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学界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 和 “金融资本主义” 两种观点,但这两种观点均难以完整概括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本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生产力与垄断金融资本结合形成 “数字—金融” 资本,并呈现出“金融资本数字化” 和“数字产业金融化” 两种现实样态,前者修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者推动其实现新的跃升｡由“数字—金融” 资本衍生的新型食利手段,推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新一轮的国际扩张｡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表明,“数字—金融” 资本主义是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最新阶段。
关键词：“数字—金融” 资本;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如何区分和明确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以生产方式作为分类标准,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个阶段｡二战后,资本国际流动速度明显加快,跨国公司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载体,有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朝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譬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表现为一种“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只有依靠世界经济体系才能发展｡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组成区域: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地区,中心区控制着世界金融体系,长期与半边缘和边缘地区进行不平等交换｡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提法是否成立,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资本”都已经越来越多地以跨国资本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且,近年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日益融合为“数字—金融”资本｡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雇佣关系的出现,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分析框架的核心观点｡因此,本文立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核心概念,以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和社会形式为分析起点,揭示“数字—金融”生产方式的出场逻辑和现实样态,提出“数字—金融”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最新阶段,期望借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有益的洞见｡
一、学术界围绕资本主义
新发展阶段的讨论
二战后,伴随着新兴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人类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新一代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推动着人类进入全新的信息化时代,一场数字革命正在席卷而来｡数字技术与生产活动的紧密结合,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而且也改变了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引发了当代学者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激烈讨论｡时至今日,学界并未达成统一意见,只是在总体上形成了两种判断:一种是从生产力变革的视角来定义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阶段,另一种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变的视角来定义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阶段｡至于这种划分是否具有统一性,则还有更深的讨论空间｡
(一)围绕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差异性观点
关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划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生产方式作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划分了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除了“五形态”的划分以外,还存在“三形态”论,即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就是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五形态”和“三形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演进一般规律的理论内容,但是对于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展阶段的变化,这两种理论观点显然并没有提供更为具体的分析工具｡
就资本主义而言,一般公认的观点是:自产生以来,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工业革命以来,倡导完全自由竞争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在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大批小资本在竞争中走向破产,资本积累的过程催生出大批垄断资本和企业巨头,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形式｡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私人垄断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这就迫切需要国家作为总资本家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多手段的系统调节｡同时,国家作为“总资本家”,通过税收的方式,与私人资本家共同瓜分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构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成熟形式｡实际上,早在17､18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就已经在国内遇阻,迫切需要拓展资本积累空间,向外寻求更为广阔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在这种资本扩张需求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国家启动了对外侵略和殖民进程｡这表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天然地就具备对外扩张的内在动机｡
