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相信大家都关注了近日的法国学生运动。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法国学生反抗不公的决心与勇气，还有他们在行动中建立起来的团结：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就读于不同高中、原本拥有不同升学前景的青年，走到一起，声援彼此的诉求;面对警察的推进，学生，家长，教师和工人们挽起手臂、组成人链，以相互保护的行动回应恐吓与压力。这种团结并非理所当然。在一个不断按照家庭资源、居住地区和学业成绩将青年分流的教育体系中，能够跨越这些界限，认识到彼此处境之间的联系，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此同时，法国工会面对右倾政策的共同抵抗，以及以法国不屈党为代表的部分左翼党派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也让我们看到：学生对教育与未来的忧虑，能够与劳动者对工作条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关切汇合，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抗争。
然而，法国以及中国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仍在不遗余力地歪曲、污名化这场运动。BFMTV、CNews等电视媒体，乃至法国公共电视集团France Télévisions的部分报道，都将镜头集中于运动的“暴力性”，反复播放冲突、破坏和抢掠的画面。少数人的行为因此被放大，成为理解整场运动的框架;学生与教师为何走上街头，他们究竟反对什么、要求什么，却往往被压缩成几句苍白而空泛的概述。
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法国共和传统中平等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看不到包括1968年五月运动在内的学生抗争历史，看不到新自由主义政策下不断加剧的教育不平等，也看不到从希拉克时期到马克龙时期，历届政府在推动教育竞争、社会分化与公共服务重组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几个熟悉的标签：“爱抱怨”的法国人、“永远不知满足”的民众，以及“被左翼洗脑”的激进青年。政治问题被改写成性格问题，社会矛盾被简化为个人缺陷。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主流媒体和缺乏深度的所谓“政治科普博主”，也在积极传播类似的论调。他们仿佛认定，青年关于教育平等、反对优绩主义与过度竞争、反对警察暴力，以及反对工人阶级遭受压迫的诉求，都只是被人“鼓动”的结果，而不是对自身处境的真实思考与回应。仿佛这些接近成年的高中生没有主体性，无法理解自己的生活，更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只能任人摆布。
这种观点，是对青少年，尤其是工人阶级青少年的轻蔑。谁被承认为“成熟”“理性”，谁被指责为“冲动”“无知”，往往取决于一套带有鲜明阶级色彩的标准：学历、语言表达、文化品味、行为习惯，乃至肤色与居住地区。符合精英期待的青年被视为有判断力的个体，表达愤怒的底层学生却被当作需要管教的对象。他们因现实处境而产生的不安、愤怒和反抗，就这样被归结为“不够成熟”。
一旦问题被如此定义，所谓的解决办法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压制与训诫：强调“责任”，重申“家长权威”，要求青年学会服从，却回避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感到不公、看不到未来。在法国，这种对学生运动的偏颇呈现，恰好呼应了马克龙政府对所谓“法律与秩序”的强调，也为大规模警察镇压和暴力执法提供了舆论上的正当化。
这些话语也在部分国内保守精英那里获得了共鸣。面对青年日益增长的不满，他们同样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青年“不懂事”“被煽动”，而不是认真回应产生这些不满的社会条件。
我们不能继续让这种抹去历史、否认青年主体性、将社会抗争一概嘲讽为无理取闹的论调，垄断对法国学生运动的解释。理解一场运动，至少应当先听见参与者的声音，了解他们的处境，并认真对待他们提出的问题。
但理解这场运动，也不能将“左翼”或“工会”描绘成一个没有分歧的整体。（这一部分主要会在不断革命的两篇文章里出现）这组选文既记录了工会成员和左翼人士对学生的保护与声援，也呈现了运动内部的战略争论：基层劳动者愿意参与，如何才能转化为实际的共同行动？工会领导层对行动日期和团结方式的选择，会怎样影响学生运动？议员到场支持、提出法案，与建立能够持续扩大运动的组织之间，又存在怎样的距离？这些争论提醒我们，团结需要通过具体的决策和行动来维系，也需要参与者能够讨论、决定并掌握自己的运动。
出于这一目的，我将《人道报》和《不断革命》的六篇报道、访谈与观点文章进行了机翻整理。它们既涉及教育资源分配、学习压力和政府回应，也记录了抗争现场的团结，并讨论了工会策略与基层组织的问题。这些文章有各自鲜明的政治立场，其分析和主张也并不完全一致；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区分现场报道、受访者的判断与作者的政治论述，并据此形成自己的理解。
这份整理希望让更多中文读者接触到那些被冲突画面和轻率标签遮蔽的声音：青年如何理解自己的未来，教师和劳动者如何认识彼此的处境，以及人们如何在压力之下建立团结。后续我会继续补充相关材料。希望这些文字能够成为进一步了解和讨论的起点。
10月5日人道报关于法国学运的三篇报道文章
高中生反对学校将富人与穷人分流
教育 尽管社会不平等显而易见且持续存在，国家花在一名家境优越的市中心学生身上的经费，仍然比花在一名郊区学生身上的更多。
高中生们要求取消Parcoursup(法国高等教育入学申请与录取平台)，增加资源和教师，减少班级人数过多的问题，并要求学校里“没有老鼠，没有坍塌的天花板，也没有温度高达40摄氏度的教室”。与此同时，他们也强烈谴责不平等现象。巴黎高中生协调组织在呼吁周二开展动员的声明中批评道：“我们没有理由接受二等教育，而私立高中却拥有漂亮的校园。”
尽管这场运动已经蔓延至全国，但各地的动员规模差异很大，政府目前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周日，国民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Édouard Geffray)仅仅宣布：在安全条件“未得到落实”的“400至500所”高中，课程仍将“全部或部分”停上至周一。然而，高中生们期待的是对他们愤怒的其他回应。他们拒绝“在学校里对穷人和富人进行筛选分流”，希望“知道钱去了哪里”，尤其要求“把钱用到有需要的地方”。
一种令人厌烦的老调，时常被极右翼重复，试图让人相信：国家给予平民社区高中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更多，因为这些学校面临更严重的社会困难。于是，在CNews电视台上，人们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国家每年为优先教育网络中的在校学生支出26亿欧元……”这个数字并不虚假——它出自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委托审计法院撰写、于2025年5月6日提交的一份报告。但是，博洛雷(Bolloré)旗下电视台刻意没有交代的是：高中自……2000年起，就被排除在优先教育网络(REP及REP+)之外。这些网络只允许小学和初中获得专门的人力与资源配置，以弥补社会不平等。法国统一工会联合会(FSU)法兰西岛地区书记皮埃尔·克洛斯特(Pierre Claustre)直截了当地反驳道：“高中被列入REP?这根本不存在。我们的资源并不比其他高中多，甚至还更少。”
首都拥有更多持有教师资格最高等级证书的教师
