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这一生，是否曾经真正地、发自内心地，信仰过某种被称之为‘真理’的东西？” 工友老陈在一次下工后的闲聊中，突然这样问我，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
我默默地合上了手中那本因为常年翻阅、边角早已磨损破旧的《实践论》，并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香烟的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袅袅升起，模糊了彼此的表情。
“我年轻的时候啊，”他似乎并没有期待我的直接回应，只是自顾自地接着说了下去，那布满血丝的眼神，仿佛能够轻易地穿透我们眼前这片喧嚣的工地、那些冰冷的钢筋水泥、以及远处城市天际线上，那些高耸入云、闪烁着虚幻光芒的吊塔，“也曾经像你现在这样，热血沸腾地，信仰过一些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些遥远和天真的东西。”
他顿了顿，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用一种近乎自嘲的语气，缓缓说道：“后来啊，经历的事情多了，摔的跟头也多了，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三样东西，才是最坚硬、最可靠、也最不骗人的：那就是我们脚下这些冰冷的钢筋、我们身边这些坚固的水泥，还有那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却又无处不在的‘利息’。”
我听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回应道：“老陈，或许，您少算了一样。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第四样东西，同样坚硬，甚至比钢铁水泥更有力量。那就是——人民群众在历经苦难与迷茫之后，那终将到来的、不可阻挡的伟大觉醒！”
老陈闻言，有些惊愕地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盯着我，半晌都没有说话。他的眼神，像是在努力地从我这个略显落魄的中年人身上，去搜寻和辨认那个三十多年前，也曾满怀理想、激情澎湃地挤进简陋的工农夜校，与其他工友们一同坐在冰冷的麻袋之上，如饥似渴地聆听和学习毛主席光辉语录的、年轻而纯粹的自己。
我们这些人，目前都暂时居住在一片即将面临大规模拆迁改造的城市边缘地带。我们隔壁那栋摇摇欲坠的旧居民楼，前几天已经被施工队用绿色的安全防护网给团团围了起来，防护网上还悬挂着一条用红色油漆刷出来的、醒目而刺眼的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加快城市更新步伐，共创幸福美好未来！”
然而，就住我对面的老张，每次看到这条标语，都会忍不住啐上一口，然后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他妈的，他们嘴上说得好听，什么‘美好未来’！可是一旦我们这片地真的被拆了，像我们这种没权没势、又没多少积蓄的普通人家，除了被迫搬到那鸟不拉屎的五环之外去，还能有什么狗屁‘未来’可言啊！”
“老张，你看你现在这义愤填膺、说话口无遮拦的姿势，”我开玩笑地打趣他，“可真像极了某些主流报纸上，那些被精心剪辑和刻意塑造出来的、所谓‘不懂政策、不明事理、甚至有些忘恩负义的落后刁民’的典型形象啊。”
“我刁？我什么时候刁过谁了？我他妈的招谁惹谁了？”老张一听这话，脸立刻就涨得通红，情绪也激动了起来，“如果说，连我这种一辈子老老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养家糊口的老实人，都能被他们轻易地打成‘刁民’的话，那恐怕也得等到，你们这些曾经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像片，从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悄悄取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藏进抽屉最深处、甚至不愿再轻易示人的那些‘聪明人’，都先把自己给当成是维护稳定、顾全大局的‘顺民’之后，才轮得到吧！”
“唉，我说老弟，”在一次深夜的促膝长谈中，老张突然压低了声音，带着一丝困惑和期盼，问我，“你说，我们心中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要是没有那么早地离开我们，或者说，要是他那些真正为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能够一直不折不扣地坚持下来，咱们这片土地，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早就能够变成另外一个更好的模样了呢？”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沉重，也常常被许多人在私下里反复提及和追问的“老问题”了。它就像老陈脚上那双，已经打了好几层补丁、却依然舍不得扔掉的旧布鞋一样，总是有那么一些不甘心的人，想要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努力地去搜寻和缝补出一些，能够告慰逝者、也能启迪来者的、不一样的“答案”。
我没有，也不可能，去正面回答老张这个充满了假设性的、令人无限感慨的问题。我只是轻轻地，念诵了一句，我曾在某本旧书上读到过的、用来评价那位伟人的话语：“他，或许并非传统意义上不食人间烟火、完美无缺的神明；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在后来无数普通人民的心中，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彻底的无私与博大的胸怀，却比任何虚幻的神祇，都显得更加崇高，更加神圣，也更加值得我们去永远铭记与追随。”