二战后,以军事和武力手段为载体的殖民模式日落西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多地开始运用跨国资本进行扩张｡在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的流动性是相对较强的,跨国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部门,控制其基础设施､能源电力､重要原材料以及装备制造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从经济基础上控制发展中国家命脉,并由此输出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呈现出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态势｡在这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形态中,西方普遍站在国家层面,缔结各种经济贸易协定和经济集团,利用世界性的经济协调组织,创造有利于跨国资本扩张的制度环境｡
但是,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否在整体上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要采取哪些形式､运用哪些载体进行扩张,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相对于资本而言,信息的流动性更强,数据国际流动的技术壁垒和制度障碍都更少｡为此,一些学者考察了数字时代背景下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最新特征,把这一时期定义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如此本臣吾等([2018]2020)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继商业资本阶段､工业资本阶段之后的第三阶段,在技术操作层面上,数字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的体系”｡蓝江(2022)从市民社会交往方式的层面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了界定,并指出:“站在数字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数字资本主义｡”诸多数字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虽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这种定义由于只局限于在技术操作层面去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很难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建立关联性分析,更难以体现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变化的本质原因｡
另外,相对于投资于实体经济和产业部门的跨国资本而言,国际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控制力更为突出｡国际金融资本在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的深度嵌入,深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也使其自身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和效果发生剧烈变化,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处于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譬如,Hudson(2021)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正走向金融资本主义,是“为了避免朝马克思及其大多数同时代人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即工业资本主义将向社会主义发展,不论是采取和平方式还是其他方式”｡在此基础上,齐昊等(2022)认为“中心—外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企业更可能将非核心活动外包给外国企业,而核心活动则更可能在国内进行生产转移”｡Laibman(2020)通过建立生产关系的阶段演进模型(AST)来考察金融资本主义,认为“这无非是资本主义关系在全球的逐渐扩散———第四种‘外部’形式积累的基础”｡此外,在AST模型的理论分析中,Laibman认为由数字化浪潮推动到来的“第四阶段”是帝国主义的下一阶段｡可见,以生产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金融资本主义提法的优势所在,其体现了对资本社会关系的概括,同时也更容易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联系｡但是当数字技术已经充分融入生产和金融部门,并推动生产关系重组时,继续沿用金融资本主义这一传统分析范式,已难以刻画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面貌｡
当代学者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并未达成共识,这些多元化的观点虽拓展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广度,但某种程度上却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基础,特别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不完善的地方在于其忽略了由生产力变化所导致的“生产集中”现象,这使得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也就是说金融资本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表现形式,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围绕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讨论,学界的两种观点都只分别涉及生产方式两个内在方面的其中之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前者只表现出了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后者只表现出了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因此无论是金融资本主义还是数字资本主义,都难以全面概括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认识二者之间的关联及其统一性的问题,有助于探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演进问题｡