国家花在一名巴黎市中心高中生身上的钱，真的比花在一名圣但尼高中生身上的更多吗?“社会隔离现象非常明显。对于一名塞纳河畔讷伊（Neuilly-sur-Marne）的高中生，投入比巴黎还要少”，皮埃尔·克洛斯特(Pierre Claustre)说道。不过，由于缺少按照学生地理来源分类的数据，很难作出量化比较。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普通和技术高中每名学生的平均教育支出为13,200欧元，职业高中则为14,590欧元。
在其2026年关于“学校地理分布”的报告中，隶属于国民教育部的评估、前瞻与绩效司(DEPP)仍然提供了一些信息，让人有理由推测，首都与郊区之间存在待遇差异。首先就是不同教育行政区公立学校教师队伍中，持有agrégation资格的教师(译注：agrégation资格相比普通教师资格更难考，获得该资格的教师薪酬也相应更高。文中的意思是更优秀的教师往往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区和私立学校)所占比例存在差距，而这些教师的薪酬占教育支出的70%以上。“克雷泰伊(Créteil)教育行政区34%的教师、凡尔赛(Versaille)教育行政区30%的教师年龄不到30岁。(译注：此两地皆为巴黎周边郊区，相对贫困)相反，巴黎教育行政区是法国教师队伍年龄最老的行政区之一，而且拥有更多取得agrégation资格的教师。”社会学家法比安·特隆(Fabien Truong)补充了另一点：“在郊区，除了教师年轻、薪酬成本较低之外，教师总量也不足。这同样会降低支出，这是必然的……”
虽然国家是教育经费的首要承担者，占总额的55%，地方政府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占23%。各大区平均每年为每名高中生投入约3,000欧元。在法兰西岛大区，面对高中生的愤怒，大区政府在2025年开学时曾宣称，公立高中“每名学生的支出为3,900欧元”，并称从2026年开学起将增至4,000欧元。这些数字受到法兰西岛大区议会“共产主义、生态主义和公民左翼”(Gauche communist, écologiste et citoyenne)党团主席塞琳·马莱泽(Céline Malaisé)的质疑。她批评道：“每名学生的投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法兰西岛是支出最少的大区，每名学生仅为2,181欧元。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法兰西大区主席)把一些并非惠及所有学生的青年补助也加了进去，比如帮助青年考取驾照的补助。”
高中一般运转拨款(DGFL)构成学校预算政策的基础，用于日常开支、小规模维护、能源和教学材料。法兰西岛大区发放的这项拨款，同样凸显出明显的待遇不平等。对于该大区的468所公立高中，2026—2027学年的拨款略有增长：与2023年相比增加3.4%，达到8,400万欧元。不过，塞琳·马莱泽计算指出：“如果按每所学校的学生人数折算，那么每名高中生的拨款反而会减少12.25欧元。”这位民选代表批评道：“行政当局以‘高中之间重新平衡资源分配’为名，作出了削弱经费支持的决定。”
根据《人道报》查阅到的数据，这种资源重新分配毫无逻辑可言。在塞纳-圣但尼(Seine-Saint-Denis)省，位于庞坦(Pantin)的马塞兰-贝特洛高中(lycée Marcelin-Berthelot，其拨款在2023年至2027年预算预测之间下降了10.8%，降至126,429欧元;圣但尼的叙热高中(lycée Suger)拨款也下降了10.1%，降至212,356欧元。而对另一些学校来说，却如同中了头奖!法兰西岛大区高中一般运转拨款增幅最大的学校之一，是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高中（lycée Henri-IV），其增幅达到51.7%，2027年的拨款为407,845欧元。相比之下，位于瓦兹河谷(Val-d’Oise)省戈内斯(Gonesse)的勒内-卡桑高中(lycée René-Cassin)，接收了超过1,600名学生，已经超出其容纳能力，却只获得255,683欧元，比2023年减少6%;圣但尼的保罗－艾吕雅高中（lycée Paul-Eluard）则获得377,414欧元，同样减少6%。当前这场抗议运动正是从后者开始的。
校舍翻修经费不足
“关于亨利四世高中，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塞琳·马莱泽批评道。“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每所学校的学生人数，而这恰恰是计算拨款的一项关键数据。”在巴黎，一些高中的拨款也有所下降，法兰西岛各省都是如此。但降幅最大的，是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Gautier）、让－吕尔萨（Jean-Lurçat）和奥克塔夫－弗耶（Octave-Feuillet）等职业高中。这位民选代表指出，这些学校“接收的是来自平民社区的学生”。
在法兰西岛所有高中里，塞纳－圣但尼省在2023—2027年期间遭遇拨款削减的学校比例最高，达到58.2%;马恩河谷省(Val-de-Marne)的比例为54.1%，而巴黎仅为46%。与此同时，执政的右翼决定提高对签约私立学校的日常办学补助，总额增加900万欧元。找找问题出在哪里吧……
高中生运动还揭示出校舍翻修经费的不足。法兰西岛大区声称，这方面的投入从未如此之高，并提到2017年启动的一项为期十年、总额66亿欧元的计划。瓦莱丽·佩克雷斯甚至自夸，自2016年以来已经“将高中的老旧程度降至原来的四点五分之一”。大区还宣称，“超过三分之二的高中生就读于已经改造或翻新的高中”。在塞纳-圣但尼省，据称77%的高中已经翻新，而巴黎为72.9%，瓦兹河谷省为72%。
“大区突出宣传这些建设工程，但这些宣传远未兑现”，法国统一工会联合会(FSU)法兰西岛地区共同书记纠正道。“看看某些校舍破败的状况，真是令人羞耻。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让-饶勒斯高中(lycée Jean-Jaurès)，校舍建于20世纪50年代，却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翻修。四年前确实开展了一些小修小补：新建了一座资料与信息中心(CDI)，翻修了学生事务管理处。但这些工程至今还没完工。我们已经在校园里的临时板房中待了四年。自2025年12月以来，所有工程都停了。”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在此期间，大区却出资开展不属于其职责范围的项目，例如设立安全巡查队;尤其是，它还为私立学校校舍的维护和安保提供资金。据法国统一工会联合会称，2025年，私立学校校舍获得了高达860万欧元的资助……
作者：Alexandra Chaignon
“自实行平时成绩考核以来，高中生中出现了切实的心理困扰”
学校负责人处在应对学生动员的第一线，他们发现高中资源不足。法国国民教育管理人员全国工会(SNPDEN，隶属于UNSA工会联盟)的吉尔·奥托什(Gilles Auteroche)，解释了他和同事们如何应对学生封堵学校的行动。
初中和高中校长负责各自学校的安全。一周以来，他们一直在处理学校遭到封堵的情况。据国民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称，自高中生运动开始以来，已有65名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受伤，其中包括40名高中校长。SNPDEN-UNSA全国书记吉尔·奥托什(Gilles Auteroche)对同事们成为“攻击目标”深感遗憾，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目标。
问：学校负责人在学校遭到封堵时，必须履行哪些义务？
首先要做的是给市长打电话，请其安排将垃圾桶移走，以免垃圾桶被点燃，火焰波及建筑物。随后，从法规上来说，事情很简单：《教育法典》第R421-12条赋予学校负责人在学校安全受到威胁时暂停上课的权力，无须征得上级同意。原因很简单：高中或初中校长对自己的学校负责。不过，关闭学校的决定权属于省长。学校负责人还必须向主管部门、市长、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整个学校共同体通报情况。至于治安力量，行使警察权的是市长。不过，我们有一名警方或宪兵联络员，通常在我们打电话之前，他就已经获悉了情况。
