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2月8日和15日恩格斯在爱北斐特发表了演说。他在8日的演说中分析了“自由竞争和它所造成的社会秩序”。他指出，厂主凭猜测进行生产，除了永远在波动的价格水平，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在生产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商业中时时产生不景气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价格水平包括了一切信息，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调节价格水平的波动来达到生产和消费的完美协调。
与自由竞争相比，恩格斯描绘了共产主义的愿景，并举了一些共产主义组织的优点的例子。在这里，他提到，“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而这种社会战争状态恰恰就是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无法做到在改善一些人的境遇时不损害到其他人。显然，在这种状态下，除非一个人不想改善自己的境遇，否则他就必然损害到其他人而成为其他人的敌人，同时其他人也是他的敌人。恩格斯还指出，当共产主义社会遇到反对它的战争时，其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这句关于人民战争的话在上个世纪中得到了验证。
接下来，恩格斯谈了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第二个措施是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为全移民区造福。第三个措施是采取普遍的资本累进税，其税率随资本额的增大而递增。恩格斯指出，“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于这三个措施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平实施的，因而也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对于今天的中国解决教育、失业和税收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在15日的演说中，恩格斯详细分析了德国可能采取的三种不同的关税制度即完全的自由贸易、高额的保护关税和当时中庸的关税制度的情况后，得出结论：无论采用哪种关税制度，社会革命将是必然的后果。这里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世界贸易中的关税问题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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