“神？”老陈听到这里，却不屑地嗤笑了一声，打断了我的话，“我说老弟，你可真是越来越天真了。你现在要是还敢在公开场合，动不动就提什么‘毛主席如何如何伟大’，人家不把你当成是思想僵化、知识结构严重老化的‘民间科学家’，就一定会把你当成是精神不太正常、需要接受心理辅导的‘偏执型臆想症患者’。或者，更干脆点说，两者兼而有之，你就是个不合时宜的怪物！”
“可是，老陈，请您也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明’，会真正地、心甘情愿地，亲自走到那些城市里最肮脏、最臭气熏天的下水道旁边，去和那些掏粪工人促膝谈心，去关心他们的疾苦，甚至和他们一起挥汗如雨地清扫那些令人作呕的污秽呢？”我目光平静地看着他，反问道。
他闻言，明显地愣了一下，脸上的讥讽表情也瞬间凝固了。
“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一位被万民敬仰的‘神明’，会亲自带领着缺衣少粮、装备简陋的子弟兵，冒着枪林弹雨，强渡那波涛汹涌的长江天险；会在自己也常常忍饥挨饿、食不果腹的艰苦岁月里，却依然坚持着要把手中仅有的、那几块压缩饼干，优先让给那些更年轻、更需要补充体力的普通战士们先吃呢？”
他缓缓地低下了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不再言语。
你说，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物质日益丰富、信息空前发达的时代，我们身边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宁可去盲目地相信那些回报率高得离谱、却也风险大得惊人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宁可去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购买那中奖概率微乎其微的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之上；宁可去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投入到那风云变幻、凶险莫测的股票市场之中去豪赌一把；甚至宁可去追随那些故弄玄虚、装神弄鬼的所谓“灵修大师”和“成功学导师”，去寻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精神慰藉和心理暗示……
却唯独，不再愿意去真正地相信，那些曾经指引我们这个民族走出苦难、走向辉煌的、颠扑不破的朴素真理——比如，要坚持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社会；要永远相信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努力把所有进步的力量都有效地组织起来；要在面对压迫和不公的时候，敢于进行必要的、合理的斗争？
或许，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听起来有些“刺耳”、有些“过时”的词汇，它们既不可能得到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从而有机会登上各种热门新闻的搜索榜单；它们也不可能被那些追逐收视率和商业利润的电视剧编剧们，巧妙地融入到那些充斥着情爱纠葛和勾心斗角的剧情之中；它们更不可能，会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那些由各路“人生导师”们精心炮制和兜售的、所谓“中产阶级家庭幸福生活指导手册”的精美扉页之上。
而我们心中敬爱的毛主席，他当年所身体力行地教给我们的那些宝贵经验和制胜法宝，恰恰就是，如何从敌人力量看似无比强大的城市，暂时退却到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广阔农村，去积蓄力量，去发动群众；如何从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残酷洗礼和九死一生的严峻考验之中，带领着衣衫褴褛的人民军队，奇迹般地重新站立起来，并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 他所依靠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封建迷信和玄学秘术，更不是天真地去等待着那些已经脑满肠肥的剥削阶级，能够良心发现、大发慈悲地，对劳苦大众进行一点点“雨露均沾”式的施舍与改良。他所唯一相信和依靠的，始终是千百万觉悟了的、组织起来了的、敢于为自身解放而英勇斗争的人民群众！
记得就在前几天，老张因为心情郁闷，多喝了几杯闷酒，在深夜里，摇摇晃晃地跑过来敲响了我的房门。 “老弟啊，”他带着满身的酒气，声音哽咽地对我说，“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最近跟我说，他不想再像我这样，一辈子在工地上当个没人瞧得起的‘臭搬砖’的了。他说，他也想学点时髦的本事，比如去学点什么‘金融投资’、‘资本运作’之类的，将来也想当个体面的城里人。”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可是，老弟啊，我这心里头，是真他妈的难受啊——”他突然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胸口，眼圈也红了，“你说，咱们这些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城市，修了多少桥，铺了多少路，送了多少水，供了多少电啊！怎么到头来，咱们干的这些活计，就成了最低贱、最被人瞧不起的行当了呢？这他妈的究竟是为什么啊？”
我轻轻地拍了拍他那因为常年劳累而显得有些佝偻的肩膀，用一种尽量平静的语气，对他说道：“老张，您先别太难过。或许，这只是因为，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某些领域所奉行的那套主流的价值观和分配体系，它所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地位高低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看你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多少真实的劳动价值，而是要看你，或者你所依附的那个资本集团，能够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从别人身上‘剥削’和‘攫取’到多少的剩余价值，并以此来为你进行精准的‘社会排位’了。”