(二)一种新的视角: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结合
围绕国内外学者针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两种判断,本文的核心问题得以揭示: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内在联系是什么?这种联系刻画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的典型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新特征能否说明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还是资本形态的角度,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是生产方式的集中表现,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应当同时被理解为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
数字资本的快速兴起,已经表现出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的趋势｡蒋宏钰(2023)指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资本试图构建一种金融化与数字化相互融合的格局,其本质是将非金融业领域全部置于金融资本的统治下”｡周绍东和邹赛(2023)从资本时空扩张的层面也指出,“资本不会止于空间的扩张,时间的延伸也被用来扩大资本积累和利润,这一延伸通过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实现”｡刘皓琰等(2023)认为,“‘数字—金融’复合体基于大数据构建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工具等进行资本运作,显著提升了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温旭(2023)从金融化的视角指出,“数字平台的数字金融估值随着其数字垄断地位的提升而持续增强,这导致数字金融资本对数字平台经济的过度投机”｡可见,正如工业资本的不断集中必然导致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一样,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为资本创造积累､投资和扩张的必要条件,加速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融合,这或许将推动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李翀(2021)指出,“一种社会形态是根据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来划分的,同一种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发展阶段是根据该社会形态下生产方式发生了部分性质上的变化以至于出现明显不同于以往发展阶段的特征来划分的”｡因此,为探析当代资本主义是否进入新阶段,本文尝试嵌入生产方式的理论模型来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变化,以生产方式技术形式和社会形式是否实现统一变革作为依据来探讨资本主义是否进入新阶段｡
二、“数字—金融”生产方式
的出场逻辑
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社会形态演进变化的钥匙｡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视角来观察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对立性表现为数字革命正在扬弃传统金融资本的生产体系;而另一方面,矛盾的统一性表现为数字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为社会形态向更高级形式的过渡创造了条件｡从生产方式技术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视角对“数字—金融”资本进行剖析,有助于从理论上揭示“数字—金融”资本的内在生成逻辑｡
(一)数字革命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变革
在生产方式的演进中,生产力是最根本的推动力,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提供一定的技术形式,不同的技术形式催生不同的资本形态,而不同的资本形态同时又必然以不同的社会关系作为存在形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b)｡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数据的广泛使用与数字平台的建立不断推动资本主义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
第一,数字技术的出现深刻改变了劳动作用于生产资料的技术形式,集中体现在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上｡作为生产力,生产方式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结合的技术形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也是劳动者表现自身能力的形式,这种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生产能力｡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两个要素采取何种技术方式去结合,决定着劳动者能在多大程度上驾驭生产资料并发挥出生产的力量｡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首先提高了劳动者自身的素质｡在传统产业部门中,数字技术的采用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譬如,在一些无人工厂､智能物流仓库中,劳动者只需操作智能化设备对劳动对象进行数字化编译和控制,而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过程则由机器来完成｡
第二,数据的广泛使用推动新型生产资料的产生｡在资本主义传统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是雇佣劳动关系的联结｡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中,数据逐渐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并发挥出把资本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作用｡譬如,在一些消费服务的部门,劳动者不是通过直接雇佣的形式参与劳动,而是通过数字平台发送的数据与平台建立雇佣劳动的关系,这种劳动形式常体现在网约车和外卖等平台产业中｡可见在涉及个人的“活动方式”中,数据主要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资料,改变了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形式｡