问：你们能否继续与参与动员的学生保持对话？
正常情况下，我们有高中学生生活委员会，因此学生代表仍然是我们的对话对象。不过，这也有一个局限：他们本人未必参与了这场运动。困难在于，要在参与动员的人中找到可以对话的对象。
高中生工会组织几乎已经从学校中消失。有些学生可能自称代表这些组织，但往往只是自封的。十五年前，动员通常发生在教育行政区总部或省政府门前。如今，动员发生在学校门前，并采取封堵学校的形式。这场运动是自发的，很大程度上通过社交网络组织和运作。
我们尽力保持对话，继续倾听，除非暴力行为过于严重。因为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学校负责人已经成了攻击目标，社交网络又加剧了对我们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在正常情况下并不存在。我们也对破坏的严重程度感到意外，尤其是在南特。以往的运动也曾发生冲突，但相比之下，还只是小打小闹。
问：你们是否预见到了这场高中生运动？
我们并没有察觉到多少预警信号。不过，自新冠疫情以及高中毕业会考引入平时成绩考核以来，我们确实发现高中生存在切实的心理困扰。这种考核方式使学生从高中一年级（première）到毕业年级（terminale），仿佛一直处在一场成绩的马拉松中，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以前，这种压力的上升通常只会在最终考试前十五天出现。
问：恶劣的学习条件也是学生提出的问题之一……
法兰西岛地区的校舍状况明显恶化，尤其是在郊区。应有的投资并未落实。不过，据我观察，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PACA)和奥克西塔尼大区的情况并非如此。无论大区议会和省议会由什么政治派别执政，这些地方都投入了很大努力。
问：学校里的人员短缺情况呢？
我们工会在开学时统计发现，65%的学校至少缺少一名教师，而去年这一比例是60%。教育系统的所有职业都面临吸引力不足的问题。一名合同制数学教师告诉我，他准备辞职，因为别处给他提供了明显更好的待遇。至于其他人员类别，40%的学校至少缺少一名地方政府雇员和一名残障学生陪伴辅助人员(AESH);20%的学校至少缺少一名教育助理(AED)和一名行政人员……拨款方面也是如此。先向我们宣布一笔拨款，六个月后却又撤回，我们就陷入了困境。这导致大家对制度彻底失去信任。我们做的只是应付短缺。而2027年财政法案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兆头。
问：您认为这场运动将如何结束？
我看不到这场运动有什么出路。必须继续建立对话。我担心，这场动员会一直持续到秋季假期。在此期间，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远程教学保证教学的连续性。我们具备所需的数字工具，但这很难实施。我们已经告诉教师们该如何做……
采访整理：Stéphane Guérard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加快审议“破坏者赔偿”法案
这项法案将从10月起列入参议院议程。根据法案，只要参加了一场造成财物损毁的示威，就可能被要求承担最高1万欧元的经济赔偿。这项措施仿佛成了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到国民联盟(RN)共同执着追求的目标。不过，法国国务委员会对此提出了保留意见。
政府如何回应高中生的愤怒?答案是加强镇压手段。本周末，总理办公室证实了《巴黎人报》的一则消息：议会日程将作调整，把所谓“破坏者赔偿”法案在参议院的审议提前到10月。
这项法案最初是为回应骚乱而制定的。这些骚乱发生在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于2025年和2026年两度赢得欧洲冠军联赛之后。法案规定，任何参加了发生暴力行为或财物损毁的群体聚集活动的人，都必须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甚至可以通过追缴其社会福利补助来实现。法案由内政部长的部长级代表让-迪迪埃·贝尔热(Didier Berger)推动，并于9月16日提交部长会议。当时，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法国现总理)宣布，法案将适用加速审议程序，即议会两院各进行一轮审读。但具体审议日期一直没有确定。随后，高中生运动出现，行政当局便在议会日程中找到了一个空档，以显示自己面对“暴力”并非毫无反应。
镇压机器已经启动
具体而言，法案第一条“调整基于过错的民事责任规则”，以便“追究自愿参加某项集体行动者的责任”;只要该行动导致了犯罪行为或轻罪，“无须证明这些人曾亲自造成上述违法行为所引发的损害”。因此，任何参加了最终出现财物损毁的集会的人，都可能被要求承担最高1万欧元的赔偿，即便当事人曾提醒人们应当防止事态失控，或者根本不知道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总理9月曾说明，这些款项“可以从家庭津贴和住房补助中扣除，同时保障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最低余额”。他还表示，法案经过“深入审查”后，已获国家行政法院“认可”。
这一说法多少有些过于乐观。事实上，国家行政法院在9月3日出具的意见中，对法案的影响评估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它“简略得过了头”，并且“几乎无法说明其所预期产生的政策影响”。尤其是，国家行政法院对这种“集体责任”提出了多项保留意见，因为这种责任可能被归于既没有实施相关行为、也不是其共犯的人。委员会特别指出，对于哪些损害可以要求赔偿，法案“缺少从空间和时间上界定范围的规则”。不过，这些意见还不足以让镇压机器停下来。
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当时任法国总理，马克龙的政党在议会的党首。当时说出这句话是为了回应黑人青年Nahel被警察错杀后引起的大规模城市暴动)——他曾于2024年1月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那句著名的“谁破坏，谁赔偿”——到国民联盟，包括国民联盟在国民议会提出的名称毫不含糊的同类法案《谁破坏，谁赔偿》，这项措施在右翼内部形成了广泛共识。
因此，它预计会顺利通过参议院这一关。
作者：Alexandre Fache
以下是人道报十月八日对于高中生运动的报道
高中生运动：一个历史性日子的纪实
教育 他们要求增加教师，提供有尊严的办学条件，并停止镇压。据高中生和大学生工会统计，周二共有45万人参加示威。面对不断蔓延的愤怒，政府主要选择了“维持秩序”。以下按时间顺序，回顾这场前所未有的动员。
天刚亮，高中生的动员便已在全国各地展开，得到教师、学生家长、工会成员和大学生的支持。周二，封堵行动、集会和欢乐的游行队伍在数百座城市接连出现。据高中生和大学生工会统计，法国全国共有45万人参加示威。这一天，学生们提出了改善学习条件的诉求，同时也遭遇了警察镇压。近三周以来，已有5,000多人被拘捕，其中包括4,000名未成年人。
早上6时30分：第一批封堵行动
两个多星期以来，尽管一些高中已破败不堪，数百所学校门前每天仍上演着同样的场景。每天早晨，学生们眼神中透着疲惫，架起路障，排列好垃圾桶，挂上标语牌：“对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我们是在拯救自己的未来。”、“我们要毕业会考，不要防暴警察。”、“没有老师，但不缺勇气。”、“今天封堵，是为了明天能被听见”……
