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兰州兰石医院一则“喜报”引发公众质疑，内容为“热烈祝贺兰石医院‘再创佳绩’，9月份门诊诊疗人数7577人、住院及门诊手术台数426台，10月份开诊第一天门诊人数451人、手术25台”。此前，也有不少医院爆出类似新闻。部分医疗机构的此类行为之所以遭受公众质疑，一方面是因为其工作人员存在错误认知和理念，把病患当成盈利工具，违背了“救死扶伤”的医疗初心，背离了其公益性的定位。另一方面，这类现象也从更深层次反映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运营方式仍然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部分医疗机构硬件盲目扩张，追求的目标是做大业务量和业务收入。无论是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的偏差，还是医疗机构市场化进程中“绩效思维”的蔓延，都与维护人民健康和建设健康中国的目标背道而驰，必须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公益性的新制度，取代逐利性的旧制度，以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的发生。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必须坚持公益性原则。这一点，无论对于公立医院还是非公立医院，都是成立的。自古以来，医生都是道德至上、讲求操守的职业。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在其《誓言》中写道：“无论至于何处……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我国古代中医文献《裴子言医》提出“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不可为医”的医者标准。我国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总体上是好的，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药养医”机制和药品流通使用环节的利益链，使医务人员形成对灰色收入的依赖，不利于他们继承和发扬高尚的医德。部分医疗机构单纯追逐经济利益，通过损害患者利益来创收营利，也迫使医务人员违背职业操守，进一步导致医患不信任、医生的社会形象恶化，广大医务人员也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目的应该是满足人民群众提高健康水平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医疗卫生服务作为特殊商品，非常明显地存在价值(利润、收益)和使用价值(健康)的背离。晚期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治疗，对健康的作用不如应用适宜技术、早期预防。价值最高的服务环节，使用价值不高。例如，某医院胸外科创造了肺叶切除的技术革新，病人痛苦少，经费减少了一半，但在这个手术的创新操作中，麻醉科医生需要增加1人，最后医院投入的人力增加了，但医院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如果医院完全以逐利为动机，就没有积极性进行这样的创新。又如本应坚持“预防为主”，让病人少发病、早看病、早治疗，在客观上对病人的治疗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如果医疗机构以盈利为目的，预防得越好，医院的收入就越少，就不可能落实“预防为主”。如何解决这种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背离，是设计医疗体制的出发点。成功医疗体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缩小医疗服务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背离，尽可能地激励医务人员以使用价值为目标，而不是以错位的价值为目标。
有人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实现医保制度全民覆盖，报销比例也不低了，医改的任务就完成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全民医保的覆盖，为医疗卫生实现公益性奠定了基础。但是改革尚未完成，2024年，我国政府直接投入只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13%左右，离国际上一般能够确保公立医院公益性的经验值30%还有较大差距。医疗机构的运营方式并没有根本变化。比如，一些地方分级诊疗、医联体之所以效果不好、基层医疗之所以没有吸引力，主要原因是医疗服务商品化的运营方式没有改变，基层是使用价值高但价值低的地方，按照商品化的运营方式无法改变基层医疗薄弱的状况，实现不了分级诊疗。只有营造一个“按需要生产、按需要分配”的机制，才能实现让更多资源和患者下沉到基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促进分级诊疗。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编制、服务价格、薪酬制度、综合监管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只有继续深化医改，真正实现“三医联动”，才能逐步让医疗卫生事业真正回归公益属性。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推广三明医改经验。三明医改的经验有很多，部分经验已经上升为国家政策。各地因地制宜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取得积极进展。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加强医院党建工作，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和基层服务优化。例如，三明市沙县区总医院设立“党员优质服务示范岗”，党员干部亮身份、践承诺，提供主动导诊、陪诊等服务，并组建12支由党员领衔的健康服务队，覆盖全区乡镇网格，开展政策宣讲和义诊活动。
切实履行政府办医主体责任。三明市政府持续加大对卫生健康的投入力度，卫生健康支出年均增长12.1%，政府还对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公立医院长期债务进行化解，使其公益性得以发挥，“轻装上阵”服务群众。
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三医”改革政策同步设计，先是通过挤压药品耗材价格虚高“水分”，规范医务人员诊疗行为，推动药品耗材“量价”齐下，在惠及群众的同时，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并做好与医保报销政策的衔接，促进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不加重群众负担。
实施医务人员年薪制。年薪制不光是一个核算周期的改变，年薪制和之前工资制度最大的区别是，医务人员在年初就知道这一年预期收入的平均水平，而这个水平主要与技术水平、服务量和服务质量等有关，与业务收入无关。年薪制使医务人员有条件和动力凭技术和劳动获取报酬。北京某医院改革之后，医生年薪将由固定薪酬(占60%～70%)和浮动奖金(占30%～40%)组成。固定薪酬根据医生职称、工龄和专业技能确定，浮动部分则与医疗质量、患者满意度、科研教学成果等挂钩。使医生更专注于诊疗本身，促进医疗质量提升，强化公益性导向。
建立紧密型医共体。医共体内部真正做到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同时医保对医共体进行打包支付，结余留用。把医疗机构从追求利润为导向，转变为在确定的预算内尽可能节约医疗费用，提高患者健康水平，做到患者越健康、发病率越低，医院和医生的激励越强，从而实现医院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当然，做到这一点需要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真正做到“三医联动”。
在公立医院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改革的同时，鼓励市场和社会举办医疗机构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有益补充，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需求。社会办医也要树立社会责任理念，做长远打算，重视品牌、质量和患者满意度，追求社会效益，通过维护人民健康回报公众，促进医疗服务业健康发展，而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利益。
(作者简介：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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