第三,围绕数据所有权,数字平台的建立与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社会形式的转变｡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技术性结合形成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力,但“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作为生产关系,除了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的表现以外,生产方式还表现为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方式社会形式的具体体现｡希法亭([1910]1994)指出,“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因此,如果从交往层面考察生产方式,显然,数字经济中的雇佣劳动关系集中表现为数字平台的产物｡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的抽象结果就表现为“数字—金融”资本｡
(二)“数字—金融”资本成为新型生产方式的代表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经济关系,而对这些经济关系的阐述则离不开概念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演进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通常被用来概括资本主义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从20世纪金融资本产生到现在已经接近100年的时间,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体系已难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学迫切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拓展和创新｡
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社会总资本形态是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下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各个阶段总是与社会总资本形态相关联｡譬如,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生产方式主要以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为代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方式主要以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为代表;而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方式则以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为代表｡随着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交织并逐渐融合,“数字—金融”资本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集中表现｡
21世纪数字技术的逐渐成熟与广泛应用,以及数字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表现为三种资本形态的交织状态｡其一是不同形式的产业资本,以现实商品生产为目的;其二是以垄断资本形态被保持下来的传统金融资本,如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垄断财团;其三是由新兴数字企业发展形成的垄断数字资本,如谷歌､亚马逊､脸书等数字巨头企业｡在数字经济中,产业资本退居到生产的外围,占主导地位的实际上只有后两种资本形态,这两种资本形态在数字经济中相互交织,并共同控制着整个社会生产体系｡数字企业不断发展成熟,并形成配套的资本积累模式后,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逐渐融合为“数字—金融”资本｡“数字—金融”资本主要通过对不同阶段的数字企业投资,特别是初创的数字企业,依靠金融资本的孵化功能获取高额的金融化收益｡
“数字—金融”资本与传统的金融资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数字时代,以数字企业为投资核心的金融资本体系,一方面表现在生产上,“数字—金融”资本以少部分的数字资产控制着大部分外围生产资料,从而占据剩余价值剥削链的顶端;另一方面表现在流通上,“数字—金融”资本依靠资产估值的高增长方式进行积累,在时间上超前获取剩余价值｡
作为资本主义新型食利手段,“数字—金融”资本的高增长方式是剩余价值“二重资本化”的结果｡在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股份带来的资本化收益,因而其收入取决于产业资本的经营利润,企业效益越高,对应股票价格越高｡“数字—金融”资本则有着不同的估值体系,这种估值方式主要依据市场规模和增长速度,而不是依据企业经营的利润｡在本质层面上,如果金融资本的收益可看作是对剩余价值的一重资本化,即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预期,那么“数字—金融”资本则是在此基础上对股份再次资本化,其收益表现为对股票投机潜力的预期｡经过二重资本化,“数字—金融”资本凭借其利润增长的偶然性和虚拟性,实际在更高程度上掩盖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
“数字—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代表,是资本主义阶段发展的一个特征｡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因此,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所处阶段的内涵,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具体面貌进行考察｡在资本主义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数字—金融”资本作为资本主义最新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日益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股独立的力量｡对“数字—金融”资本现实生成逻辑的考察,有助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趋势及其本质,并反思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三、“数字—金融”一体化
深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中,数据成为一项核心生产要素,智能设备成为核心生产资料,数字企业日益成为数字生产力发挥的载体｡生产的长期性､不确定性成为数字产业的新特征,这导致传统金融资本与数字产业之间发生排斥,进而造成数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裂痕｡而随着金融资本数字化的到来,数字化转型逐渐促使金融资本深度参与数字企业,并通过产业金融化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种种迹象表明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具有密切关联,二者的融合正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迈向新的台阶｡
(一)生产方式修复:金融资本数字化
