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笔者是一名在制造业企业工作了数年的脑力劳动者，有感于当今寮国左派做体力劳动者调研的很多，但对脑力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一般企业内部运作的模式以及整个社会化大生产体系进行调研的不多，因此便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写作此文。以下是全文的第三部分。
笔者将列举对工作中接触到的三位中层领导的观察，分别是生产部经理L工，质量保证部经理Z姐和副经理C工。
L工并不是笔者的直系领导，但他却给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印象。记得有一次要去生产部办公室找L工签个字，他却找借口拒绝，非要我的部门领导亲自出面。后来副经理C工赶到后，他才肯签字。离开生产部办公室后，C工告诉我，L工只接受其他人叫他“L经理”，否则就不会理对方。C工和L工曾经是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当初L工刚升任副经理的时候，C工再按之前的称呼叫他L工，他就开始假装听不见。（真恶心啊！）
后来我又听说了一些有关L工的八卦，笔者所在办公室的其他同事谈起他时，也总是对他十分厌恶。生产部的职责是安排生产和管理工人，但据说L工自己业务水平不行，镇不住工人，于是无能的他只得通过抓一些毫无意义的纪律以及惩罚措施去压制工人。有一次听说L工扣了哪个工人200块钱，后来这个工人去找了劳动仲裁；还有一次听说L工会在车间内巡视，抓正在休息的工人，但这种做法甚至丝毫不能提高生产效率，因为工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活干（笔者的行业比较特殊，并没有采用高度流水线化的福特制），他们在高强度的劳动后，本就需要一定的休息来维持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同事吐槽说，L工连当领导都当得十分愚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看结果，只要工人们按时按量完成了规定的劳动任务，随他怎么休息。
L工看起来已经有快40岁了，却仍然单身。按说对于这样的人，公司里总会有同事热衷于给他们介绍对象的，但平时热衷于八卦这些事情的同事Y姐则冷冷的说，谁要给他介绍对象，他这种性格是不可能有女生喜欢的。
L工虽然对下属和像笔者这样的新人态度很恶劣，但他对上级领导总是极尽谄媚之事，我甚至怀疑以他的人品和业务能力，是怎么做到部门经理的位置的，怕不是本来就和某个上级领导沾亲带故，依靠溜须拍马得到晋升？
L工这样的人无疑是叛徒、工贼，屁股完全坐在资产阶级一方的阶级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部门经理，或者说企业里所有的中层领导都像他一样反动。
笔者直属的部门经理Z姐和副经理C工，两人都是关心下属的领导。他们没有什么架子，对于新人抱着包容的态度，并且两人的思想中有着非常明显的“部联主义”倾向（即把本部门视作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其他部门和领导面前积极为本部门争取利益，保护部门的新人），且这种倾向与他们个人直接的物质利益关系不大，因为据我所知，公司对于部门经理虽然会考核部门整体的绩效，但这在他们全部工资中的占比并不大，他们工资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固定工资。既然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不大，那么Z姐和C工的部联主义倾向就要从生产协作的角度去解释：部门内部的同事之间并不存在利益冲突，而由于长年身处同一个办公室共同工作，大家自然就产生了一种共同体意识。
（这种部联主义意识，与历史上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自发形成的工联主义意识相比仍然是落后的，但同追求个人私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相比则是进步的。而之所以同事们只能形成部联主义意识，还得归结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结构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被转移为了部门之间的权责和利益冲突。所以笔者深切的感受到，既然这种不同部门的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工人阶级自发性的运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大联合，乃至实现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仍然是通过一个代表无产阶级总体利益的先锋队来实现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Z姐和C工虽然都是关心下属的领导，但他们的许多具体做法和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Z姐作为部门经理，每周一都要去老板那边开会，更直接的受到来自老板的压力，部门相关业绩也与她有更直接的关联。因此Z姐有的时候会对我们新人在工作上的一些拖延或者错误抱有批评的态度，尽管这种批评是温和的。极少数情况下她也会对下属采取一些命令式的做法。Z姐有时在办公室里说，搞不懂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都喜欢躺平，对买房结婚等等事情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她们年轻时完全不同。