本周二，太阳升起时，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在旺代省(Vendée)永河畔拉罗什(La-Roche-sur-Yon)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高中(lycée Pierre-Mendès-France)、杜省(Doubs)贝桑松(Besançon)的路易-佩尔戈高中(lycée Louis-Pergaud)，以及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Alpes-de-Haut-Provence)小城马诺斯克(Manosque)的费利克斯-埃斯克朗贡高中lycée Félix-Esclangon门前。据高中生工会联盟(USL)统计，法国本土和海外地区共有2,000多所学校被关闭、封堵或受到影响，其中900所的封堵行动得到校方许可。甚至巴黎市中心那些享有声望的高中也参与其中。亨利四世高中lycée Henri-IV门前，学生们唱着“声援、声援，声援全世界的高中生”;在私立的夏尔-佩吉Charles-Péguy学校门前，学生们知道自己“享有优越条件”，同时也希望“分享”。在这些地方，CGT、FSU和FO的工会成员前来陪护年轻人，应对各地部署的大批警力。
巴黎十七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国际高中兼初中(lycée-collège international Honoré-de-Balzac)门前，CGT工会成员强调：青年人的迫切诉求与工会的要求之间存在“共同点”。封堵行动由大约六十名学生维持，本周二已进入第三天。毕业年级学生玛蒂娅说，这所学校“还不算最值得同情的”，但校内仍然“冬天只有10摄氏度，而我们参加法语毕业会考时，温度高达40摄氏度”。
早上7时40分：晨间节目热议此事
“当务之急是作出政治回应，而不是警察回应。”在RTL电台节目中，圣但尼市长、不屈法国党成员巴利·巴卡约科(Bally Bagayoko)呼吁“缓和局势”。与此同时，国民议会社会党议员领袖鲍里斯·瓦洛(Boris Vallaud)在RMC电台宣布，他所在的党团将提交“一项法案，禁止在针对高中生示威的行动中使用LBD防暴弹发射器、驱散手榴弹以及具有致命危险的制服控制技术”。
在这一动员日，左翼希望对行政当局施加更大压力，因为总理此前列出了第一批缺乏经费支持的“工作项目”。在LCI电视台接受采访时，法国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法比安·鲁塞尔(Fabien Roussel)强调：“我现在要求他明确说明，落实这些承诺需要投入多少钱。”
“政府应当因抛弃我们的孩子而受到指责：换了八位国民教育部长，却没有任何改善现状的计划;1,500万课时没有教师授课;学校里冬天只有0摄氏度，夏天却高达40摄氏度……”
如果说国民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其办公地点位于格勒内勒街——在France Info上初步作出了回应：“我已要求所有教育行政区每天汇总所有面临这种情况的高中，并在八天内给出答复”，那么他的内政部同僚则依然态度强硬。在France Inter的追问下，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拒绝向那些躲在警棍后面、只顾所谓“事发背景”和正在进行的“调查”之后的高中生道歉。相反，他向“全体国内安全力量成员”发出了“一则支持的信息”。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容(Mqud Bregeon)则在France 2上要求“恢复秩序”，对失控行为的谴责远多于对警察镇压的谴责。而在CNews等媒体上，极右翼将高中生运动比作一场“起义”(intifada)。与此同时，国民联盟在参议院党团的新任主席埃德维热·迪亚兹(Edwige Diaz)，表示支持马克龙阵营所推动的“破坏者赔偿”法案，借此加强镇压。
上午9时30分，巴黎东部局势紧张
在距民族广场(la place de la Nation)不远的万塞讷门(Porte de Vincenne)，一群成年人组成人链，隔在埃莱娜-布谢高中(lycée Hélène-Boucher)学生与警察之间;警察正在搜查所有走出地铁的人。在警方发出最后警告之前，一名家长向前来调解的共和国保安队(CRS)警员喊道：“我们有权示威。这是一项普遍的权利：我们就留在这里。”
最后警告响起后，他又喊道：“我们是在保护自己的孩子。你们刚刚挑起了暴力。你们全副武装，真是丑闻。你们的装备投入，比学校得到的投入还多……下一次你们要打谁？打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吗？”回应他的只有一次包围、一次推搡冲击，以及催泪瓦斯。
上午10时，数以万计的示威者走上街头
在南特、阿维尼翁、马赛、昂热、雷恩、克莱蒙费朗、图卢兹、尼姆、里昂，以及其他数十座城市，人群密集的游行队伍开始前进。“像尤利西斯那样，完成一次漂亮的封堵，真幸福啊!”(译注：口号借用了法语名句Heureux qui, comme Ulysse, a fait un beau voyage“像尤利西斯那样完成美好旅程的人是幸福的”，将“旅程”Voyage改成了“封堵”Blogage。法语中两词押韵)“我们不上课，是为了给你们上一课。”、“年轻人，起来反抗吧!”口号声响彻全国各地的街道。临近中午，高中生工会联盟(USL)宣称，有25万人参加示威，而内政部公布的数字为8.6万人。
在巴黎第八大学——这所位于圣但尼、继承了诞生于“五月风暴”的万塞讷大学（l’université de Vincenne）传统的高校——学生大会决定占领一座楼，并将其开放为“面向高中生和劳动者的斗争总部”。一名女大学生高兴地说，她很欣慰看到“有教师认同我们的计划”。
上午10时50分：索邦，回望1968年
“钱是有的，就在老板们的金库里。”面对先贤祠，一小群大学生喊着口号。我们与19岁的法律专业学生马丁交谈。前一天晚上，一队共和国保安队(CRS)警员进入新索邦大学一间正在召开学生大会的阶梯教室时，他就在现场。这是自1968年以来首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新反资本主义党-反资本主义派(NPA-L’Anticapitaliste)发言人奥利维耶·贝桑瑟诺(Olivier Besancenot)在X平台上预言：“这并没有给当权者带来好运。”“警察侵犯了我们的权利”，马丁谴责道。“我在这里，就是为了维护这些权利，谴责大学生生活的困窘，并表达我对高中生的声援。”
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的工作坊负责人纳迪娜也加入了游行，支持那些“遭受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削减以及紧缩政策之苦”的人。她说，自己所在的是“一所并不缺经费的精英学校”。在这座共和国陵寝脚下，他们坐下来，默哀一分钟，向“所有遭到镇压和摧残的高中生”致意。
上午11时：朗斯，震惊之中
在小火车站门前，北部省的青年共产主义者组织了一场规模不大的集会。但他们必须到场，表达面对残酷镇压时的愤怒：周一早晨，一名15岁少年的手被一枚驱散手榴弹炸断。地方共产党议员米歇尔·卡尔博尼耶(Michel Charbonnier)和本·阿祖兹(Ben Azouz)情绪激动地说：“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未来了。他是职业高中学生，本来要靠双手工作。现在，他成了终身残疾者……”
朱利安曾在事发时站在奥古斯特-贝阿尔高中(lycée Auguste-Béhal)门前。他讲述说，那原本是“一场相当平静的集会，直到CRS来了”。从那以后，校门前的广场便空了下来。我们遇到了毕业年级学生朱莉。她描述了当时的混乱场景：“几个不是我们学校的年轻人来了。他们放了烟花，点燃了购物推车。CRS发起了冲击。其他警察开着卡车赶来。一枚手榴弹被投了出来。我看见一只手爆开了。”“我当时完全惊呆了，根本动不了。”
上午11时10分：法国共产党公布青年计划
在加入巴黎游行队伍之前，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其“2027—2032年青年计划”。计划的核心，是回应高中生运动提出的主要问题。他打算在五年内拨款50亿欧元，用于翻修校舍。其中“60%”建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法应对气候变暖带来的挑战。此外，计划投入35亿欧元招聘教师，确保缺席教师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替补，并减少每个班的学生人数。
中午12时15分：巴黎集会开始