在旧的生产关系中,产业资本依附于传统金融资本,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两者之间逐渐呈现排斥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传统金融资本难以满足数字企业的资金需求｡在技术形式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所形成的数据成果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效益,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背后的社会因素｡这种变化最终开启了金融资本的内在否定过程,同时这种否定性要求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必须充分掌握社会生产､消费的全部规律,以最大限度实现数据的价值,而这只能通过社会总资本形态的数字化转变来实现｡
从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来看,数字技术在生产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应用推动着金融机构与数字企业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一方面,数字技术使得各个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情况以数据的形式不断被反馈到金融机构当中,这使得金融资本更熟悉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从而为其亲自参与企业的管理经营提供可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金融机构的应用为金融资本投资､定价､估值以及风险计算等操作提供了技术支持,从而扩大了金融资本投资的范围,并显著提高了货币资本的流动性｡这客观上使得数字企业从初创期开始就自然地依附于数字化的金融资本,并向金融机构提供企业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数据｡
从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来看,金融资本数字化的核心作用体现在其与传统金融资本融合并构成一个“数字—金融”产业链,通过“外部支持”“内部参与”的方式将数字企业､金融科技与金融资本这三个要素绑定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一体化的“数字—金融”信息圈层｡金融科技作为金融资本数字化的结果,在“数字—金融”体系中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其存在一方面是为了实现金融资本和数字企业之间的匹配,另一方面是在数字化经营业务中联合各生产主体,以便进行从投资到变现的全过程管理｡“资金+人脉”的双重运作模式使得金融资本与数字产业之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金融资本得以深度参与数字企业发展,并逐渐成为数字企业的“孵化器”｡虽然金融资本数字化表面上体现为金融资本提供自身与数字资本结合的方案,但其凭借自身所联结的复杂生产关系,可以调动数字产业所需的资金和其他信息资源,从而使数字企业和传统金融资本客观上成为依附于“数字—金融”资本的内在环节｡
金融资本数字化带来的影响反映出技术的革命性因素越来越通过社会形式表现出来,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就生产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来看,生产方式使用的语境越来越超出生产制造领域的范围限制,体现为一切有关社会生产的资本的总运动过程｡金融资本数字化推动资本主义积累从传统生产领域转移到数字企业的创投领域,通过对货币资本使用的数字化经营,使其最大限度地突破产业资本循环过程(G———W———G′)对利润的限制｡金融资本对数字企业的深度参与并非像列宁所指出的金融资本通过大工业获取垄断利润那样,而是以风险计算的方式向各个数字企业注资以实现资产的投机性增长｡数字技术对生产的根本性改造,其过程是辩证性地在过去金融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中发生革命,并依靠生产体系的既有的主导形式实现向更高形式的转变,继而推动整个生产方式发生变革｡
(二)生产方式跃升:数字产业金融化
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客观上拓展了金融资本在数字产业的参与度,同时也强化了数字产业与外围传统生产产业之间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剩余价值生产链条的完善推动剩余价值流通及分配体系的完善,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新的跃升｡为创造符合数字积累的生态,数字产业不再局限于产业资本的经营模式,而是通过与金融资本融合,利用数字产业金融化来实现资本变现和资本退场,从而实现资本在更高形态上的积累｡
数字产业的金融化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进行,其一是金融资本以不同形式投资数字企业,这种投资涵盖了数字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见表1)｡其二是数字企业在商品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为数字金融资产｡从第一种类型的数字产业金融化来看,金融资本和数字技术有着强烈的共生性,数字技术催生的新生市场带来的多样化需求和盈利前景意味着高风险性和高回报率并存,这使得数字企业成为风险资本进入的绝佳领域｡从第二种类型的数字产业金融化来看,数据的积累为数字平台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剩余资本,随着平台盈利的增加,其投入的固定资产必然要通过金融化来实现规模的进一步扩张,通过推动数字资产虚拟化进而寻求资产的增值｡
在硅谷,对初创企业的投资(简称创投)是“数字—金融”资本进行扩张的新手段｡21世纪以后的硅谷出现了大量初创的数字企业,这些企业创立和发展的基金几乎都是依靠风险投资筹集的｡新生数字企业创投市场的边缘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金融资本的低投入和大产出,这使得其成为金融资本的最佳孵化对象｡从资本有机构成来看,资本的扩张和积累(产业利润率)的矛盾逐渐加深,这促使资本积累手段从产业经营向企业孵化转变,其积累过程可分为孵化期和变现期两个阶段｡
在孵化期,数字企业主要依靠融资扩大经营规模｡譬如,从2010年9月到2018年10月,Uber依靠数轮融资(见图1)拓展其业务范围,从而推出了UberPool､UberCARGO､UberEats等平台服务,集合了拼车､运输､外卖等众多数字服务｡随着平台发展的逐渐深入,Uber逐渐建立起完善的数据中心,从一个消费服务平台演变为一个超级数据中心｡在变现期,数字资产开始商品化,“数字—金融”资本面临的主要战略问题是如何把数字资产变现为资本利润,实现资本的“退场”｡通过上市(IPO)的手段,股票承销商可以获得两笔丰厚的收入,一笔是包销股票的佣金,通常占融资额的7%,另一笔是公司原始股的认购权利,利益使得“数字—金融”生产方式的各个利益主体被绑定在一起｡例如摩根士丹利是数字巨头脸书､谷歌､黑石集团以及苹果公司的上市承销商和背后支持者,软银､字母表等五大机构股东共持有Uber近一半的股份｡这些数字企业的崛起与背后庞大的“数字—金融”资本有着密切联系｡
