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链接:《巴西大选背后|唐罗霸权与买办资本:卢拉政府的双重枷锁》
【原公众号编者按:2026年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结果出乎民调预期,左翼领导人卢拉得票落后右翼候选人小博索纳罗,超3300万选民选择弃权,卢拉政府陷入严峻政治困境。作者根据巴西政治经济学家、社会运动界领袖、媒体记者、纪录片导演等的观察分析,仔细梳理压在卢拉政府肩头的“三座大山”:霸权围堵、买办林立、民生沉疴。卢拉政府当下遭遇的危机,不能简单归结为单一的国内治理失误,而是美国霸权外部干涉、本土买办资本牵制、数字技术对选举的干预、长期累积的民生沉疴多重矛盾交织叠加的产物。厘清这套内外叠加的矛盾根源,有助于理解巴西左翼的现实困境,也为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提供借鉴反思。
全文分为两个部分,本文为第二部分,进一步剖析卢拉遭遇的多重约束:跨国资本深度培植巴西本土买办阶层,传统大资产者、新兴资本、舆论媒体资本共同绑定外部利益,通过股权渗透、国债枷锁、议会游说等手段,阻挠资源国有化与社会结构性改革。与此同时,AI算法、社交平台成为美国干涉拉美选举的新式工具,借鉴哥伦比亚干预先例,境外技术力量借助深度伪造、流量操控、预测市场等方式介入巴西大选,卢拉阵营还遭遇海外平台内容限流。博索纳罗执政时期留下深重民生创伤,卢拉虽推行部分修复政策,但受高利率、国会掣肘,民生改善不及民众期待,催生大规模选民弃权。巴西危局是外部霸权干涉、国内资本桎梏、数字技术干预与民生沉疴交织的产物,其走向也关乎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巴西大选;选民弃权;人工智能介入选举;卢拉;博索纳罗

2026年7月9日,巴西利亚晨曦宫。无地农民运动(MST)领导人若昂・佩德罗・斯泰迪莱(João Pedro Stédile)、塞雷斯・哈迪什(Ceres Hadich)、若昂・保罗・罗德里格斯(João Paulo Rodrigues)与卢拉总统会面。图片来源:官方通稿。
(二)跨国资本收买巴西各类资产阶级,使其扮演买办集团,把持本土自然资源
巴西坐拥全球顶级资源禀赋:粮食、淡水、矿产、石油,且地处南大西洋,出口航道不依赖霍尔木兹、马六甲等咽喉要道,这让巴西成为美国霸权垂涎、志在攫取的头号战利品,就像“蛋糕上的樱桃”,必须阻止巴西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避免完整主权大国出现在西半球。跨国资本并不直接接管全部国家机器,而是收买、改造巴西本土资产阶级,分化为旧大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自由派媒体资产阶级,共同扮演买办角色,牢牢控制本国资源。
第一,传统大资产阶级,自始至终拒绝巴西完全独立自主。历史上,巴西大地主、矿业寡头、农业出口寡头习惯于依附外国资本,优先保障出口利润,牺牲本国工业化。斯泰迪莱批判巴西食利资产阶级其财富绝大部分不是来自生产,而是国债利息投机。巴西财政部每年高额国债利息源源不断流入少数富豪口袋,21名资本家精英可以直接进入总统官邸晨曦宫(Palácio da Alvorada)和卢拉总统会谈,参与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他们并不追求本国完整工业体系,而是希望维持资源出口模式:把铁矿石、大豆、矿产廉价输出海外,进口工业制成品。一旦政府推动资源国有化、向富豪征税,就会立刻集体反对。埃斯科巴评价:巴西旧精英属于全世界最落后精英群体之一,始终不愿意让巴西释放自身潜力为本国谋发展。
第二,新兴资产阶级,伴随大宗商品繁荣崛起,同样依附跨国资本。大豆农业巨头、大型建筑企业、互联网新富豪,表面上是本土企业,实际大量和国际粮商、华尔街基金建立合资企业。例如巴西大豆巨头,和跨国粮商成立合资公司,掌控大豆种植、仓储、港口出口全链条,巴西农业巨额利润大量流向海外股东,本国只留下微薄加工收益。淡水河谷、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股权大量被美国资本掌控,即便名义上属国有,也受到海外股东巨大压力,一旦国有化改革触碰海外资本利益,就会遭遇资本市场反击。博索纳罗执政时期大规模推动私有化,就是买办资本的高光时刻,大肆抛售国有矿产、能源资产。