在共和国广场，阿克拉姆刚从塞纳-圣但尼赶来。和其他人一样，他描述了学校里“破了洞的预制板墙”和“已经没有门的厕所”。自开学以来，他一直没有上过英语课;而他那些即将参加毕业会考的同学，从来没有见过数学老师。
在人群中，大家正为可能遭遇的镇压作准备，尽管内政部长声称，他已要求警察与“示威保持距离”。梅洛迪在分发FFP2口罩和生理盐水。巴黎警察局似乎急于向人们展示其警员没收的一批“战利品”：照片中有一副游泳眼镜、几个奥布特牌法式滚球，以及一条头巾。该机构在X账号上写道：“集会开始前，警察进行检查，收缴可能被用于实施暴力或造成财物损毁的物品。”
在巴黎街头，许多车队鸣笛表示支持，向游行出发点汇聚。在人行道上，律师们发放传单，告知高中生在遭到拘捕时拥有的权利。“我们希望站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边，也就是未成年人。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我们必须保护他们，因为政府镇压他们的方式，与预防和教育的原则相矛盾。”玛丽安娜·拉格吕(Marianne Lagrue)律师解释道。她旁边是一条写着“黑袍之怒”(Colère noire)的横幅。
(译注：“黑袍之怒”Colère Noire是法国刑事律师组成的行动团体，曾参与反对SURE司法改革法案的动员。其名称兼有“勃然大怒”与律师黑色法袍的双关意味。SURE是“有用、迅速且切实执行的惩处”Sanction utile, rapide et effective的法语缩写。反对者批评该法案以提高司法效率为名削弱充分审判与辩护的保障，并使处境弱势者更容易承受认罪压力。这种对权利保障的关注，也有助于理解本文中律师对高中生示威者的支持。在围绕警察暴力violences policières的争议中，他们强调示威自由、被拘捕者的辩护权及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将街头执法与后续司法程序中的权利保障联系起来。)
下午1时30分：重申诉求
媒体对暴力和财物损毁的报道，几乎让人忘记了高中生提出的要求。“令人惊讶的是，面对我们的诉求，人们听到内政部长发声的次数，比听到国民教育部长还多。他必须承担责任，辞职下台。”站在游行队伍最前方的高中生工会联盟(USL)主席里亚德·拉尼直截了当地说。在三个星期的动员过程中，不满情绪并未减弱：人员短缺、班级人数过多、在危险建筑中学习、校舍破损、窗户无法适应气候变化的校舍。新一轮行动定于周四举行。
下午2时：人潮涌动，声援高中生
“高中生和大学生，我们要学习，不要挨打。”为巴黎示威队伍开路的横幅，表达得再清楚不过。游行队伍四周，CGT工会成员沿着伏尔泰大道护送年轻人。“我们对施加于青年身上的暴力感到震惊。我们正面临着对自由的民主性威胁”，CGT塞纳-圣但尼省工会联合会书记卡梅尔·布拉米表示。他强调，这样的部署“在工会近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共产党、绿党和社会党的民选代表也戴着白色头盔，前来保护示威者。一处工地的工人在游行队伍经过时停下工作，喊道：“坚持住!”
游行队伍前方，局势逐渐紧张起来。最初几声鞭炮炸响，一个垃圾桶被抛出;人群中传来“ACAB”和“所有人都讨厌警察”等口号。有人开始投掷物品，随后出现了第一批震爆手榴弹和催泪弹，迫使被熏得双眼通红的示威者到附近街道躲避。
人群中，有许多来自塞纳-圣但尼省的教师。加布里埃尔就是其中之一，他教授历史和地理，同时也是一名毕业年级学生的父亲：“我们是一起从欧贝维利耶(Aubervillier)过来的。我们的职责很复杂：我们努力继续做教育工作者，这意味着保持中立;但我们必须迅速介入，保护学生，避免事态失控。”家长们也亮出了横幅：“愤怒的父母”“怒火中的父母”……还可以看到人们将写着“尽管只有17岁，但我们很严肃”和“马克龙，我的老兄，你被讨厌透了”的纸板标语举过头顶。
(译注：原文将“愤怒的父母”写作« Daronnes et darons en colère »，将“怒火中的父母”写作« Darons en colère »;这里的两句中文都表示家长们的愤怒。ACAB是英语“All Cops Are Bastards”的缩写，是一句辱骂警察的抗议口号。)
向北约120公里处，4,000多人在滨海塞纳省鲁昂市游行，同时谴责警察镇压和政府应受指责的无所作为。其中，一名来自贞德高中(lycée Jeanne-d’Arc)的女生说：“周一，我正准备去封堵一所高中，却因外貌而被警察针对，并遭到搜身。他们碰了我的私密部位。”她的同学拉谢尔接着说：“不得不提高嗓门才能让马克龙听见我们，这很令人难过。但一个班多达37人，我们无法继续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科尔内伊(Corneille)高中的女生布吕娜则谴责“Parcoursup带来的压力”。大学社会学教师、法国统一工会联合会(FSU)代表玛丽翁(Marion)指出，与上周在其他一些学校介入行动时相比，警察这次“平和得多”;那些学校里，“权势家庭的孩子比较少……”
望着挤满人群的街道，雷诺克莱翁(Renault Cléon)工厂的CGT工会代表、负责游行秩序维护的雷纳尔·蓬蒂(Reynald Ponty)，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期反对德瓦凯法案(la loi Devaquet)的大规模动员〔该法案旨在于1986年改革大学〕：“今天，我们费了好大劲才让工人走出来，尽管我们的工作条件从未恶化到这种程度。看到这些年轻人站起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希望这能重新带动所有人。”
下午3时：议会中，马克龙阵营疲于应对
国民议会地平线党(Horizon，马克龙的政党)党团主席洛朗·马尔康热利(Laurent Marcangeli)，开启了一场十足反乌托邦式的政府质询。他用一句话便把高中生的诉求抛到一边，转而谈起整个右翼真正关心的问题：“如今，这已经成了公共秩序问题!我们正在目睹公共服务遭到真正的破坏!”他指的是自己即将支持了十年的政府所推行的教育政策吗?不是。他针对的是高中生运动。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回答时，四分之三的篇幅都在谈论封堵行动周边发生的暴力：“极端暴力已经来到这些高中的门前。”说的是警察的暴力吗?依然不是。
绿党议员本雅明·吕卡(Benjamin Lucas)认为，这些回答“毫无人性”;他的“不屈法国”同僚玛蒂尔德·帕诺(Mathilde Panot)则指责总理在“故意拖延，任由局势恶化”。“听听高中生的声音!”民主与共和左翼党团(GDR)的共产党籍主席斯泰凡·珀(Stéphane Peu)喊道。“他们谴责按社会阶层进行的筛选，要求增加教师、减少每班学生人数，取消Parcoursup……您是否会下令缓和局势，停止盲目镇压，并约束您的内政部长?”对此，总理还回答了一个“不”。而爱德华·热弗雷则仅仅宣布：“在所有班级中安排半天的普遍讨论”，以便“客观地评估和理解局势”。
谁能理解，就让谁去理解吧……
下午5时30分：游行结束之际，气氛紧张
民族广场上的局势变得混乱。催泪瓦斯笼罩之下，人群中不断发生骚动和奔逃。休息五分钟后，《人道报》在整场示威中一直跟随的三名人权联盟(LDH)观察员，再次走入混乱的人群中心。“你没数一数他们投了多少枚GL 304手榴弹吗?”其中一人问。“得对照视频核实”，另一人回答。“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看到了他们使用一种新装备：配有频闪灯的盾牌”，亚历克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它被投入使用。”
作者：Scarlett Bain、Gaël De Santis、Alexandre Fache、Rachel Garrat-Valcarcel、Lisa Guillemin(朗斯)、Emilio Meslet、Cécile Rousseau(鲁昂)、Naïm Sakhi。
以下是Révolution Permanente对于高中生运动的两篇观点文章
阿纳斯·卡齐布：“既不能坐等工会行动，也不能押宝选举，必须自下而上建设运动”
青年群体的动员，为重新展开与政府的对抗创造了重要契机。在这一背景下，阿纳斯·卡齐布再次指出，跨工会联合协调组织的政治路线已陷入僵局，而“不屈法国”(LFI)寄望于制度内政治途径的前景也存在局限。现在，是时候推动工人运动投入这场斗争了!