C工性格更为活泼，经常在办公室对其他部门或者甲方派驻的监造给他造成的麻烦，以及对摊在自己身上不合理的工作量进行抱怨（甚至谩骂），每当这时候，Z姐就会出来打圆场，要求C工少抱怨别人，多想想自己有什么问题。C工是我的师傅，工作内容和我差不多，尽管他自己的工作量一直超标，但他会观察我的忙碌情况，只有在我相对清闲而他自己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工作内容分给我，当我忙不过来或者有什么工作不会处理的时候，他也帮我分担了很多。
C工曾吐槽过老板又买了豪车，他买车的钱还不是来源于我们的劳动。他甚至会使用“剥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等词，尽管他看起来并不是完全清楚这些词的严谨内涵。他曾对比全公司劳动者的工资总和与公司的利润，估算老板的剩余价值率，也表示过自己满足于副经理的职位，并不想升任经理，因为经理必须每周一去老板那边开会，接受老板的训斥和压力。去年11月公司无故取消了当月的加班时长，使我们都拿不到加班费，C工听说我们试图争取权益后，也是由他收集我们的诉求反映给人事部，毕竟以他的职位，在公司内部说话会更有分量一些。如果说Z姐是一个在资本家和基层员工之间不断寻找平衡，尽量使双方都满意的领导，那C工则是毫无悬念的站在我们普通员工的立场上，具备更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Z姐和C工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归根到底还是由他们现实物质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Z姐和C工都是30多岁，但Z姐已经结婚生子，现在女儿正在上小学，她时常抱怨自己女儿不爱学习、不写作业，成绩不好。她目前最关心的显然是女儿的教育问题，而教育的本质是培养资产阶级社会中合格的劳动力商品，学历越高意味着未来越能在劳动力市场中把自己卖个好价钱。Z姐有稳定的家庭，还要为自己女儿的未来打算，也就必然要维护自己在当前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C工还没有结婚，无牵无挂，思想上自然就和像我这样的年轻无产者更加接近。
Z姐和C工虽然算企业的中层管理，对公司生产资料的使用有一定话语权，但他们都付出了很多劳动，其工资无疑是少于他们为企业创造的价值的，所以他们在阶级地位上与无产阶级接近，同样处于受剥削的地位，这是他们不会完全倒向资产阶级立场的基础。另一方面，Z姐和C工在岗位上的分工不同。Z姐的工作内容涉及更多管理事务，而C工的大部分工作和我这样的普通员工无异，这恐怕是C工更能共情普通员工最主要的原因。因此C工更接近专业技术人员，而Z姐更接近管理人员。Z姐经常抱怨下属有些工作做的太慢，直到我提离职，进行交接的那段时间，Z姐代劳了我原本的一些工作，我听到她不停的吐槽这份工作怎么那么难做，恐怕直到这时她才真正理解了我们的难处。
这样的亲身经历使我加深了对鞍钢宪法中“干部参加劳动”的理解。在生产链条上游对生产资料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拿更高的工资，这些因素虽然容易导致这些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与普通无产阶级的立场疏远，但人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由他的经济地位机械决定的。通过与普通无产者参与同样的劳动，在协作中建立阶级情感，感受普通无产者的艰辛，这样便能够使他们保持与无产阶级相近的立场。这正是鞍钢宪法对于防止这些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蜕变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那些把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全部视作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官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了。首先他们在阶级地位上就不同于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使用虽然有话语权，但较为有限，拿的工资小于他们创造的价值，因此最多算作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既有L工那种叛徒、工贼，也有Z姐和C工这样偏向普通无产者一方的。而C工相比Z姐又更为进步，这是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在事实上践行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原则。由于计划经济对单个企业自主权的限制，当年厂长和技术人员，事实上不也是和今日这些企业内的中层管理处于相同的阶级地位吗？因此绝不能说，那些厂长和技术人员就一定是和无产阶级对立的什么“官僚”了。只要能够真正践行好打破脑体分工、推行鞍钢宪法的原则，他们就不一定会成为肘子，完全可以站在无产阶级一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
谁如果对这些企业内处于中层的人员不加分析就将他们打成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谁就是用极左的姿态来掩盖事实上的投降主义立场，危害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像Z姐、C工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而且他们是有能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或者职务提供更多的帮助的，他们无疑值得我们留意，并应当尽量争取到无产阶级的队伍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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