第三,自由派媒体资产阶级,掌握《环球报》、《圣保罗州报》(O Estado de S. Paulo)主流媒体,形成舆论买办。这部分资本选票基础不大,但掌握舆论塑造权。他们内部存在分化:一部分完全支持博索纳罗;另一部分可以有条件接受卢拉,但前提是卢拉不能进行结构性变革,必须接受财政紧缩、维持央行高利率,不能触碰资本利益上限。他们可以容忍卢拉微弱胜选,但绝不允许卢拉代表工人阶级深度改革。他们日复一日向全社会输出新自由主义叙事,妖魔化土地改革、国有资源开发、向富人征税等左翼纲领,限制进步力量的话语空间。
第四,小资产阶级群体被意识形态俘获,间接服务买办资本利益。小商贩、服务业从业者、自由职业者构成庞大小资产阶级,他们很多人违背自身经济利益,投票支持博索纳罗。并非博索纳罗政策可以改善他们生活,而是社交媒体、宗教、媒体长期输出保守意识形态,把国家改革渲染为对个体自由的威胁。斯泰迪莱分析,这部分群体在内陆地区力量强大,他们虽然不是大资产所有者,却在社会层面放大买办资本的政治诉求,成为右翼重要群众基础。
买办资本集团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有多重手段。第一,股权渗透,通过资本市场稀释国有企业国有股份,即便名义上保留国有外壳,但重大经营决策也要迎合海外股东。第二,国债金融枷锁,维持极高利率,让政府财政被债务捆住,没有资金去推进工业化、土地改革。第三,舆论围剿,媒体把土地改革、矿产国有化宣传为“经济灾难”,制造社会恐慌。第四,议会游说,资助国会议员,阻挠进步法案落地,即便卢拉上台,右翼控制议会就可以否决改革。
埃斯科巴警告:如果博索纳罗家族上台,巴西就会彻底沦为新殖民地,本国丰富资源将以白菜价格被北美资本掠夺,只有少数巴西买办精英分得残羹剩饭,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享受本国的资源红利。斯泰迪莱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巴西应当效仿20世纪30年代巴西前总统瓦加斯(Getúlio Vargas,1882–1954)建立国有公司,统筹关键矿产资源,推进国家再工业化;可惜这套改革方案,会遭到本土买办资本与跨国资本联合狙击。
(三)美国人工智能介入哥伦比亚大选,并渗透巴西第一轮选举
传统干涉手段(政变、金钱资助反对派)成本高,容易留下证据。进入2020年代,美国转向以人工智能、预测市场、算法干预计票系统作为新干涉武器。半岛电视台专题指出,帕兰提尔(Palantir)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代表的军工数字复合体,已经把拉丁美洲当作算法干预民主制度的试验场。埃斯科巴分析这套技术干预逻辑,并且把哥伦比亚选举作为已经确认的先例,警示巴西大选风险。
哥伦比亚大选是第一个被公开爆出技术干预的案例。哥伦比亚前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公开指控大选遭遇境外网络干预,哥伦比亚调查确认,一台以色列服务器介入本国计票流程,算法操纵选票统计结果。哥伦比亚案例给拉美敲响警钟:干预不再需要军队上街,远程服务器就可以介入选举流程,且取证极为困难。帕兰提尔软件已经在以色列用于针对巴勒斯坦人口的目标筛选,这套人口画像、大数据归类的工具,稍加改造就可以应用于选举场景:收集全体选民数据,划分画像,定向投放虚假信息,甚至干预计票服务器运算逻辑。

2026年5月31日,波哥大。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1号投票站投票并发表讲话,总统选举投票正式开启。(胡安乔・托雷斯,阿纳多卢通讯社)
全球最大预测市场保利市场Polymarket,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帕兰提尔联合催生的机构,这不是普通民间博彩预测平台,是美国军工数字复合体的延伸。保利市场最反常的现象是,当巴西绝大多数民间民调全部判断卢拉拥有优势的时候,保利市场在巴西第一轮投票两天前就精准锁定最终选举结果,远远领先全部传统民调机构,引发巨大争议。埃斯科巴提出质疑:如果仅仅是市场博弈,不可能如此精准预判结果,这暗示情报机构提前掌握选举走向,甚至计票流程本身被算法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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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直接篡改选票数据库痕迹明显,容易被司法取证。因此,技术干预更加偏向精密隐蔽路径:第一,利用AI大规模生成深度伪造内容,在社交平台定向投放,针对摇摆选民群体推送虚假叙事;第二,算法流量操纵,放大右翼内容,限流左翼进步话语,改变选民信息环境;第三,远程入侵计票服务器算法,不是直接修改选票数字,而是通过复杂算法偏移统计权重,结果偏移幅度不大,刚好足以扭转选情,普通审计很难识别;第四,预测市场作为情报反馈回路,情报机构可以把已经干预得出的预期结果反映到保利市场市场价格,提前向外释放信号。
