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总是会犯错误的。错误不可能不犯，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有人犯了错误，一时疼，结果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人善于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当成事业发展的磨刀石，当成正确的先导。对待错误的不同态度，使得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天壤之别。
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要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就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就击败了很多人。还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找到正确的出路，这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一时一次地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坚持学习，总结经验。而毛主席无疑是我们在这方面终身学习的榜样。《毛选》中的聪明人思维。
比如当年北戴河会议后，毛主席首先发现“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的“作”倾错误，其中就有对当时的高指标错误的发现。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三年多时间里，毛主席集中精力纠正“左”的错误，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论者的风采。但即便是这样，整个过程依旧充满曲折和反复。
在当时的上海政治局扩大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讨论确定钢、煤、粮、棉的四大生产指标。主要是确定钢的指标。当时确定的钢的指标是2000万吨，粮是10500亿斤。
这样的一个指标出来，其实当时毛主席内心对这个指标是有疑虑的。而干部对这个指标也出现了不同的态度。有的用一个腔调说服大家接受中央的既定指标。柯庆施等他们说，要有雄心壮志，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要跳起来摘果子，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只要干劲足，是能够实现的。还是得接受高指标，指标太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些干部觉得完不成，但是又不直接说，出现了一种“四不讲”的现象：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展开了辩论，于是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后来，毛主席建议继续开会讨论高指标问题。
经过八届七中全会，把钢指标由2000万吨，调为1650万吨。粮食指标未动，仍旧是10500亿斤。显然这一指标还是高，太高的指标，在实践中反而造成领导和群众的泄气。毛主席发现问题，继续小范围组织开会，指出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会上实事求是地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定为1300万吨，当年实际完成1365万吨。
从1959年钢生产指标由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1650万吨，最后降为1300万吨。使得计划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钢的高指标问题的错误，毛主席在纠错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做到实事求是，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即便如此，当时关于粮食的高指标问题依旧无法纠错。毛主席1959年对当时农业中普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错误作风，向全党发出五封《党内通信》，反复严厉批评了说假话瞎指挥等不正之风。指出：
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粮食指标直到1963年才将计划定为3168亿斤，实际完成3400亿斤，主观和客观实际才符合起来。
社会主义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从发现到承认再到纠错。在克服困难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毛主席在没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善于运用自我批评与批评的武器，使主观认识逐步接近客观实际。表现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大无畏勇气和敢于善于斗争的精神。那么，毛主席又带领全党从这次错误中学习到了什么呢？
要搞综合平衡
大跃进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是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并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建设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
有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
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这种方法基本上还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多少煤、电、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这种方法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要改变计划方法。由此，毛主席也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摆脱苏联模式。
经过错误教训调整国民经济顺序为：以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我们的经济发展方针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可能搞多少工业，还要考虑国防需要。
社会主义按比例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不能用计划来调节，只能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就是说经过破坏，然后调节。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和可能用计划来调节，也有必要和可能在指定计划时自觉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但计划本身是主观的，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就要善于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在比例关系遭受破坏之前预先调整。
“革命措施”
工厂下放是“革命措施”，就是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就要采取革命措施。计划得太死，束缚生产力发展。企业下放了，就像民族独立了一样，下边积极性高了，一倍的钱就可能做两倍的事。
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永远是解决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对于计划和高指标，毛主席是带头做了自我批评的。当时，关于国民经济指标，各省不晓得，毛主席也不知道，没有和他商量，独断专行。于是，毛主席自我批评，亲自挂帅。
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分析错误的原因，公开改正......有一部分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的，一次就完成了认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
高指标导致工作天天处于被动地位。毛主席说，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
发展的过程中，犯过很多错误，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自己搞起来的“菩萨”，自己供起来，最终还得自己搬走。
发展要脚踏实地，不能犯了革命急性病，新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需要改变，但是急不得。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毛主席曾说：
“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本身就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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