我还曾经和一位对历史颇有兴趣的年轻人，聊起过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功过是非。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将其斥之为“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低效率的、早已被历史所淘汰的落后模式”。
我当时并没有直接反驳他，只是平静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年轻人，请你告诉我，你是否曾经亲眼见过，或者在任何一本严肃的历史文献中读到过，有一吨符合质量标准的优质钢材，是能够仅仅依靠在炼钢炉前高喊几句空洞的政治口号，就能够奇迹般地被冶炼出来的吗？”
他闻言，愣了一下，然后有些不服气地反驳道：“可是，在那个所谓的计划经济时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都很低，常常要面临缺吃少穿的困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笑了笑，回答说：“是的，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人民群众，生活确实普遍比较贫困，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确实出现过缺吃少穿的严重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片面地，把这一切，都完全归咎于毛主席或者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那是因为我们所接手的，是一个经历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内忧外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积贫积弱的、几乎被打烂了的旧中国烂摊子啊！”
“而恰恰是毛主席和他所领导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着全国人民，在那样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使得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能够从解放初期可怜的三十五岁左右，奇迹般地提高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六十五岁以上；才使得我们这个国家的文盲率，能够从解放前令人震惊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迅速地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下；更是让我们这个曾经被称为‘一盘散沙’的东方大国，能够拥有‘十亿人民十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空前团结和强大国防，并最终以一个独立自主、扬眉吐气的崭新姿态，昂首挺胸地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他说：“你所说的这些，听起来更像是一些被刻意美化了的政治神话，缺乏客观的依据。”
我再次平静地回应他：“那么，朋友，请允许我再次问你那个最初的问题——你，是否曾经真正地、发自内心地，信仰过某种超越个人私利的、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真理’呢？还是说，在你的认知体系里，除了那个变幻莫测、也常常显得冷酷无情的‘市场竞争法则’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值得你去真正地相信和依靠了呢？”
“市场是万能的，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这样自信满满地、不容置疑地，向我们宣称。
是吗？市场真的有那么神奇和万能吗？那么，请允许我反问一句：那些在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被无情地“优化”掉、被残酷地“淘汰”下来的千千万万的失业农民工兄弟们，他们之中，又有哪一个月，不是在依靠着喝冰冷的自来水、啃干硬的方便面、躲避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拆迁队和城管驱赶，才能够勉强地、屈辱地，在那些他们曾经挥洒过汗水和青春的繁华大都市的阴暗角落里，暂时地苟活下来呢？
他们还会振振有词地对我们说：“自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宝贵的价值！”
那么，请允许我再次反问一句：如果“自由”真的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的现实却是——那些掌握着巨大财富的资本，它们所日思夜想的“自由”，往往只是如何能够更方便地转移生产基地、以逃避本应承担的税收和社会责任的“自由”？ 那些掌控着强大传播渠道的媒体，它们所梦寐以求的“自由”，往往只是如何能够更没有底线地去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去贩卖廉价的悲情、以博取更高的点击率和眼球关注度的“自由”？甚至就连那些本应代表着人类良知和智慧灯塔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某些时候，它们所汲汲追求的“自由”，也似乎渐渐地演变成了如何能够将自身所拥有的“985”、“211”之类的名校光环，更快速、更有效地“市场化变现”的“自由”了呢？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毛主席曾经写下过那样一句气壮山河的豪迈诗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句诗里所蕴含的，是一种为了实现崇高理想和人民幸福，而不惜付出一切巨大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它绝不是什么“为有丰厚期权多壮志”，更不是什么“敢教银行钞票换别墅”之类的、充满了铜臭味的市侩哲学和庸俗追求！