当然,埃斯科巴也承认,用直接实证证明巴西计票算法被篡改依旧非常困难。巴西本土信息技术专家面临巨大挑战,攻击来源高度隐蔽,跨境服务器层层跳转。即便不能拿到直接司法证据,外部技术干预风险已经实实在在摆在第二轮大选面前。与此同时,数字干预不止发生在计票环节,还体现在选举动员层面:诱导弃权就是数字干预重要手段。社交媒体不断推送“选举结果早已定局,投票没有意义”的叙事,消解底层民众投票意愿,这正是3300万弃权票形成的助推因素之一。
2026年10月10日,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发表声明,指控科技巨头Meta干预选举,具体如下:Meta(脸书、Instagram的母公司)旗下平台出现多起限制其竞选内容传播的情况。近几日Meta“禁止卢拉总统账号对Instagram首页帖文进行付费推广”,其官方账号一条帖子还出现“浏览量统计中断,帖文传播覆盖面受损”的状况。在首轮投票之前,卢拉以及其他左翼领导人的账号“突然无法被Instagram搜索到”。他们已经就社交平台屏蔽一事,向选举法院正式提交申诉。
这套技术霸权逻辑下,民主已经被改造:不需要坦克,依靠硅谷技术、AI 算法、境外服务器就可以塑造他国选举结果。而拉美国家普遍缺乏自主数字技术能力,服务器、社交平台全部掌握在美国企业手中,主权防御能力十分薄弱。

人工智能协助指挥官快速作出战场决策。照片:美国陆军
(四)右翼自2018年逐步掌权,遗留民生沉疴,卢拉上台民生改善有限,民众失望催生3300万大规模弃权票
2019年博索纳罗上台开启巴西右翼统治时期,经济政策服务买办资本,社会福利遭到拆解,通胀高企,工资购买力下滑、债务危机、公共服务衰败,给巴西留下沉重的民生烂摊子。卢拉2023年重新执政之后,虽然部分修复社会政策,但受制于央行高利率、议会阻力、资本外流压力,无法彻底扭转深层结构性困境,普通民众没有感受到生活实质性改善,大量曾经是左翼票仓的民众陷入失望,首轮大选出现超过3300万选民弃权,成为卢拉政府最大的国内危机。
巴西记者西奥・达拉分析,博索纳罗时代,民生十分凋敝。博索纳罗政府取消最低工资实际涨幅,废除食品价格管控;新冠疫情治理彻底失败,死亡人数几近70万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公共福利被压缩;物价飞涨。根据巴西全国工会统计和社会经济研究所(Departamento Intersindical de Estatística e Estudos Socioeconômicos)统计,2019‑2022年,圣保罗基础生活物资套装价格累计上涨80.3%,房租同期上涨22%,底层民众工资购买力缩水接近20%。非正规就业大规模扩张,大量劳动者没有《劳工法》保护;博彩平台资本涌入,专门掠夺贫困家庭,家庭负债成为普遍现象。博索纳罗执政时期酿成的经济创伤,不会随着卢拉上台立刻抚平。

巴西圣保罗贫民窟,简陋民居与后方高层公寓构成强烈阶级空间反差,反映巴西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拉洛・德・阿尔梅达(Lalo de Almeida)/ Panos Pictures,2010年代摄,2021年刊。
卢拉上台之后,确实做出部分修复:恢复最低工资实际增长,名义涨幅超过33%;通胀增速放缓,恢复部分社会救助项目。但是,物价并没有跌回从前水平,仅仅是涨价速度变慢。巴西著名智库、南美洲最大智库瓦加斯基金会(Fundação Getulio Vargas)数据显示:2018年,一份最低工资可以购买2.17份基础生活物资;博索纳罗末期只能买1.5份;卢拉时代恢复至1.9份。叠加房租负担,对比2018年,底层刚需购买力依旧存在10%缺口。70%的巴西家庭月收入不超过两份最低工资,这部分群体感受最为强烈。