我拿到了全国跨工会协调会议的会议纪要。令人震惊的是，工会官僚层的决策又一次在挽救政府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法国总工会(CGT)、统一工会联合会(FSU)、团结工会联盟(Solidaires)和工人力量总工会(FO)原本提议在10月15日举行跨行业罢工。这个日期距10月17日(学生们在社交网络上准备大规模动员的日子)仅有两天，本可以真正加速学生动员，并推动抗议运动进一步扩大。但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全国自主工会联盟(UNSA)和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CFTC)却更倾向于11月5日。而以工会团结为名，除团结工会联盟之外，其他工会最终几乎全都接受了这一安排。尽管法国总工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它仍以寻求共识为由，为这次退让辩解……
工会团结就是这样变成了一个陷阱：各工会没有去建立赢得斗争所必需的力量对比，反而为了维持各家工会标志并列在一起的表面团结，向最缺乏进攻性的策略看齐。更糟糕的是，跨工会协调组织的最终声明没有提及10月17日，而且工人力量总工会(FO)和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CFTC)还反对在声明中谴责针对高中生的“警察暴力”。就这样，连镇压问题也被排除在声明之外，而它恰恰是此次动员的核心议题。这简直令人愤慨。
这几天，不断有铁路职工同事问我，是否已经提交了针对10月17日的罢工预告。他们周末也要上班，但希望参与动员。斗争的意愿是存在的，可工会领导层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为这些意愿汇聚成共同的斗争创造条件。问题并不在于劳动者不愿意斗争，而在于他们被剥夺了集体决定如何开展斗争的手段。而这种集体决策，也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说服那些尚未准备好投入斗争的同事。
如果工会会员能够就选择10月15日还是11月5日展开民主讨论，谁会选择再多等三个星期?工会领导层自上而下地决定一切，把既成事实摆在劳动者面前，之后又会解释说，动员之所以开展不起来，是因为大家不愿意斗争。然而，恰恰是他们的策略阻碍了斗争所需的力量对比的形成。必须结束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工会团结的观念，重新掌握我们自己的组织。工会团结不会通过接受领导层的决定来实现，而要靠基层推动确立一套真正的斗争策略，由劳动者自己通过民主讨论作出决定。这是建设一场能够取得胜利的动员的必要条件。
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战略问题，也涉及体制内左翼，尤其是“不屈法国”(LFI)。不屈法国支持这场动员，其议员也出现在抗争现场。但它究竟提出了什么策略，来切实推动运动扩大?那些本应到工厂和企业门口说服劳动者加入斗争的行动小组在哪里?面对那些推行观望等待路线、使运动丧失斗争能力的工会领导层，它所开展的政治斗争又在哪里?不屈法国站在高中生身边，却没有提出清晰的策略来解决运动面临的战略难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但这并不只是缺乏主动性，而是一个根本上以体制内政治为导向的政治方案所造成的结果。不屈法国希望成为愤怒情绪的政治出口，寄望于这种愤怒能够转化为选举支持。这套策略及其行动方式适合为斗争提供支持，却无法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一场能够自下而上扭转力量对比的动员。因为，要取得胜利，就必须积极介入，扩大罢工，组织已经投入抗争的各个群体与劳动者汇合，反对工会领导层的决策，并推动参与斗争的人们从学习场所到工作场所建立自主组织。不屈法国拥有活动分子、行动小组和遍布全国的组织基础，本可以调动这些力量朝这一方向行动，但这并不是它的政治目标。
然而，1968年五月运动提醒我们，当广大劳动者与青年一道大规模投入斗争时，能够产生怎样的力量。当时，数百万罢工者加入运动，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而如今，国民联盟(RN)距离掌权仅一步之遥，这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紧迫。要让极右翼持续退却，不能靠等待下一次选举，而要建立起一种力量对比，让所有人看到：我们的集体动员能够改善每个人的生活。看看极右翼眼下在这一局势中已经有多么尴尬：它的纲领主张从初中阶段就开始实行教育筛选，同时又排斥一场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运动。当前的动员能够削弱国民联盟，但前提是，它必须帮助我们重建集体斗争的能力，争取胜利，并切实证明，劳动者能够通过自身行动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这也是体制内左翼的局限之一：无论是在动员过程中，还是在动员结束之后，它都很少提出明确的方向，来推动基层将愤怒组织起来。
总之，正是因为工会领导层试图限制动员，而政治左翼又将这些动员置于体制内政治的前景之下，我们才需要另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应当从劳动者、青年及其自身力量出发，发展基层的自我组织，使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运动、扩大运动、协调各个行业，并建立起足以赢得胜利的力量对比。这正是我们在“不断革命”(RP)所主张的，因为这就是革命组织的职责：捍卫一种革命策略，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的潜力，让我们所属的阶级和青年重新相信自己有能力开展斗争、走得更远，并为他们提供一种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前景，将当前的斗争与同资本主义制度展开对抗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明确革命的必要性，为青年开创另一种未来!
从明尼阿波利斯到法国高中：自我组织能够帮助我们抵抗镇压
针对高中生的残酷镇压令人震惊，同时也激发了团结互助的情绪。在大西洋彼岸的明尼阿波利斯，类似的情绪推动当地居民奋起抵抗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民兵组织，并通过自我组织将其击退。这场胜利能够为当前的斗争提供力量。
残酷的镇压正降临在高中生运动头上。未成年人被捕人数创下历史纪录。令人发指的画面充斥着社交网络和媒体：一名14岁的少年遭到“Cougar”发射器近距离射击，造成残损;两名高中生各有一只眼睛失明，其中一人被防暴弹发射器(LBD)击中，另一人则很可能被手榴弹所伤;一名少年在手榴弹爆炸后被炸断一只手;在特鲁瓦和敦刻尔克，反犯罪警察大队(BAC)或宪兵驾驶车辆，以全速冲撞高中生;图卢兹出动了直升机;一名高中生指控一名警察指挥官企图将其溺死;等等。
一场真正的警察恐怖正笼罩着这场运动：随着10月17日迅速临近，警方利用恐惧，迫使家长阻止高中生参与抗争，并阻挠各方的愤怒汇聚起来。因此，从政治上应对这种镇压，是一个核心问题。而自我组织，会不会正是抵抗镇压的关键?
