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25年爆发的“Z世代运动”是尼泊尔政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与公众不满情绪在政府封禁社交媒体举措的刺激下集中释放，最终导致奥利政府倒台并提前举行大选。以反建制、反腐败为核心纲领的新兴政党民族独立党，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并实现独立组阁。尼泊尔“Z世代运动”的兴起由政治、经济、社会层面多重结构性困境与数字技术变革等因素交织叠加所致，并呈现将反腐败与追求善治作为共识性纲领、依托数字平台进行组织动员、实现从街头抗议到议会政治制度化转向等特征。Z世代通过社会运动和选举参与双重路径，深刻重塑尼泊尔政党政治格局、政治参与模式、政党话语及政策议题，推动政党政治由族群地域逻辑向代际政治逻辑转型。Z世代崛起为持续动荡的尼泊尔政党政治带来历史性变革契机，但民族独立党政府治理效能仍有待实践检验。
关键词
尼泊尔政党政治民族独立党Z世代
作者系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尼泊尔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9期，注释略
2025年席卷尼泊尔全国的“Z世代运动”直接导致奥利政府倒台，尼泊尔政党政治随即进入多方博弈过渡期。临时政府组建后，尼泊尔国内局势逐步恢复稳定，为2026年3月该国联邦议会众议院大选顺利举行奠定基础。此次大选中，青年选民借助选票集中宣泄对传统治理模式的不满，助推民族独立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并实现独立执政。这一系列事件打破传统政党长期垄断权力的格局，开启尼泊尔政党政治新进程。Z世代依靠社会运动与选举参与双重路径，已然成为驱动政治转型、重构地区政治生态的关键力量，为尼泊尔动荡已久的政党政治格局实现变革提供新的历史契机。
尼泊尔“Z世代运动”的特征
Z世代作为当前代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对象，可从三个维度进行界定。生物学层面，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将其界定为1997—2012年出生的群体，该标准得到全球学界、主流媒体广泛认可。社会学层面，Z世代属于数字技术、全球流动与社会变迁共同塑造的“社会历史代际”。该群体成长于互联网、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时代，习惯于通过网络平台表达诉求、开展社会动员、参与公共事务，其政治参与模式呈现网络化、去中心化与即时化等特征。全球政治层面，很多国家Z世代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前景持有悲观情绪，不信任传统政治精英与官僚体系，偏好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网络参与模式，并带有突出的反腐败、反建制倾向。这些代际特征为理解尼泊尔Z世代由社会运动转向选举政治的行为逻辑提供重要分析视角。
具体而言，2025年尼泊尔Z世代对应13—28岁人群，总量约920万，占全国总人口32%，是该国体量最为庞大的青年群体。与发达国家同龄群体存在显著差异，尼泊尔Z世代成长于国家政治剧烈转型期，先后经历1996—2006年内战、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新宪法落地，长期身处政局震荡、经济低迷环境，由此形成广泛认同民主价值又普遍怀疑传统政党治理能力的独特政治心态。2025年9月两大事件引燃民愤：尼泊尔政府关停Facebook、YouTube等26家主流社交媒体，被青年群体视作限制其言论表达自由;省级官员肇事逃逸后，时任总理奥利淡化处理此事。2025年9月8—9日，长期累积的不满情绪转化为全国性抗议浪潮，最终导致奥利内阁下台、联邦议会众议院解散，并促成2026年3月提前举行众议院大选，民族独立党借此契机上台执政。此次变革并非常规意义上的政党更迭，而是Z世代作为新兴政治力量，依靠自身独特组织逻辑与行为模式参与国家政治的集中体现，其核心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
2025年9月8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当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该国腐败问题并反对政府实施的社交媒体禁令。(reuters/IC photo)