更深层阻碍来自结构性枷锁。巴西央行维持极高的利率,是资本力量施压的结果,高额利息消耗国家财政,挤压本可投入住房、交通、医疗的公共预算。卢拉政府想要推行的改革:做五休二工作制、免费大都会公共交通、大众住房计划、封禁博彩软件、向富豪征税、零毁林环保政策,全部遭遇国会阻力。斯泰迪莱批评,即便卢拉有心变革,但是右翼在参众两院的力量强大,很多进步法案直接被搁置,底层民众看不到变革落地,产生巨大心理落差:投票选了左翼政府,但期待的改变迟迟不来。
民众失望直接转化为3300万张弃权票。巴西法律规定投票是公民义务,主动弃权本身就是强烈的政治抗议。泰奧·達拉分析,这批弃权选民主体是劳动者,很多原本属于劳工党传统票仓。49%民众不认可卢拉第三届政府施政,仅有44%表示认可,这个比例几乎和卢拉第一轮得票率完全对应。很多底层民众逻辑是:“投卢拉,生活没有明显变好;投博索纳罗,生活会更糟,但我也看不到希望,干脆不去投票。”
造成大规模弃权有多重叠加因素。第一,现实生活压力:负债、高物价、住房压力,民众对政治承诺丧失信任;第二,卢拉竞选叙事失误,竞选早期反复回顾过去执政成就,缺少解决当下普通人苦难的现实的纲领,没有直面民众的失望情绪;第三,社交媒体的诱导弃权宣传,右翼算法不断传播“选举早已内定,投票没有价值”,消磨投票意愿;第四,大量摇摆的城郊女性选民(决定大选走向关键群体)没有被充分动员,官方竞选物料不足,只靠社交媒体线上宣传,而WhatsApp充斥流言,线上很难真正说服选民,斯泰迪莱批评强调,真正争取摇摆选民必须依靠社区面对面走访,而官方竞选活动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第五,政治疲劳,民众厌倦精英内斗,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关心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间的博弈,只关心自己吃饭房租,当政治辩论脱离生存现实,民众就选择远离政治。
不过,必须厘清一个关键点:3300万弃权不等于全部转向极右翼。很多弃权者既不狂热支持博索纳罗,也对卢拉感到失望。这也是第二轮卢拉翻盘唯一机会。但是这部分选民不会被空洞口号打动,社会活动家必须先共情民众苦难,坦诚承认卢拉政府的失误,不能美化现实,才能争取他们重新走向投票站。如果左翼依旧回避民生现实,继续宣讲宏大国家叙事而忽视普通人账单、房租、债务,那么沉睡的3300万选票就会继续沉默,最终让博索纳罗家族渔翁得利。

图:卢拉竞选主题曲《Bora Lula》(加油,卢拉)官方MV封面。巴西知名艺术家齐聚录音棚录制这首竞选歌曲,是劳工党依托流行文化开展左翼政治动员的代表作品。
结语
综合以上四个维度,卢拉政府面对的困局是内外交织的复合体。外部唐罗主义不再只有军事威慑,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数字技术一整套干涉工具;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牢牢把持资源,约束改革空间;AI与算法成为新式干预武器,模糊传统选举攻防边界;而右翼过去执政遗留的民生沉疴,加上左翼自身治理短板,催生3000多万选民的政治失望。
巴西的斗争,已经不止是一场国内大选。埃斯科巴认为,如果巴西落入博索纳罗家族手中,全球南方将失去一个关键的主权大国;如果左翼可以翻盘,就必须同时对抗外部霸权、本土买办资本,回应底层民众迫切的民生诉求,把沉睡的数千万失望的劳动者重新动员起来,重塑社会政治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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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文. 卢拉竞选团队指责Meta干预选举, 2026‑10‑12.https://hqtime.huanqiu.com/share/article/4TZgcOLRWru.
[9] DALLA T. Ouvir os 33 milhões: única chance de lula vencer no segundo turno (西奥·达拉. 倾听3300万选民:卢拉第二轮获胜的唯一机会),2026‑10‑06.https://www.brasildefato.com.br/2026/10/06/ouvir‑os‑33milhoesunicachancedelulavencernosegundotu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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