数字产业金融化是“数字—金融”资本衍生的新型食利手段｡在数字企业的创建过程中,隐含着这种食利手段的可能性｡一方面,从数字产业的初创期一直到数字产业的成熟期,数字产业都必须通过金融资本的不断投资以实现高成长以及高回报;而另一方面,成熟时期的数字产业则更加依赖金融资本战略投资来提高资产估值进而保持长期收益｡“数字—金融”资本的收益不是一种短期或定期的收益,其收益主要取决于投资的规模和市场扩张的速度｡这也是Uber在实际亏损的情况下依旧进行大规模融资的原因所在｡资料显示,2018年,Uber实现净利润10亿美元,2017年为-40.33亿美元｡从运营利润来看,Uber亏损了30.33亿美元｡那么为何2018年Uber公布的数据显示有10亿美元的盈利呢?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资产剥离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是资产估值带来的投资收益增加抵消了亏损｡
由数字产业金融化催生的新型食利手段推动了“数字—金融”资本的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抓住了数字技术的浪潮,使得硅谷在近二三十年快速发展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其背后主要是新兴的“数字—金融”资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作为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数字生产力在其推广和使用中,逐渐催生了一个驾驭和使用它的资本总代表｡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数字—金融”资本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生产力的代表｡当代“数字—金融”资本不仅管理着庞大的风险资金,同时也管理着大量数字企业,这些数字企业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服务于“数字—金融”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的工具｡这种现象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资本扩张的新阶段,在国内市场饱和以后,“数字—金融”资本开始向海外以数字企业投资的方式对外输出资本,实现其国际扩张的战略｡
四、“数字—金融”资本主义
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过渡时期的新阶段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资本国内积累的障碍,开始了国际资本输出的进程,以此为开端,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金融”资本的出现推动了资本的新一轮国际扩张,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这使得这个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数字技术和金融资本的双要素驱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企业实现了飞速发展,“数字—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一)“数字—金融”资本国内垄断地位的形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风险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膨胀,与数字技术结合后形成“数字—金融”资本体系｡“数字—金融孵化中心”的建立使得金融资本在本土的使用范围和积聚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张,短期内推动大量数字企业快速发展,同时这种模式的实践给“数字—金融”资本带来了巨大收益,加速了其国内垄断地位的形成｡
“数字—金融”资本的扩张以对市场的垄断为条件｡“数字—金融”资本在具体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大量集中的风险资本,在获取高收益和高回报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充分垄断数字市场以保证投资的可靠性,“在创投领域,形成垄断才能有机会,如果大家都投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红海｡要达成垄断,只能关注边缘市场,因为主流市场早已血流成河”(崔浩云,2017)｡“孵化中心”的建立使得“数字—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得到加强,广泛的资金来源､完善的投资机制使其能够调动大量资金和技术要素到数字领域,大大提升数字企业的利润转化效率｡
“数字—金融”的孵化模式衍生于个别数字企业的扩张过程中｡20世纪初,硅谷就已经形成了“数字—金融”资本的孵化模式,例如,从数字企业演变为数字企业的“孵化中心”的Palantir公司,其创办的初始目的是通过掌控成千上万的数据库来为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获取秘密情报｡但作为一家垄断数字企业,其同时还有另一重身份,即数字企业的“孵化基地”｡从Palantir衍生出的两大产品线———PalantirGotham和PalantirMetropolis,前者专注于数据的经营和管理,后者则在大数据的基础上为金融投资服务,二者相互协作,为数字企业的孵化提供便利(见图2)｡“数字—金融”投资的企业由于综合了“金融资本数字化”和“数字产业金融化”的优势,能够极大地提高投资的成功率,十个企业中只要有一个获得成功,就能够使投资者获得几十倍乃至数百倍的回报｡依靠这种模式,“数字—金融”资本在国内能够通过培育大量数字企业来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在快速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加速其在国内垄断地位的形成｡
(二)“数字—金融”资本走向国际垄断的动因
为深入理解“数字—金融”资本的本质,有必要从更高的层面考察“数字—金融”资本的国际扩张现象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因｡随着“数字—金融”资本体系的不断发展,其内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依靠风险资本作为载体进行投资的方式本身与数字市场的饱和程度有关,过剩的资本需要以“数字—金融”资本作为载体向新兴市场转移｡而当资本主义国内数字市场渐渐饱和时,数字企业的创投领域已经很难再吸收如此庞大的过剩资本,这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数字—金融”资本的国际扩张战略｡近年来“数字—金融”资本在国际上已崭露头角,数字企业的跨国经营标志着资本的国际扩张自帝国主义时代以来,再次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数字—金融”资本在本土的快速兴起到跨国经营,背后的深层原因主要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是数字资产本身所具有的高流动性､虚拟性使得“数字—金融”资本的资产可以最大程度地脱离固定资产经营;其二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幕后的推动,资本主义政府长期通过政策来培育“数字—金融”资本,使之成为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新型手段;其三是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投资市场萎缩以及金融投机的失败,倒逼风险资本开始走国际增殖的路线｡