第一，反腐败与追求善治的共识性政治纲领。尼泊尔“Z世代运动”的凝聚力主要源于参与者对既有政治体制的普遍否定。运动的核心诉求聚焦反腐败、反对特权庇护与终结传统政党的治理垄断，参与者明确将“腐败与善治”作为两大基本议题并由此实现广泛团结。然而，建立在“否定性共识”基础上的运动模式本身也存在结构性短板。多数参与者基于抗议势头投身其中，并未形成成熟、完整的政治认知。“Z世代运动”只致力于推翻旧秩序，并未提前构建好系统的制度替代方案，这一短板在民族独立党上台执政后得到部分弥补。
第二，数字平台驱动的组织动员机制。一方面，该机制体现为一种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尼泊尔“Z世代运动”不存在固定领导核心，整个运动的发起、传播与协调高度依赖去中心化的数字平台。前期，TikTok、Instagram等短视频平台成为青年群体曝光政客及其子女奢靡生活、宣泄治理不满的主要阵地。在政府封禁主流社交媒体后，青年抗议者随即借助VPN接入Discord、Reddit等平台维持组织联络。另一方面，该运动催生扁平化新型参政模式。青年组织“Hami Nepal”在Discord搭建的社群空间“青年反腐败”短短几天便吸纳14.5万余名成员，社群依靠实时语音会议、线上投票，推举前首席大法官苏希拉·卡尔基出任过渡政府总理，所有成员均可直接发言、参与投票。在传统政治力量瘫痪之际，该社群事实上承担了“虚拟议会”功能，直观展现数字民主特质，凸显尼泊尔Z世代将数字工具转化为政治工具的独特能力。
第三，从街头抗议到议会政治的制度化转向。在尼泊尔传统政治格局中，老牌政党长期垄断议会席位，民众诉求大多只能通过街头抗议表达，很难进入制度化政治渠道。此次运动呈现新特征，街头抗议虽仍为主要动员与施压手段，但青年抗议者已开始有意识地探求进入议会政治的制度路径。这一群体借助虚拟议会推举临时总理，确立过渡政府合法性，等正式竞选开启后再进一步将街头积聚的民意转化为选举政治的组织资源。比如，民族独立党利用TikTok、X等数字平台精准触达选民，将反腐、善治与青年就业等民意诉求转化为具体政策纲领。赢得大选后，青年抗议者通过该党跻身国家决策机构，获得体制内表达诉求、开展协商的政治空间和平台。这标志着尼泊尔“Z世代运动”实现了从街头抗议到体制内议会参政的实质性转型。
综上，尼泊尔“Z世代运动”呈现由共识凝聚、数字动员到制度化转向的完整行动逻辑。在纲领层面，以反腐败与善治为核心内容的“否定性共识”凝聚起跨阶层力量;在组织层面，借助去中心化数字平台搭建扁平化动员网络，突破传统政党层级运作模式;在制度层面，顺利实现从街头抗议到议会参政的制度化转变。短短数月间，尼泊尔Z世代完成从社会运动参与者到体制内执政力量的身份转换，极大冲击并重塑该国长期固化的传统政党政治格局。
2025年11月11日，作为“首投族”，同为21岁的情侣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地区选举办公室外展示他们的选民注册证明。(中新社图片)
尼泊尔“Z世代运动”兴起的动因
尼泊尔“Z世代运动”并非源于其政治意识的偶然觉醒，而是多重深层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后的集中爆发。尼泊尔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多重困境与数字技术变革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此次“Z世代运动”爆发的深层动因。
第一，传统政党政治的系统性失效。长期以来，尼泊尔大会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三大传统政党轮流执政，牢牢把控国家政治权力。2015年新宪法颁布至“Z世代运动”爆发的10年间，三大政党精英轮番执政，总理职位更迭多达7次。为拉拢不同派系、维系脆弱执政联盟，各政党领导人频繁调整内阁，累计有285人384次出任部长及以上职务。地方政府层面，33人41次出任省首席部长。政坛人员固化、政策缺乏连续性等乱象，透支部分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的信任。与此同时，由于政坛资源长期被传统政党垄断，青年群体上升空间被严重挤压。尼泊尔人口中位年龄仅25.3岁，议会却长期被年长政治人物把持，2022年议会中40岁以下议员仅占11%，三大政党议员平均年龄均超50岁：尼泊尔大会党54.35岁、 尼共(联合马列)54.17岁、尼共(毛主义中心)50.77岁，代际失衡问题十分突出。三大政党借助庞大的附属组织网络渗透公共领域，部分政党骨干异化为垄断政府合同、侵占公共资源的“政治中间人”，普通民众办事被迫依赖其特权网络。国家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幅削弱传统政权合法性。虚假不丹难民诈骗案、拉利塔尼瓦斯土地侵占、博卡拉国际机场建设贪腐等丑闻相继曝光，凸显政坛跨党派系统性腐败问题，严重冲击老牌政党民心基础。
