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多年前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十四年侵华战争的序幕。今天，我们回望历史，既要谴责侵略者的暴行，更应追问：法西斯主义这种极端反动的政治形态，究竟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法西斯是金融资本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超阶级的政权，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控制金融资本的政权。法西斯主义乃是金融资本自己的政权。这是用恐怖手段摧残工人阶级、革命农民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权”。这一论断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它是垄断资产阶级在面临革命危机时抛弃民主外衣、直接以暴力手段维持统治的最后形式——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金融资本的恐怖专政并非凭空降临的，它需要一个特定的政治土壤才能生根发芽。而意大利、德国、日本这三个国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滑入法西斯的历史表明，极右翼的崛起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在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内部折衷调和力量占据主导、无产阶级革命意志遭到压制或瓦解的时刻。当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被改良主义的妥协所瓦解，当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被机会主义的折衷调和所拆散，极右翼便会在这片被背叛和犹疑所浇灌的土壤上破土而出。
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最早取得政权的国家，其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是改良主义者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虽属战胜国，却未能获得预期的殖民地利益，国内经济凋敝，失业激增，退伍军人充斥街头。广大工人和农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运动持续高涨。北部工厂的占领运动、南部农村的土地争夺，一度使资产阶级统治岌岌可危。1920年9月爆发的有六十万冶金工人参加的占领工厂运动，使无产阶级专政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可能，“所缺乏的只是怎样地组织它和从它抽出一切必要的结论来”。然而，当时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却缺乏一个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敢于彻底决裂于资产阶级民主框架的革命政党。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和最高纲领派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他们满足于议会斗争和工会合法活动，不愿将经济斗争上升为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改良派害怕起来了，它们害怕工人群众之革命的动员远胜于害怕资产阶级的专政，于是它们向后跳跃：接二连三地不断让步，从火线上撤出战斗的工人阶级，甚至寄希望于国王维克特·爱曼纽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革命高潮消退，法西斯以小资产阶级冲锋队压倒了退却的无产阶级，它们挥舞棍棒、刀子和手枪，逐步荡平了一切独立的群众组织。而在这之前，正是改良派的步步妥协为墨索里尼的胜利扫清了道路。所以说，改良主义者的背叛导致的革命运动的瓦解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他们既不敢彻底革命，又不愿真正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如果社会民主党没有在革命高潮时背叛无产阶级，如果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得以建立，法西斯主义就不可能取得政权。当改良主义者终于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无法被驯服的时候，才号召工人举行总罢工，但他们的号召只得到可笑的失败——他们用“和平”和“合法”的幻想浸湿了革命的火药，到最后一刹那才用战栗的手接上引线，但火药已不再燃烧。
德国的历史以更加惨烈的方式重演了同样的进程。一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了崇拜这种合法性”，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成为党的主导理论，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提倡议会道路，主张与帝国政府合作。修正主义出现之初，倍倍尔、考茨基、卢森堡等党的领导人虽然对其持批评态度，但由于社会民主党既没有从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也没有从组织上与之划清界限，修正主义在党内快速传播，党逐渐分裂为右中左三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于1906年左右在党内取得决定性地位，该派领袖艾伯特在1913年倍倍尔去世后成为党内最有权势的人，在其领导下德国工人运动走上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议会道路，实际滑向了保皇派。一战爆发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竟一致赞成军事拨款法案，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但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窃取，他们宣布成立魏玛共和国，与旧帝国的军官团和官僚机器妥协，残酷镇压了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同盟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杀害了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一背叛的后果是深远的：无产阶级被分裂，革命传统被切断，而旧的国家机器却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在客观上为纳粹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从1920年的卡普暴动到兴登堡当选总统，再到经济危机后魏玛政府愈发依赖紧急法令维持统治，魏玛民主制一步步陷入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魏玛共和国最重要的群众支柱，却始终未能同德国共产党形成有效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台尔曼曾指出，社会民主党能够非常成功地充当法西斯分子的角色，更不用说它是以其全部政策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虽然社会民主党仍然以工人阶级为其主要阶级基础，在工人阶级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但他们同时又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团结，阻止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从而保卫了资本主义的利益。