首先,“数字—金融”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孵化性为其国际扩张提供了便利｡一方面,“数字—金融”资本具有资产全球流动的特征,区别于传统的金融资本与数字产业资本,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数字—金融”资本在作为实体资本时,没有产业资本的具体形态,因为其资产大多以外包的形式被转移出去,自身只须控制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数据,这些数据库的访问甚至仅仅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即可实现,这使得“数字—金融”资本不必局限在产业的空间内进行一系列资本增殖的活动就可以实现跨国界运行;而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资本作为垄断形态的资本,可以通过不断对不发达国家的数字企业注资以提升数字资产的估值,以此保证投资对象的高“孵化性”｡“数字—金融”资本背后的价值来源主要体现在数据对生产的效益提升上,由于这一利润无法具体评估,只能通过数据规模的增长来预见,因而使得“数字—金融”资本在数字企业投资领域具有很大的利润操作性,尤其是在数字市场相对不够饱和的国家｡
其次,资本主义产业利润率下降是“数字—金融”资本对外扩张的根本原因｡从表面上看,“数字—金融”资本是金融投资的载体,而内地里其则是服务于资本主义政府的国际扩张战略,其背后往往有帝国主义力量的支撑｡资本主义政府的扩张性战略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生产过剩危机上的表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利润率开始持续下滑(见图3),这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金融化和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应对利润率下降的危机｡CarchediandRoberts(2021)认为,在利润率下降趋势下,帝国主义仍然能利用技术优势与低技术水平的国家进行“不平等交换”,从而促使被支配国家的剩余价值向帝国主义国家净流入｡这种不平等的流入在数字时代正是通过“数字—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实现的,但需要以占据“技术高位”为前提,这也是“数字—金融”资本不断投资数字企业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数字—金融”资本由本土逐渐发展到国际扩张,与美国联邦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后组建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简称OPIC)也有着密切的关系,OPIC的主要使命是“组织和促进美国的私人资本和技术参与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德雷珀三世,[2011]2018),这个项目向投资人承诺,只要投资人向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投资1美元,相应地OPIC就会向此投资人追加投资3美元,这使得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双方都能从中获益｡“所有这些国内外投资背后,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天使———美国政府｡美国金融业者大量投资是因为美国税法的规定(归功于持续进行了50年的游说活动)———使那些用钱赚钱的人大为受益｡”(奥马拉,[2020]2022)
最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加速了“数字—金融”资本在国际上的扩张｡风险资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活跃在美国的数字产业中,但近年来出现的变化是,老一代的风险资本逐渐被新一代的风险资本所取代,而新一代的投资人正是谷歌､亚马逊､脸书这些数据巨头演变而来的,他们是美国政府近十年推行的对外政策的最大受益人,美国政府暗地里的支持使得这些数字巨头的核心管理人以惊人的财产跃居世界富豪之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生产过剩的本质,同时也使得房地产金融逐渐失去吸引力｡最终这些因素促使新一代的投资人把目光转向国外的数字企业,“来自全世界新兴超级富豪的海外投资成了另一个日渐增长的资本来源”(奥马拉,[2020]2022)｡换言之,资本主义已开启自帝国主义之后的新一轮国际扩张战略｡
由此可见,“数字—金融”资本的国际扩张现象表明了“数字—金融”资本主义既是帝国主义的最新表现,同时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在“数字—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这表明帝国主义的因素仍在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范式下,垄断资本主要借助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两种方式来剥削世界各国的剩余价值｡但在当代资本主义国际扩张的过程中,资本扩张的载体和形式皆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使得积累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以“数字—金融”为载体的新一轮资本国际扩张,依托于数据的高流动性和高估值等特征,大大加速了资本国际垄断的进程｡因此,以资本的国际输出为标志,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数字—金融”资本无疑将资本主义推进到了过渡期的一个新阶段｡
(三)“数字—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的表现
21世纪初,“数字—金融”资本依靠“合伙人”制度建立的数字企业孵化模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集中表现｡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产业也在迅速兴起,且背后不断涌现出跨国垄断资本的力量｡种种现象表明,跨国垄断资本正在借助“数字—金融”资本这一载体,进行资本的全球扩张与流动,并日益活跃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企业背后｡对此现象的分析,有利于反思“数字—金融”资本的本质并把握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的国际特征｡
“数字—金融”资本在一国的迅猛发展为资本扩张打开了新世界,数字企业投资的高额回报不断诱使资本主义国家把目光转向国外｡近年来,“数字—金融”资本在国际上取得了不少成功案例,例如,在德雷珀(Draper)最早投资的印度公司Selectica与德丰杰全球网络投资的SpaceX项目中,跨国“数字—金融”资本均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了巨额回报｡“数字—金融”资本对海外企业的注资与运营主要通过“有限合伙人”制度提供资金和技术等多方面支持,其国际资金来源主要是各个独立的本地基金组织以及有限合伙人基金｡在此过程中,“数字—金融”资本更像是给这些独立的垄断资本提供了一个联合的平台,其负责把投资人联合到一起,并进行资源､信息的共享｡“投资人们通过这个渠道分享信息,相互协助筹集资金,联合投资,并且产生德丰杰所指的‘名片夹的力量’:无论何处有需求,都有关键的人际网络｡”(德雷珀三世,[2011]2018)