第二，代际经济困境与青年生存危机。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的代际经济困境，使青年群体的生存危机日益凸显。一方面，传统生存根基被逐渐瓦解。半个世纪前，农业产值占尼泊尔GDP的67%，承载了超九成人口的生计，到2024/25财年，农业占比已大幅降至25%。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但发展乏力的工业和虚假繁荣的服务业难以提供充足稳定岗位，大量青年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无法享受基本劳动保障，由此形成“农村空巢”与“城市无根”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教育回报大幅缩水。每年超50万名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涌入劳动力市场，失衡的产业结构却难以供给适配其学历与期望的就业岗位。国际劳工组织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尼泊尔高校毕业生失业率高达26.1%，为无学历群体的3倍。高昂的教育投入本应成为阶层跃升的阶梯，但在结构性失业与就业市场失衡的背景下，反而加剧了部分青年的被剥夺感与心理落差。多重困境使大量劳动力远赴海外谋生，由此催生难以破解的经济恶性循环。当前逾600万尼泊尔人在海外从事高风险、低收入工作，其侨汇占国内GDP总量的28%，维系着服务业近乎半数的产业规模。这些侨汇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衰退，持续消解政府培育实体经济、完善本土就业体系的改革动力。
第三，互联网的兴起、社交媒体的普及与全球青年政治诉求浪潮的催化。尼泊尔“Z世代运动”的爆发，与当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首先，日趋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为运动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截至2025年末，尼泊尔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6%，全国社交媒体活跃用户突破1480万。其次，社交媒体凝聚的集体动员力量在本轮运动中释放出来。一方面，网络空间为青年长期积压的阶层怨恨提供视觉化表达渠道。另一方面，算法机制的裂变式传播特性极大提升社会动员效率。尼泊尔Z世代创作的相关抗议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后，24小时内播放量突破13.5万次，极大调动青年情绪并推动事态升级扩散。与此同时，全球性青年抗争浪潮为本次运动爆发提供重要外部催化。尼泊尔2025年9月的抗议活动并非本土孤立事件，而是全球范围内青年抗争浪潮的区域性缩影。这波浪潮中，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摩洛哥、马达加斯加、秘鲁和保加利亚等国都出现了青年主导的示威。互联网取代传统政治组织模式成为思潮传播的主要媒介，推动“Z世代运动”实现跨国扩散。在此过程中，数字平台不再局限于基础通信功能，而是跃升为凝聚跨国青年价值认同、构筑各国青年情感认同的重要媒介。
第四，传统治理模式与青年现实诉求的失衡。传统政党政治系统性失效与经济困境的双重压制，促使Z世代政治认知与价值取向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主导社会舆论的2006年人民运动、毛派武装冲突等宏大叙事日渐消解，青年群体不再执着于空泛的意识形态承诺，转而迫切追求就业、医疗、教育、反腐败等问题的现实解决方案。Z世代拒绝以牺牲当下生存发展权益为代价换取远期政治承诺，越发关注政府治理效能、社会公平与制度透明度。最终，这场没有政党旗帜与意识形态宣言的反腐败运动，表明传统治理模式难以对青年现实诉求作出有效回应，标志着尼泊尔政党政治正式迈入以青年民生诉求、公平诉求为核心驱动的新阶段。
上述因素层层交织、相互叠加：传统政党政治的系统性失效构成核心政治诱因，代际经济困境与青年生存危机提供社会现实基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普及提供关键动员引擎，传统治理模式与青年民生诉求的失衡则成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多重矛盾长期积累、共同作用，最终将青年群体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转化为重塑尼泊尔国家治理与政治格局的强大变革力量。
2026年3月27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尼泊尔新总理巴伦德拉·沙阿(前排左三)在总统府宣誓就职。(zuma/IC photo)
Z世代推动下尼泊尔政党政治新变化