2026年1月明尼阿波利斯近期的斗争，或许就说明了这一点。面对一场比法国更为暴烈的警察战争，当地居民决定奋起抵抗大举攻入这座城市的特朗普移民警察——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队伍。他们在2026年2月12日取得了胜利，迫使ICE的部分执法力量撤出这座城市。
从明尼阿波利斯到法国高中：镇压激起广泛愤慨
重新掌权才不过一年，特朗普就决定拿明尼阿波利斯开刀，以儆效尤：向“双子城”部署数千名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这支从美国极右翼阵营中招募人员的突击警察部队，意在落实他大规模驱逐外籍劳动者或被视为外籍劳动者的人的计划。然而，2025年12月启动的“Metro Surge”行动并未按预期展开。警察的暴行，以及两名活动人士——1月初的蕾妮·妮科尔·古德和1月24日的亚历克斯·普雷蒂——遭到杀害，掀起了美国数十年来未曾出现过的动员浪潮。
一位“双子城”居民这样描述民众中普遍弥漫的氛围，他的话也呼应了一些法国家长的忧虑：“想到ICE可能在学校里或学校附近对你的孩子——或任何孩子——下手，这种感受就会深深刻进你的身体。”然而，面对儿童被掳走、种族主义搜捕，以及针对整个街区的突袭，人们的恐惧很快就转化为令人敬佩的斗志。实施这些行动的是一支突击民兵，它从不惜流血，而且仅它一个组织所享有的预算，就抵得上一些国家维持一支职业军队的开支。一位参与抗争的教师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决心：“我们不想只是把ICE赶走，让他们转去别的地方;我们要在这里打败他们，让他们再也无法去任何地方。”
但这种抵抗并非凭空而来：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杀害后，明尼阿波利斯成为“黑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中心。在激烈斗争中形成的互助网络，如今重新被动员起来。随着劳动者，尤其是教育工作者自觉投入斗争，这些网络又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该市2022年3月教师大罢工，正为他们此次投入斗争奠定了基础。因此，明尼阿波利斯的例子表明：将镇压问题政治化，继承反抗国家种族主义的斗争传统，汇聚对警察暴力的愤慨，并通过民众的自我组织成倍增强团结互助的力量，能够迫使镇压退却。
在法国，一些集体情绪开始显现，让人联想到明尼阿波利斯那种交织着震惊、愤怒与义愤的社会氛围。几年前还难以想象的场景，如今不断出现。10月5日星期一，在梅斯，一名成年人一言不发地举着一块标语牌——“法国真的爱自己的孩子吗?”——站在刚刚向高中生投掷手榴弹的共和国保安队(CRS)警戒线前。10月3日星期五，在雷恩，一位母亲泪流满面，恳求一队队身穿防暴盔甲的警察不要冲击孩子们。警官冷冷地回答：“伙计们，别听她的。他们不是孩子。”奥贝维利耶的一位学生家长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一枚催泪弹落进了他们的课间活动场地。法律禁止我们做家长的打孩子，这很好。为什么警察却有权打我们的孩子?难道他们晚上回家时，还会想着“我打了15个”，或者“我就是这样用防暴弹发射器开枪的”?这完全不正常。
这些手段中的一部分，无疑属于国家恐怖的范畴;它们的使用由此开始成为加剧社会对立的因素。无论“不屈法国”发出的、要求人们站到警察与青年之间的呼吁是否落实，这些呼吁本身都表明了人们对镇压的愤慨有多么强烈。此外，在这场运动发源的平民社区，警察暴力问题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人们也已养成拍摄警方执法过程的习惯。这些因素在运动向全国扩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许多市中心的高中也加入了运动，以声援那些来自平民社区、遭到镇压的同学。
与此同时，在保罗·艾吕雅高中、勒阿弗尔、斯特拉斯堡的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以及文森大道，劳动者与大学生组成人链;10月6日的示威也取得了成功，其间，工人纠察队与高中生联合起来，捍卫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巴黎的铁路职工和教育工作者就是如此。这些行动表明，民众与警察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一种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变化。“法国式维持秩序”的暴力，以及内政部长要求对高中生“毫无保留”地使用的警用武器装备，在国际上引发了广泛震惊，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情绪。
面对如此广泛的团结声援，如今就连马克龙本人似乎也开始后悔发动了一场警察“闪电战”，企图压垮这场运动，但他并未质疑国家采取的极端暴力策略。与此同时，运动的庞大规模迫使一部分政界人士开始质疑防暴弹发射器(LBD)的使用，也促使努涅兹暂时叫停了造成多人肢体残损的震爆弹的使用，但这一举措只是表面上的让步。在超过72%的民众支持高中生诉求的情况下，要尝试扩大动员，并不缺乏精神上的支持力量。
唯一的出路：自我组织
正是在这里，明尼阿波利斯的例子提供了第二条思考线索。跨工会协调组织绕过10月17日，转而号召在11月5日动员，将高中生留在这段空档期里独自面对镇压——尽管法国总工会(CGT)又发出了10月13日动员的号召。面对工会领导层的观望等待，明尼阿波利斯居民采取的行动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条道路。
令特朗普的民兵队伍溃退的这套应对方式，展现出了极强的效力。面对联邦执法人员最初的袭击，明尼阿波利斯居民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邻居、孩子和城里的外籍劳动者。各个街区都建立了自己的Signal群聊，并开始行动起来。正如Left Voice的记者兼活动人士苏·米所概括的：
“街区巡逻如今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街角都能见到巡逻的人，尤其是在住宅区和移民较多的街区：两三个人步行巡逻，或是居民开车、骑自行车在附近巡视。全城的巡逻者都随身带着哨子，随时准备在发现ICE人员时发出警报，提醒居民，并动员当地的行动网络。有些街道甚至设置了路障：居民拦下车辆，检查它们是否属于ICE。”
短短几天之内，一个庞大的网络便形成了。居民组织纠察队保护学校、开展巡逻，并建立起强大的民众通信网络，实时追踪镇压力量的动向，ICE由此失去了自由行动的空间。每当其人员经过，整个街区都会动员起来;每一次抓捕企图都会遭到民众包围，居民则拍摄并记录每一次抓捕。工人与民众的团结，以及各个社区之间的联系，共同织成了一个对ICE人员充满敌意的环境。这些联系将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集体大脑，能够感知城市躯体上从中心到末梢的任何细微动静。一位居民解释说，民众阶层已经在脑海中绘制出一幅地图，标出明尼阿波利斯儿童和青少年面临危险的地点，并着手加强这些地点的防护。她这样描述：
“午餐休息时段。上下课铃声交替的时刻。人行横道。公交车站。一个上学日里寻常的活动节奏，变成了一幅风险地图。ICE也在调整行动。他们缓缓驶过。他们等待。他们把人带走。知道这些，会改变你看待一条街道的方式。”
面对ICE不断加快的攻势，居民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协调行动。最初的一批地方大会陆续召开，将一些片区的劳动者和学生家长聚集起来。一位惠蒂尔街区的居民这样解释：
“居民大会成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通过居民信任的信息来源，向民众通报情况，并广泛、迅速地传播有关占领者的信息。比如，在我所在的街区，1月14日，一个名叫‘惠蒂尔联盟’的街区组织在惠蒂尔小学召开了居民大会，吸引了800多人参加。这次大会推动了整个街区的组织工作。一个分散式的社区防卫网络由此建立起来。居民将街区划分为十多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自己的地方小组。”
仅在上城区(Uptown)和惠蒂尔这两个街区，就有近6,000名居民参与日常组织行动，约占当地人口的30%。正如另一位居民所指出的，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城市的其他街区。这一组织进程又随着2月15日“工人大会”的成立而进一步扩展。这个大会汇集了全市的劳动者，发起谴责ICE的行动，此后也开展了反对伊朗战争和亿万富翁权势的行动。但如果没有1月23日的罢工，这一质的飞跃便无从谈起。
