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出版书籍《在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
编辑同志：
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有这样一种认识，参加农业生产，当个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太小了。如果继续升学，将来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比如说当了专家，那对国家的贡献不是更大吗？他还说，当个农民干得再好，贡献再大，也远远赶不上陈中伟的“断手再植”那样能震动国内外。我觉得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但限于自己的水平，又说服不了他。所以特写信向你们请教，盼予解答。
江西 庐山 陶吉庆
吉庆同志：
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愿意和你交换一些意见。
青年人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这种愿望是好的。问题是，怎样看贡献的大小，怎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不论在哪种岗位上从事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都是祖国建设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能抽象地去比较农民和专家的贡献，也就是说，不能按所从事的不同工作来看他们对国家贡献的大小。
一个专家，就他具有的科学文化知识来说，有着为国家做出一定贡献的可能性，但是究竟能做出多大贡献，还要看他怎样做。如果他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不同工农群众结合，不同生产实际结合，尽管他有很多书本知识，也不会做出真正的贡献。
一个农民，只要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敢于改造自然，勇于革新技术，也能做出很大的贡献。
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吴吉昌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积极革新植棉技术，他创造的棉花芽苗移栽法，解决了多年来许多人(包括一些科学工作者)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大田里的棉花适时补足全苗问题。现在这个办法正在很多地区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能说他对国家的贡献小吗？
又如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由于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为全国人民首先是青年一代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徐学惠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由于她以维护国家财产的英勇行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对待国家财产的范例。
许多先进人物都是这样，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比较大，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工作中劳动中创造了出色的成绩，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先进行为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给人们以广泛的影响，对社会的进步起着促进的作用。
可见，一个人对国家和人民贡献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他从事什么劳动，做什么工作，而是取决于他思想觉悟的高低，看他是怎样对待工作：是不是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不是热爱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勤勤恳恳地、艰苦地劳动，是不是发挥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俗话说得好：事在人为。即使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可以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所以，我们青年要想对国家和人民有较大的贡献，不应当把革命工作分成高低贵贱，从中挑肥拣瘦，不应当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成高低、贵贱，轻视体力劳动，而是要服从国家的需要和分配，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最大限度地发挥革命干劲和钻劲，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正在就学的青年，毕业后，升学或就业，都要服从祖国的需要，听从祖国的分配。祖国需要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就应当自觉地走向农业第一，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能够对国家对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吗？答复是肯定的。
首先，知识青年务农是一种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走的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道路，走的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为了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是今后长时期内大多数知识青年要走的道路。走在前面的人，可以是开路先锋，是做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
其次，知识青年下乡，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使自己劳动化，还能把文化知识带给农村。目前农村需要文化知识的地方很多。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时事，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需要文化知识；
提高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水平，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需要文化知识；
进行科学实验，推广农业先进经验，掌握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需要文化知识；
宣传科学破除迷信，普及文化卫生知识，改造落后习惯，需要文化知识……
这说明了农村迫切地需要知识青年，也说明了知识青年下乡后，用武之地十分宽广，正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能够在许多方面做出贡献。
再次，知识青年在农业生产上可以大有作为。有人认为只有进大学才能成为专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当然，高等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一个重要场所，但并不是唯一的场所，在生产实践中同样可以培养人才，造就专家。
世界上有许多发明创造，是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识字的劳动人民做出的。董加耕说：“专家不一定人人是大学生，大学生不一定人人是专家。”这话是有道理的。
我看，农业劳动模范陈永康原来是个“泥腿子”，可是他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又肯刻苦钻研，结果成了著名的水稻专家。
另外像植棉能手吴吉昌、张秋香、吴春安等，也都是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专家。在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像吕根泽、邓炎棠、肖庆森、宋喜明、柳昌银等人，他们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在农业战线上经过几年、十几年的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的锻炼，在培育良种、改良土壤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具有一定专长的人才。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被农业科学研究机关聘为特约研究员。
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有，而且越来越多。可见，要当对人民有用的专家并不是非升大学不可，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同样可以增长知识和才干，练出真正过硬的本领，成为红色专家的。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和农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诚实地劳动，刻苦地学习和钻研，完全能够对国家和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
你来信说，有些同学还认为“当个农民干得再好，贡献再大，也远远赶不上陈中伟的‘断手再植’那样能震动国内外。”
这种认识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青年一心只想升学，当专家，不肯参加农业生产，表面上好像是从对国家贡献的大小着眼，是为国家着想，实际上有很多个人打算。脑子里转来转去，还是觉得当专家容易出名，当农民不容易出名，就是这种个人打算的一种表现。
这里有个根本问题要加以解决：新中国的青年应当从什么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志向？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还是从个人的名利出发？
董加耕说：“一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是的，要做一个革命的青年，只能是这样。革命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要努力把它干好。
目前革命需要大批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就应当把个人的抱负同革命的需要结合起来，自觉自愿地、高高兴兴地到农村去，做一个新型的农民。
如果我们在劳动和工作中对革命有突出的贡献，人民给我们以荣誉，成了“有名英雄”，那当然很光荣。要正确对待这种荣誉，它首先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一个革命者对此不应有丝毫的计较，更不该以此炫耀，因此自命不凡而停滞不前。
但是在农业战线上，更多的是“无名英雄”。在整个革命队伍中，也是“无名英雄”占多数。有些人即使有突出的贡献，革命利益不需要他出头露面，那他也还是“无名英雄”。
只要坚持革命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风格高尚，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而这正是有高度革命觉悟的表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胸襟开阔，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
顺便谈一下怎样看待陈中伟的贡献。陈中伟所以能完成断手再植的手术，得到政府和人民给予的荣誉，绝不是追求个人名利的结果，而是走又红又专道路的结果。
陈中伟在接断手的时候，想到的并不是什么要“震动国内外”，他想的是：这是一只工人的手，而且是一只右手，一定要救活这只建设社会主义的手。他在工厂里为工人治过病，进行过工人职业病的调查，并和工人在一起劳动，深深体会到一只右手对于工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因此，他在党的支持下，在同志们的配合和协助下，竭尽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抢救这只手。正是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对工人兄弟强烈的阶级感情，以及在日常工作中勤学苦练出来的精湛的基本功，才使他敢于打破医疗的陈规，勇于战胜种种困难，完成这次断手再植的复杂手术。要是陈中伟不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而是从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出发，即使他想“震动国内外”，也未必能达到目的。
服从祖国的需要，走上农业生产岗位，只要自己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同样可以对国家和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这就是我的看法。
这些意见不一定对，仅供你们讨论问题时参考。
施 新
1965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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