2026年3月尼泊尔联邦议会选举中，传统政党遭遇历史性挫败，民族独立党凭借压倒性优势迅速崛起。议会格局由此从碎片化多党联合转向一党独大，权力分配逻辑也从族群、地域政治逐步向代际政治过渡。青年群体突破助选者角色实现参政跨越，各政党话语体系亦随之革新。国家治理层面同样出现深刻转向：反腐与问责落地为具体行动，经济发展取代政治博弈成为优先方向，行政效率与数字治理同步推进。这些变化共同构成尼泊尔政党政治在Z世代推动下实现转型的清晰图景。
第一，政党力量格局重构。一方面，新兴政党强势崛起、传统政党历史性溃败，是本轮政治变革的显著特征。在2026年3月的联邦大选中，民族独立党赢得众议院席位182席，席位占比高达66.2%，距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绝对多数(184席)仅差2席。这是尼泊尔自2008年建立联邦民主共和国以来，单一政党在众议院创下的最强席位优势。与之相对，传统政党则遭遇历史性溃败：尼泊尔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整合组建的尼泊尔共产党分别仅获38席、25席、17席，传统马德西政党一席未得。政坛元老中，除普拉昌达等少数人当选外，奥利、德乌帕等老牌领导人纷纷落选。即便是尼泊尔大会党新生代改革代表、新任党主席加甘·库马尔·塔帕(Gagan Kumar Thapa)，也在核心选区直选失利。另一方面，政党政治格局从多党联合走向一党独大。自2008年尼泊尔废除君主制、建立联邦民主共和国以来，其已经历15次政府更迭，执政权力循环流转于尼泊尔三大传统政党之间，且历届政府均无法顺利完成5年法定任期。联盟破裂、不信任案、内部倒戈、议会僵局等问题频发，联合内阁频繁倒台，成为尼泊尔政党政治顽疾。仅2022年12月至2025年9月，三大传统政党便联合小党拼凑出4届不同执政联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6年3月上台的民族独立党手握议会绝对多数席位，无须依靠多党联盟即可独立组阁、自主推进立法议程，有望改善过往政局动荡的局面，提升政府稳定性、政策延续性与行政立法效率。
第二，族群、地域政治转向代际政治。长期以来，尼泊尔政治权力分配深嵌于族群地域网络之中。2026年大选前，人口占比仅27%的婆罗门、切特利群体占据议会半数席位;总人口占14%的达利特人仅获6%议席，高种姓群体长期垄断权力的政治格局十分突出。与此同时，各政党竞选策略、选民投票高度依赖地域性特殊议题，如马德西省聚焦身份政治、公民身份法律，蓝毗尼省则围绕土地纠纷、首都迁移等地方诉求展开博弈。但2026年3月大选结果表明，这套根植于族群、地域的传统权力分配格局，正朝着代际政治方向发生深度转向。从立法层面看，青年选民普遍青睐以变革、反腐、善治等代际核心诉求为纲领的政党与候选人。尼泊尔选举委员会数据显示，新一届议会165名直选议员里，40岁以下青年议员共71人，占比43.03%;对比2022年大选仅10名青年议员，规模实现6倍增长;从政党层面看，71名青年议员中民族独立党有62人，占比87.3%，尼泊尔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分别有5人、2人。这一数据直观反映出选民对廉洁执政、政务问责与治理实效的普遍诉求，代表青年群体的政治支持力量正由以族群、地域为根基的传统政党，转向以代际民生议题为核心的新兴政党。从行政层面看，政治新人与技术官僚成为核心执政力量。巴伦总理组建的15人内阁中，40岁以下年轻部长共计10人，占内阁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内阁整体平均年龄仅38岁。其中最年轻的教育部长萨斯米特·波卡雷尔年仅29岁，年纪最长的财政部长斯瓦尼姆·瓦格尔也仅51岁。内阁成员大多具备工程、经济等高等教育背景与技术官僚从业经历，无资深政坛履历的政治新人占比高达77%。这一人员结构标志着年龄与学历等正成为尼泊尔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因素。
第三，政治参与模式革新。一是融合传统基层动员与线上数字传播的“混合竞选”模式，这是2026年尼泊尔大选最鲜明的特征。传统竞选物料需求大幅萎缩，加德满都印刷从业者坦言，本届选举订单规模远低于2022年大选同期水平。这一行业变化源于政党竞选策略向数字渠道倾斜，各参选主体大幅增加社交媒体付费推广。Facebook广告库数据显示，仅巴格马蒂省在2025年11月至2026年2月间，政治广告投放金额就达16453美元。与此同时，尼泊尔选举委员会积极与TikTok等主流数字平台建立常态化监管合作机制，推动形成线上精准投放与线下群众动员并行的“混合竞选”新模式。二是青年突破传统政治参与路径，参政形态多元。2026年4月“选票与声音：青年对话”活动提出，青年已不再局限于选民角色，已然成为各级政治参与者、社区动员者、选举监督者与公共议题发起者。青年身份也从传统政党框架下的“助选者”转向独立“参选者”。在旧有格局下，青年群体仅依靠政党青年翼、学生会或工会等组织依附党派参与助选。而2026年大选涌现大量无传统体制履历的青年独立参选者、新政党青年候选人，打破传统参政模式。