它事实上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阻碍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革命进攻的制动器。当纳粹党在垄断资本家的金钱支持下迅速壮大时——1930至1932年间，德国垄断资本家对纳粹党的资助达7000至9000万马克——社会民主党却在法西斯只是“较小祸害”的幻觉中，一步步为希特勒的胜利让开了道路。纳粹党利用全体民众痛恨凡尔赛条约、希望民族自强的心理，以全民族利益代表者的面目出现，将普通民众的生活困境与国家屈辱相联系，号召劳资融合，对外扩张，从而吸引了大量中下层群众。而社会民主党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恰恰是一个所谓“负责任”的、企图在左右之间寻求“折衷调和”的角色——它不自觉地充当了法西斯主义上台的阶梯。
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折衷逻辑同样贯穿其中。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天皇制国家机器、寄生地主制和财阀集团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极具侵略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本的无产阶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曾有过蓬勃发展的时期，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成立，积极领导工农运动。然而，天皇制政府以《治安维持法》等法令对其进行残酷镇压，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则在“一国社会主义”和“亚洲门罗主义”的蛊惑下日益右倾。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早在1935年便指出，日本法西斯政权是1920年代末全球经济危机与日本半封建生产方式所加剧的结构性阶级矛盾的产物，财阀和大地主的联合力量使工人特别是农民陷入贫困。面对经济萧条，出身农村的陆军下级军官同情贫苦农民的苦难，试图以爱国名义动员群众对抗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资本私利，但是这些军官大多出身地主或富农家庭，最终仍然维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要它服从于天皇这一至高形象下的国家计划。而日本资产阶级则在面临国内革命危机和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时，选择了通过对外侵略来转移矛盾。由此产生的“中间道路”，便是在1931年之后以“从西方殖民主义中解放亚洲”为旗帜加强日本国家权力和在亚洲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侵略。那些同情下层阶级的军官反而通过推动战争加深了下层阶级的苦难，战争成为统治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工具。显然，那些看似要“超越”阶级矛盾的折衷方案——以天皇制为“举国一致”的凝聚核心，以对外扩张替代对内革命——恰恰为日本法西斯化提供了最有效的政治包装。改良主义者和早期社会主义者如安部矶雄，正是在天皇制国家观和军国主义的影响下，将“举国一致”视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在客观上成为战争的协助者。这些折衷调和的思潮，瓦解了日本无产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使统治阶级得以将广泛的阶级不满操纵和引导向超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而非阶级斗争和革命。
毛主席在批判折衷主义时早已指出：“折衷主义如果从阶级根源（还有认识根源）来说，却常常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能坚定地掌握方向。左右摇摆或把两者折衷，不是科学地加以分析，而是各取百分之五十或各打五十板，只看现状而不看其未来的发展”。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折衷调和实质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资产阶级。更为严重的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当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不能在法西斯威胁面前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必然为极右翼的崛起创造条件。
毛主席指出：“一切修正主义，其实质都是极右的”。修正主义总是以“折衷”、“温和”、“务实”的面貌出现，在理论上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在实践上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立场，最终在客观上为极右翼的上台创造了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日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历史，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们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而是法西斯主义的铺路石。
今天，当我们回望九一八，回望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回望希特勒额纽伦堡阅兵，我们不能仅仅将法西斯主义当作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根源——垄断资本在危机中的反动转向——依然存在。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小资产阶级在危机中的绝望和狂热——依然存在。法西斯主义得以生长的政治土壤——改良主义和折衷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依然存在。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坚决同一切形式的改良主义和折衷主义作斗争，才能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反法西斯的斗争，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切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这个斗争，在过去没有彻底完成，在今天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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