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宇股份’事件使得远在德国的《供应链法》(LkSG)进入了中国大众的视野——在这里，很容易产生两种截然对立，但是实际上又共享了同一基础的话语。一方面，一部分人将《供应链法》视为德国的‘莱茵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体现，乃至于上升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尊重规则’的优越性的体现——似乎在这一领域，人们也受着某种自发的‘法治与人权精神’的笼罩;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则将《供应链法》视为‘中心国家’对于后发工业国家进行打压的手段，并谴责德国方面对于《供应链法》的执行带有明确的针对性与选择性。从表面上看，这两者的对抗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它们的共同话语又在于，都将《供应链法》看成是从德国的占据统治性的生产关系，从德国的资产阶级里，自发生长出来的东西。二者都认为，《供应链法》与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某种天然的共生性，而无视了德国社会在争取《供应链法》通过当中所实际发生的阶级斗争。
本文意图回顾德国《供应链法》通过的具体历史经过，特别是来自德国民间的人权组织和社会团体与其右翼政党及商界(大资产阶级利益团体)进行斗争的完整过程。对这一历史经过的考察表明，《供应链法》首先是德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对抗关系的体现，它的首要目的不是针对于外国的企业，而是针对于德国自身的企业的人权问题。为此，《供应链法》并不来源于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恩赐’，而是民众持续对其斗争的产物。此外，它也揭示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劳工斗争之间的彼此联系，以及先进地区的先进劳工群体更具普遍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作用。《供应链法》虽然始于德国，但是却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彼此依附的客观现实而具有了普世意义。
一项2021年通过的法律，
为何一直争论到2025年?
在2025年5月，德国联邦议会里出现了一部新的法案草稿：Das Lieferkettensorgfaltspflichten-Abschaffungsgesetz。直译过来就是，《供应链尽职调查废除法》。这份法案由德国极右翼政党AfD提出，旨在废除4年前通过的《供应链法》。
为何德国右翼对这部法案如此痛恨，以至于4年以来，他们都一直处心积虑，孜孜不倦地要废除它?答案在于，他们认为这部法案严重伤害了德国大企业的利益。
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由社民党—基民盟联合执政的德国联邦政府提出的《供应链法》草案，在投票当中，有412名议员投票赞成该法律草案，159名反对，59名弃权。根据联邦议会的说法：‘根据政府的设想，企业责任(Die Verantwortung der Unternehmen)未来应延伸至整个供应链，并根据其影响力大小进行分级。企业应在其自身业务领域内以及对直接供应商履行这些义务。此外，一旦企业获得关于间接供应商层面存在侵犯人权行为的“实质性了解”，间接供应商也应被纳入其中。’该法案还纳入了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在法案通过以前，‘德国劳工和社会事务委员会’(Der Ausschuss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对其也做出了修改，将在德国设有分公司的海外企业也纳入其中。
在草案提交以前，社民党与基民盟之间就已经争论不休。受到大企业影响的基民盟对其中的许多细节表示了强烈不满。作为妥协，草案将其所针对的企业限制为雇佣人数超过3000人的企业，并在其通过后推迟2年生效。
法律草案出台后立刻就遭到了多个经济联合会的严历批评。德国纺织业联合会称其为“官僚主义的怪物”。金属和电气工业雇主联合会则称该法规为“政府通过的最愚蠢的法律”，一种“疯狂”(Irrsinn)。德国机械和设备制造造联合会总经理Thilo Brotmann也称该法律是“官僚主义的非分之想”。
作为居于德国经济立场光谱最右端的党，AfD和德国自民党都明确表示反对这部法案。在联邦议会表决过程当中，AfD连续发起两次动议试图组织其通过。AfD声称，《供应链法》的通过‘将使德国企业在与外国竞争对手相比时处于不利地位(benachteiligt deutsche Unternehmen gegenüber konkurrierenden Unternehmen aus dem Ausland)。’它同时也试图兜售种族主义话语，称德国之所以需要《供应链法》，是因为它与‘非洲国家’合作过多。该议会党团要求调整与非洲国家的发展合作。例如，德国发展合作中的非洲伙伴国家数量应‘根据利益’(interessensgerecht)进行削减。
德国左翼党和绿党也对该法案不满。不过，他们的抱怨主要是该法案过于温和，进而在实际上无法保障人权。左翼党的动议指出，由于对基民盟的妥协，该法案现在只会影响到不到1%的德国企业，聊胜于无。对应的，左翼党要求将雇员人数门槛从3000人降低至250人。
但是，尽管绿党和左翼党的激进提案没有获得通过，德国商界和右翼党派却仍不满足。这就是为何4年以后，AfD仍然在议会里要求废除这部法案。同时，在基民盟方面，对法案的暗中破坏也是十分明显的。ZDF在2026年的一份报道里指出，在其主导之下，监管工作实际上已经‘趋于停滞’：相关部门存在着上百个职位空缺，也未启动任何独立审计工作。事实上，自2025年以来，经济部就下达了要求，要求管理机构仅在符合联合政府协议所界定的“严重指控”(schweren Vorwürfen)情形下才处以罚款，而无需再审查企业的报告。由社民党主席领导的德国劳工部已经声明，基民盟领导的经济部对《供应链法》的执行构成了‘阻碍’，‘已经严重削弱了联邦经济与出口管制局(BAFA)的行动能力’。
