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袭莹，没有学医、没有临床经历，却能成为协和医学院的一名学生，本科读的是经济，回国就能研究妇科、写膀胱癌、混骨科导师、进泌尿外科，最后干到胸外。
她父亲是地方卫健系统的领导干部，家族权力盘根错节。
她不是靠自己走上来的，她是被抬上来的。问题是，谁在抬她？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权，是关系，是资源垄断，是体制里早就固化的权贵链条。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是一个特权阶层的子女如何一代代攀升、稳固、继承的问题。
他们说得好听，什么“我也很努力”，可他们努力的时候，是人民孩子还在为高考拼命熬夜；他们“热爱生命”的时候，是底层学生正为一张实习推荐信低声下气。他们早就赢在起跑线上，还要反复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跑得快。这种谎话说多了，就成了舆论攻势，成了新的意识形态武器，欺负底层人的一种工具。
董袭莹事件照出了当前高等教育领域被特权侵蚀的真相，也照出了整个社会阶级正在重新固化。
协和原本是无数人心中的医学圣地，是救死扶伤的最高象征，可当董袭莹这样的“官二代”占据了本属于公平竞争的位置，这个圣地也就不再纯洁。
协和已不是人民的协和，而是特权阶层的封地。他们打着“医学人文”的招牌，把教育当成权力的分配游戏。一个位置不是分给人民的，而是内部分赃、内部转移，人民只有围观的份，连质问都要小心翼翼，生怕触碰到某些不可说的底线。
而这正是为什么毛主席当年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他早就看到了，当一个政权不再依靠人民群众，当党政干部开始逐步蜕变为新的统治阶层，特权阶层就会悄然形成。这个阶层看起来穿着“为人民服务”的外衣，实际上干的是“为自己阶层谋利”的勾当。他们不是怕制度，而是怕人民。他们最怕的是群众站起来说话，最怕的是底层开始觉醒。他们要的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服从的人民群众，一个永远仰望的教育系统。
那十年之所以被扭曲、被污名化，恰恰是因为它真正触动了特权阶层的神经。那是一场试图从根上铲除新生特权的斗争，是群众对官僚体制、对知识精英化倾向的一次全面反击。今天回看那段历史，当然有极端，也有混乱，但其中的核心问题——特权复辟、阶级回流、人民边缘化——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
我们要问一个尖锐的问题：董袭莹们到底靠什么在这个系统里一路顺风？靠的是权力安排教育，靠的是关系主导资源分配，靠的是一个完全背离毛主席路线的社会机制。只要这种机制不改，董袭莹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今天是协和，明天就是清华北大，后天是央企、医院、法院……只要你沉默，他们就接着攀升，而你，依然在底层咬牙拼搏，输在一开始，就永远无法翻身。
我们不是在嫉妒，而是在呐喊。我们不是不尊重人才，而是不接受“关系型人才”“权贵型人才”。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被特权包装过的伪奋斗故事。教育必须是打破阶级壁垒的通道，而不是权贵巩固特权的工具。人民的孩子如果没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那整个社会就只能一代不如一代，阶级对立就会越来越尖锐。
董袭莹们要怎样才能杜绝？不是靠她们忏悔，不是靠一句“我们也不容易”，而是靠制度清算，靠人民监督，靠一次彻底的阶级清洁。不是去搞个别整顿，而是要从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系统入手，全面清扫权贵影响力，把一切“内循环”的资源重新交还给人民。
这是斗争，这是人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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