响应部分工会和街区团体的号召，5万人在那个严寒刺骨的日子里走上城市街头，口号是：“不上班，不上学，不购物。”近700处工作场所关闭，多家企业发生未经工会正式授权的自发罢工，再加上声势浩大的民众动员，1月23日的罢工极大地增强了抗争一方的力量。它首先发挥了防御性的作用，迫使与ICE合作的市政府和地方警察退让。就在第二天，市政府宣布，当联邦执法人员陷入困境时，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将不再前往增援。
另一方面，罢工将平民社区的居民、医疗、教育、物流和服务业劳动者、公交车司机，以及高中生和大学生汇聚到市中心，在扩大运动、联合各个斗争群体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紧接着1月23日的行动，学生组织也投入斗争，号召在接下来的星期五再次举行一天的动员;然而，工会领导层却没有参与，而是采取了被动旁观的态度。最后，罢工也为民众创造了广阔的行动空间。当ICE于罢工次日杀害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时，数千人立即走上街头，将联邦执法人员赶出事发地点，并重新掌握街区的控制权。总而言之，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持续性的民众动员，使明尼阿波利斯变成了ICE的陷阱。
尽管该机构是在2002年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成立的，但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它经历了显著的转变：特朗普试图自上而下地组织那些他无法自下而上动员起来的极右翼力量。人员招募仓促、又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ICE 2.0”，押注于闪电行动的战术，以实现特朗普的驱逐目标：Turn and burn，即快速出击、速战速决。然而，在明尼阿波利斯，这支只会以极其混乱的方式开展运动战的民兵队伍，却被组织严密、行动有条不紊的抵抗力量压倒，既失去了突袭的优势，也失去了行动自由。
面对民众的抗争，其士气迅速瓦解。事实上，居民发展出了创新的战术，以挫败镇压力量的意志。苏·米还这样描述：
“每天早晨，示威者都会前往ICE人员出发执行任务的地点，抗议他们的存在。每天晚上，他们又聚集在移民执法人员下榻的酒店周围，制造震耳欲聋的噪声，让那些白天在街头散播恐怖的人，夜间也得不到片刻安宁。”
群众持续不断的抵抗，使哪怕最普通的例行行动都变得极为艰难;随着威慑能力的丧失，ICE人员的意志也开始消磨，《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反映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该机构的领导层开始担忧，执法人员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可能彻底破裂。最终，ICE结束了行动，将其大部分力量撤出了明尼苏达州。
由此，自我组织与罢工使明尼阿波利斯成功迫使全球最具镇压性、最残暴的力量之一退却。这一经验对法国的运动十分重要。在工会领导层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绕过10月17日的情况下，自我组织成为决定我们能否保护高中生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已严重削弱的勒科尔尼政府试图拖延时间、化解运动，提出在各学校内部安排一段“内部民主讨论时间”。对于一个将人打伤致残的政府而言，这完全是一场闹剧;而它一旦失败，很可能迎来更猛烈的警察冲击。因此，大学校园和教育行业中的全体大会，构成了至关重要的支点。
在这一点上，明尼阿波利斯的例子还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经验。在“双子城”，协调各个斗争群体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工作者完成的。他们的战略力量，与其说来自阻断日常运转的能力，不如说来自他们在平民社区和工人社区日常生活中的核心位置，以及连接不同社会群体的能力：他们由此成为自我组织进程的催化剂。在明尼阿波利斯：
“最初，这些行动主要是每周向这些家庭配送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很快就扩展到了远为广泛的范围。教师不仅接送学生及其家长往返学校，也送他们去赴约、参加各种活动。当一些家长无法工作时，教师和其他家长便组织募捐，帮助他们支付房租，以免他们陷入更加不稳定的处境，面临被赶出住所的风险。”
这种社会力量和道义力量也在西班牙得到了印证：在教育行业的罢工中，为回应工会官僚层接连不断的背叛，劳动者建立起了自主组织、民主运作的组织架构。因此，在法国，高中生、教职员工与教师之间的联合具有战略意义，因为这种联合可能成为孕育本地自我组织的基础，使明尼阿波利斯的经验在法国落地。
工人阶级某些群体与青年之间这种潜在的共生关系，以及民众反抗镇压的斗争文化的传播，都将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成果，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当前这场运动。这种斗争文化也得到律师工作的支持：自运动开始以来，他们一直努力将被捕者从警察局和法院里卫生条件恶劣的拘押室中解救出来。
两点初步思考
从上述思考线索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面对残暴的警察，数万名参与动员的高中生的生命受到威胁，明尼阿波利斯的经验仿佛在发出呼吁：将民众的忧虑与他们对镇压的深切愤怒一同组织起来，并依托劳动者某些群体所展现的堪称典范的团结，进一步增强抗争一方的力量。
在法国，这一点尤其关键，因为镇压力量并不具有ICE的弱点：它们纪律更严明，占据和控制现场的能力也更强。经过十多年来镇压阶级斗争的实践，再加上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上百年、得到国际认可的经验，它们极其擅长维持秩序。在明尼阿波利斯，任务是巩固一座被国家游击力量围困的城市的防御;而在法国，任务则是将高中生、大学生，以及饱受通货膨胀和紧缩政策煎熬的劳动者的愤怒汇聚起来，建立一个对抗压迫性政府的广泛阵线。
因此，自我组织对于所有正在斗争的群体都至关重要。发展跨大学、跨高中和跨行业的大会，可以推动大胆的团结互助策略：派遣工人代表团前往高中封锁现场;建立能够迅速响应、捍卫青年表达权利的互助网络;向所在学校被关闭的青年开放大学;由民众监督警方行动，等等。罢工同样至关重要，它能够遏止镇压，为运动赢得行动空间和机动能力。因此，要保护高中封锁行动和大学生示威，争取让5,000多名被捕青年获判无罪，并迫使军事化的警察退却，就必须打击国家权力物质基础的核心——雇主的利益。正是这些利益推动了紧缩政策，导致民众生活条件持续恶化，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校、高中和平民社区的衰败。通过罢工，可以用工人的盾牌护住斗争中青年的侧翼。
但明尼阿波利斯给予我们的最主要启示，首先在于主观层面。它表明，美国出现了数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斗志与决心，以及一种抵抗意愿：抵抗走向末路的新自由主义留给我们的这个日益腐朽的世界，抵抗随之而来的战争、危机和种族灭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与威权新自由主义决裂的主体意识，并不是直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斗争才显现出来的——想想摩洛哥、尼泊尔或马达加斯加的Z世代动员就知道了。但在明尼阿波利斯，它遇到了对以下观念格外认同的劳动者和民众阶层：如今不应再忍受可耻的现实，而应为更好的未来而斗争;不利的力量对比绝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而恰恰要求群众性的自我组织。今天，这股力量体现于参与运动的高中生身上：在法国，也在比利时和西班牙的高中封锁现场，面对残酷镇压，他们依然昂首挺立，甚至保持着幽默感。青年正在开辟道路，工人运动必须加入他们，并向明尼阿波利斯学习。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