近年来,代表着跨国“数字—金融”资本的数字巨头开始登上世界投资舞台｡由资本主义政府支持的数字企业在取得了国内垄断地位后,开始建立自身的全球孵化网络｡得益于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支持,新时期的“数字—金融”资本技术底蕴和资金底蕴无疑都更加雄厚,譬如谷歌､脸书等新一代的“数字—金融”资本｡从2009年到2019年,谷歌风投(GoogleVentures)在全球共投资了323家企业,其投资领域大部分都集中在数字领域,比如BoweryFarming(垂直农场)､Uber———共享出行､HighFidelity———虚拟互动等企业｡数字巨头脸书公司联合了各数字巨头的财富力量,成立了一家全球投资机构“DSTGlobal”｡其在美国､印度､欧洲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了多家互联网巨头企业｡对海外数字企业的投资,一方面有利于“数字—金融”资本进一步挖掘和收集全球用户数据,另一方面也使其通过获取各项数字技术的所有权,加速实现国际垄断｡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信息和数据成为资本跨国流动的重要载体,由于数据可以在无限的空间自由流动,单个国家的数字企业很快成为跨国数字企业｡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数字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为资金的跨国流动､跨期套利提供了技术支持;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又为数字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了资金支持｡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数字—金融”资本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垄断者及利益主导者｡因此,“数字—金融”资本的出现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转折点,其国际扩张的新特点推动了资本主义在过渡时期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五、结语
本文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从产生伊始就具有空间扩张的倾向,只不过更多地使用军事和武力手段｡当国内资本积累达到极限,不得不面对利润率下降的现实时,借助资本载体进行全球扩张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选择｡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总资本家”的角色,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国家经济行为,制定各种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总资本家”创造了有利于资本跨国流动的制度环境｡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数据传输提供了技术可能性,相对于传统的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言,数据进入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低的政策壁垒和制度门槛,也容易在较短时间内推动流入经济体的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提升｡因此,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资本全球扩张成为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的新途径｡但是在这种数字外衣下面,潜伏着的仍然是跨国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因为当今所产生的海量信息只有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中,才能被系统地收集､传输､整理和分析,才能成为真实有用的“生产要素”｡由此,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系统性地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实施数字技术研发以及收集海量公共数据(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数据)而成为这个阶段的“总资本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以数字技术为主要载体的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指向仍然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这个新阶段的典型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重组,表现为资本形态从二元对立到二元统一的过程;其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散｡数字革命在现实中造成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二元对立的同时,也通过“数字—金融”资本实现了二者的融合和统一｡一旦资本主义在国内奠定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垄断地位,下一步必然是把这种生产关系纳入全球体系中,并依靠数据垄断的优势获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
以“数字—金融”资本为载体的新一轮资本国际扩张,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新型标志｡与列宁在帝国主义理论中提到的国际扩张不同,“数字—金融”资本主义新阶段下的资本国际扩张具有许多新型特征｡在剩余价值生产上,借助数据的集中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可利用跨国数字企业快速进行剩余价值的积累｡在积累方式上,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依赖于数据资产的最终变现,并日益表现出对价值生产的不关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剩余价值剥削变得更加隐秘化｡
作为过渡时期来说,“数字—金融”资本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在当代的最新表现,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并未摆脱经济危机｡相反,“数字—金融”资本的扩张只是资本主义应对危机和转嫁危机的暂时性解决方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数字—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过于依赖资产的金融化估值,并未触及生产的源头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问题｡在数字垄断的优势下,资本主义国家可借助“数字—金融”资本的扩张帮助自身缓解经济危机,但全球化的浪潮也在否定资本主义本身,数字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一旦数字技术壁垒被打破,“数字—金融”资本的核心技术垄断格局将被打破,其数据垄断地位将被动摇,这很有可能会使资本主义进入真正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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