德国社会的斗争
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再次重启了关于是否修订乃至废除《供应链法》的争论。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有超过20万人签署了请愿书，呼吁保留《供应链法》。这得到了来自德国基层工会，特别是移民工人工会的支持。巴基斯坦家庭女工联合会(HBWWF)秘书长Zehra Khan强调：“现在想废除或削弱《供应链法》的人，是在冒险让拉纳广场那样的灾难(即由于企业罔顾工人性命进行违章建筑，最终酿成超1000人丧生的事故)重演——这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的苦难难道还少吗?那些声称这项法律过于官僚化的人，就是在明知故犯(nehmen das billigend in Kauf)。”
德国工会和社会团体也一直走在推动和捍卫《供应链法》的前列。根据德国服务行业工会(Vereinte Dienstleistungsgewerkschaft)的说法，‘供应链法倡议(Initiative Lieferkettengesetz)是由约140个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联盟，其中包括人权和环境保护组织，以及ver.di(即德国服务行业工会)等工会以及宗教团体。’在德国政坛，德国左翼党则是《供应链法》最为坚定的捍卫者。德国左翼党强调，持续捍卫《供应链法》不仅能够保护全球南方的劳工处境，更能够以此预防德国自身的劳工权利恶化——二者相互促进，融为一体(Deshalb ist ein starkes LkSG nicht nur wichtig zum Schutz der Arbeitsrechte im 'Globalen Süden', sondern auch zum Erhalt hoher Arbeitsschutzstandards hierzulande. Das LkSG zeigt dabei erste positive Wirkungen.)。
在2026年，又有共计17个雇主组成的行业协会进行了联合施压，要求终止这一法案。游说不仅在德国政府层面开展，也渗透到欧盟高层。根据默茨政府新的提议，雇员人数门槛还将进一步放宽至5000人，这将使其监管范围缩小至总部位于德国的不到150家公司。在欧洲议会，欧盟版本的《供应链法》，即《欧洲供应链职责调查指令》，已经因为极右翼的破坏而被削弱到聊胜于无，如果这一趋势蔓延下去，特别是，结合基民盟内部与AfD这样的极右翼政党的合作意愿，《供应链法》也迟早要步其后尘——届时，世界人民都将面临无状克告的窘境。
超越主权：
从‘感恩德国’到参与斗争
《供应链法》不是德国主权实体的恩赐，更不是德国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先进性证明’。毋宁说，正是因为德国的社会团体与工会，在团结了数十万德国的劳动人民的情况下，通过与大企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才取得了这一成果。如果说在这里存在着文明的要素，那么这既不来自于欧洲的右翼政党，也不来自于他们所竭力保卫的，以全球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体系，而是来自于无数普通的，反对大企业的独裁统治和右翼政客的主宰的斗争。
在远方的舆论斗争里，正是对德国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彻底无知和漠视倒向了话语上的尴尬：一些人对着《供应链法》咬牙切齿，俨然自己是‘反帝斗士’，却全然不知自己与欧洲真正的帝国主义者之间达成了怎样的共鸣;另一些人对着《供应链法》顶礼膜拜，把它看成是‘欧洲文明的主宰者们’最新的文明成果，却全然不知欧洲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僚是怎样意图将这一成果置于死地。
归根结底，这源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视野上的盲区。一方面，实际的社会斗争与民主生活的极端匮乏使得人们——即便是自称为‘民主派’的人也丧失了对民主运作的真实感触，以至于错误地将一切社会运动的成功都当成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无所不包的体制的‘赠与’(为此，《供应链法》才可能成为德国资本主义的‘产物’和‘证明’)——而无法理解民主社会里制度与法律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的动态性。另一方面，国际劳工运动共同体的匮乏使得人们无法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无法理解远在大陆另一端的群众斗争是如何影响自己的生活，更无法理解自己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劳工的斗争当中所属的位置。
‘告洋状’的话语的文化种族主义内涵是毋庸置疑的。它复活了人们对19-20世纪的殖民主义‘文明开化’的记忆。这种话语之所以产生，本质上是因为人们还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超越民族身份，来理解劳工权利和运动。在这里，德国的劳工群体，无论是本土工会还是移民工人社群，都还没有被纳入与我们一样的平面，从而理解其相互作用。相反，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却反复被置于视野的核心，被看成是社会与历史进程里唯一能动的力量。这当然，是本土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的现实所不可避免地造成的投射，但是，它也阻碍我们去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进而理解自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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