源，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

“六不用”通过秸秆全部还田、畜禽粪肥回田，把生物固定的碳持续输入土壤，滋养微生物，把碳稳定保存在土壤里，让农田从碳源转变为碳汇。我们的数据显示，六不用耕地的固碳潜力可达11.5吨CO2当量/年/公顷;相反，化学农业净排放温室气体，达2.7吨CO2当量/年/公顷。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土壤有机质，土壤储存碳的能力会大幅提升，全国耕地可固定301亿吨CO2。因此，全国耕地如果逐步转型，土壤固碳潜力巨大。

更重要的是，这个固碳途径是生产性固碳，农民在种地的同时固碳，不需要单独占用土地，兼顾粮食生产与气候治理。相比很多昂贵的人工固碳技术，农田生态固碳成本更低，还同步修复土壤，一举多得。这是农业助力全球碳中和非常重要的路径。

问：现在推广“六不用”，现实阻力很大，包括农户转型成本、市场机制、政策配套等。您认为突破难点的关键抓手是什么?

答：最大阻力来自百年化学农业形成的路径依赖，包括观念依赖、技术依赖、产业体系依赖。很多农户已经习惯买药买肥，缺少生态种养的知识;农资产业体系建立在化学投入品之上，天然缺少推广生态农业的动力;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不完善，生态农产品价值难以兑现。

破解难题，不能只靠农民自发转变。第一，建好示范基地，用长期田间数据说话，眼见为实，破除“生态农业必定低产”的偏见。第二，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可信的生态农产品认证体系，实现优质优价，让农民从养地中获得稳定收益，形成内生动力。第三，完善政策配套，把土壤固碳、生物多样性保护、人类健康保护等生态价值纳入补偿机制，承认农田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第四，建立技术服务体系，普及生态调控、种养循环技术，帮助农户平稳度过转型过渡期。

生态转型是慢功夫，土壤修复、生物群落重建都需要时间，不能急于求成。要稳步试点，逐步扩大面积。

问：放眼全球，气候变化、生物丧失、耕地退化是全人类共同挑战。“六不用”作为中国方案，可以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答：西方现代化路径，长期奉行征服自然，把自然当作索取对象，这套模式已经带来全球性生态危机。中国“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告诉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主宰。“六不用”就是把这种东方生态智慧，转化为现代可操作的农业体系。

它给世界的启示有三点。第一，农业转型不需要继续依靠化石能源驱动，依靠生态系统自身力量，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第二，粮食安全、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协同推进，不必相互取舍。第三，发展中国家不必重复西方化学农业的老路，完全可以探索兼顾生计与生态的发展道路。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是抽象理念，农田就是最基础的实践场域。“六不用”不是简单输出一套种植技术，而是传递一种新的发展哲学：人类要学会尊重、顺应、滋养自然，而不是持续掠夺自然。这，就是面向全人类的中国生态方案。

好的，蒋教授。这次访谈就到这里，谢谢您接受访谈，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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