第四，政党纲领与话语转向。“Z世代运动”重塑2026年大选各主要政党的政治话语与竞选纲领。其一，民族独立党率先实现话语转型。传统政治话语通常将青年定义为“未来的领导者”，而民族独立党发布的《2026年誓言书》将Z世代青年定位为“今天的利益相关者”，这一表述直接把青年议题摆在政治议程的优先位置。其二，“Z世代运动”倒逼各大政党调整竞选纲领。四大主要政党均在竞选宣言中回应Z世代提出的各项诉求。尼泊尔传统政党大多围绕创造就业、反腐败、技术赋能等宏观方面作出承诺，但相关政策缺少具体实施路径与时间安排。与之对照，民族独立党将Z世代诉求置于竞选纲领核心，出台一系列更为清晰、可量化的改革举措，覆盖数字化行政、零工经济立法、“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医疗改革等多项议题。赢得选举后，民族独立党推出“100点善治议程”，明确带有完成时间约束的百项改革任务，相关政策正稳步推进落实。
2026年3月26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尼泊尔众议院新当选议员进行集体宣誓。图为民族独立党主席拉比·拉米恰恩(左二)进入会场。(中新社图片)
第五，治理议题与政策导向更新。Z世代推动尼泊尔众议院首次形成跨党派政策共识。在反腐与问责领域，新政府将调查“Z世代运动”相关事件、核查1990年以来公职人员资产情况列为优先施政任务，并重启搁置已久的过渡司法程序。传统政党过往虽多次作出反腐承诺，但在长期联合执政阶段，腐败问题始终难以根治，持续引发民众普遍不满。民族独立党上台执政后，主动公开全体内阁成员资产信息，将政府部委数量由22个缩减至18个;废止3月26日政权更迭前所有党派政治性人事任命，总计1594人。一系列举措推动反腐与政治问责从竞选口号转变为切实治理行动。经济层面，新政府将经济发展确立为首要任务。传统政党长期奉行“重政治、轻经济”发展模式。“Z世代运动”爆发后，青年群体围绕就业、收入与发展机会提出迫切诉求，严重冲击各政党原有政策议程，倒逼全国形成“经济优先”的统一政策导向。民族独立党顺应这一民意转向，设定五年经济中长期目标：实现年均7%经济增速、经济体量逼近10万亿卢比、国民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配套制定百日、半年、年度行动计划，出台一系列配套举措，用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扶持本土产业生产、持续扩大全社会就业规模。制度层面，新一届政府更加注重优化行政办事效率、夯实整体治理能力。为回应Z世代群体现实诉求，新政府主要从两大方向着手推进改革。一是推进宪法层面的治理体系改革。宪法修正工作组提出直接选举制、赋予海外尼泊尔人投票权、司法机构以及宪法机构改革等提案，以增强治理体系对社会需求的回应。二是加快数字治理转型。“数字”一词在“100点善治议程”中出现多达23次，政府正逐步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与电子政务的投入，以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结 语
“Z世代运动”推动尼泊尔实现近年来最深刻的政权更迭。民族独立党凭借议会优势席位，或可打破该国近20年政府频繁更迭、执政联盟反复瓦解的恶性循环，为国家改革发展筑牢政局基础。但选举的压倒性胜利无法直接转化为成熟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这支依靠青年民意崛起的新生政治力量，正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与外部约束的重大考验。治理层面，新政府存在明显治理能力短板。执政团队依靠社会情绪动员上台，缺乏系统施政经验，专业治理能力支撑不足，制约改革举措转化为民生与经济实效。同时，政府宏大的改革目标与薄弱的行政效能严重失衡，基层治理薄弱、政策执行失范、关键立法滞后等问题制约改革措施落地。执政党内部党政二元结构矛盾公开激化，党章修订引发派系权力博弈、领导层分裂，大幅削弱执政凝聚力与稳定性。外交层面，政府秉持激进民族主义、对印强硬的策略，或将对其国际环境形成制约。总体而言，尼泊尔Z世代推动的政治变革仍处于试错阶段，未来发展取决于新政府能否完成从 “颠覆旧秩序” 到 “建构新治理” 的重大转型。
【本文是202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尼泊尔政党政治演变及其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5XGJ02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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