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会带着一种不屑的表情，指责我们这些依然对理想抱有信念的人说：“你们这群人啊，思想太僵化了，太落伍了，只会沉湎于过去的那些陈年旧事，只会毫无意义地‘怀旧’！”
而我，则会坚定地回应他们说：“不，朋友，我们并非只是在简单地‘怀念过去’。我们是在努力地、执着地，去重新找回那些曾经被我们这个民族所共同信奉和浴血捍卫的、颠扑不破的‘社会真理’，曾经在我们这片苦难的土地上，真实地存在过、闪耀过、并最终指引我们走向胜利的那个光辉的‘落脚点’！”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时代，你觉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曾经的理论，真的还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还能够真正地‘救中国’吗？”老陈在分别的时候，最后又这样追问了我一句，语气中充满了深深的怀疑。
我没有回头去看他那落寞的眼神，只是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句似乎有些决绝的话语： “那些从内心深处，早已不再相信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的人，那些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呼声充耳不闻的人，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那冷酷无情的、却又无处不在的资本逻辑和现实规律，狠狠地、彻底地，‘教育’到重新学会如何去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默默地写下了上面这段，夹杂着个人感触与现实观察的粗浅文字，然后尝试着，把它发送给一位在某个公众平台负责内容审核的朋友，希望能够有机会与更多的人进行交流和探讨。
不久之后，他给我回复了。言辞虽然委婉，但意思却非常明确：你这篇文章的整体基调，似乎显得有些过于“偏激”和“消极”了，其中一些措辞和观点，也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和误读，希望我能够“注意调整，审慎把握”。
我理解他的难处，也明白他的好意。于是，我尝试着进行了一些修改。比如，我把原文中一些比较直接的、带有批判色彩的词语，像“资本的无情剥削”，悄悄地替换成了相对中性一些的、更容易被接受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之类的表述。
修改完毕后，我再次发送给了他。然而，他很快又回复我说：希望能够“再温和一些，再客观一些，尽量避免使用可能引起歧途的表述”。
无奈之下，我又进行了一轮修改。这一次，我甚至把我原本想要重点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也进一步模糊和泛化处理，将其替换成了听起来更具普遍性和包容性的、诸如“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之类的说法。
最后，经过了这番伤筋动骨的“自我修正”之后，我的这篇文章，总算是勉强获得了他的“初步认可”，似乎有了一点点能够与公众见面的微弱可能性。
可是，就在那天深夜，在那个万籁俱寂、辗转难眠的时刻，我却意外地做了一个无比清晰的梦。我梦见，一位身着朴素灰色旧军装、面容慈祥而又威严的老人，静静地站在井冈山那郁郁葱葱的青松翠柏之间，目光深邃地凝望着我。他并没有对我说任何一句话，甚至连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都没有。他只是，那样静静地，带着一丝了然于胸的、也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笑意，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一刻，我似乎，全都懂了。
他，或许并非传统神话中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神明；但是，在他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以及在后来无数普通中国人民的心中，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彻底的无私与无畏，那种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博大情怀，却比任何宗教典籍中所描绘的虚幻神祇，都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崇高，也更加值得我们去永远地敬仰和追随！
他，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及他所留下的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不朽篇章，深刻地教会了我，也教会了我们所有不愿被谎言所蒙蔽的后人一个最根本的道理：
所谓颠扑不破的“真理”，它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仅仅是，通过各种精巧的“妥协”与“折中”，就能够轻易获得的廉价产物。它必须，也只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而进行不懈的、艰苦的、甚至是流血牺牲的英勇“斗争”，才能够最终赢得和捍卫的宝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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