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同志在《大众哲学》中指出：
“要使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必须要把阻碍的可能性打倒了或克服了才行。”
再拿抗日时期中国革命的处境举例，抗日爆发、国民党陷入极端被动、被迫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些都给中国革命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还有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作怪，如果不及时揭露他们、如果不跟他们作必要的斗争、如果使他们的一次次阴谋得逞，那么当时的中国革命不但不会获得有利条件，反而会遭受一次次损失。因此，在抗日战争整个过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就是如艾思奇同志所说的，在不断克服着“阻碍的可能性”，使革命力量的发展，一步步从可能变成现实。
对于我们有利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它变成现实，例如群众尽快觉悟、例如贪腐势力尽快陷入动摇，等等。对于我们不利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它不要变成现实。例如，抗日胜利后，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试图使中国回到国民党反动派专制、黑暗的统治之下。当时很多人都在呼吁避免内战，而毛主席以一种博大的辨证思维，一方面提出我们与国民党实现联合政府的条件——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毛主席提出“争取最好，立足最坏”的战略思想。立足最坏，就可以使革命人民获得精神上的主动，随时提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而不是一厢情愿地祈求和平，更不能对反动派抱以幻想。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发动内战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因此，要实现和平、避免内战，我们必须提防蒋介石发动内战，克服这个“阻碍”国内和平的可能性。
解放后，毛主席在同外国朋友谈话时，还曾谈到一点，中国革命之所以比较快地发展起来并获得成功，还因为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革命人民被逼上梁山、别无出路。在其他国家，因为统治阶级没有反动到进行血腥屠杀，造成革命群众中还存在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所以革命力量被分散，革命便没有取得迅速成功。这是说客观方面，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人民、当时的社会形势黑暗至极，革命暂时被镇压下去，却同时从反面促使人民不得不革命，使革命的成功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这是说客观条件在起作用。当然，蒋介石把我们逼上梁山，这只是客观条件。但是，如果这时候没有一批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去组织人民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蒋介石把我们逼上梁山，就正好使得人民群众不敢斗争了，蒋介石就达到目的了。可见，这里还需要一批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不怕牺牲、敢于探索的精神，还需要一个主观因素，才能使本来对我们不利的客观因素，转化为对我们有利的因素——把蒋介石对我们的赶尽杀绝，变成对我们的激励和鞭策，从而克服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上那种“阻碍的可能性”——即蒋介石的凶残可能使人民群众不敢起来斗争。克服了这种“阻碍的可能性”，中国革命反而比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更快地获得了成功。
今天，我们不希望在中国出现像当年苏联那样的情况，不希望出现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的人物，把苏共解散、改旗易帜。为此目的，我们就应该更进一步结合现实，揭露修正主义当权派，促进全国人民更快地觉醒。但是，左派队伍中有一些“保救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提出“保党救国”，对修正主义抱幻想，以为如此便可以保持现状、如此便不至于“改旗易帜”。我们认为，“保救派”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他们没有弄清“改旗易帜”的可能性如果变为现实的话，其中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实际上，这个“改旗易帜”如果成为现实，最大的能动因素就是修正主义当权派。试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不正是从修正主义当权派中出来的吗？要阻止“改旗易帜”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我们认为，最大的能动因素就是群众的觉醒，就是群众认清修正主义本质、认清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质。我们今天要把群众不断觉醒起来这个可能性变为现实，又要力图使“改旗易帜”这种可能不变成现实，就需要扩大左派队伍的影响，并使左派队伍不要陷入错误的方向。而要扩大左派队伍的影响，要使左派队伍不至于陷入错误的方向，都要注意克服“保救思想”这样一种“阻碍的可能性”。
我们顺便还想讨论一个问题。按照伟大导师列宁的思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可以打破资本主义体系的某些薄弱链条，首先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初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国家，就是苏联、中国、东欧以及古巴、朝鲜、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通过观察20世纪50年代的波兰、匈牙利事件，通过观察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演变，通过观察中国国内和党内的一系列变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搞得不好的话，随时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后来的历史证明，苏联及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果然出现了复辟。中国“改开”四十多年来的情况，我们也有目共睹。那么，有些人就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会复辟为资本主义。还有一些人为这种所谓的“必然”找了很多理由，比如什么“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等等。我们说，如果社会主义必然复辟成为资本主义，那岂不是列宁就错了？那么我们还干哪门子革命？
翻开1964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的、由毛主席亲笔修改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其中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当然，以上这段论述说的是一种比较好的可能性，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了资本主义复辟，而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而比较坏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不幸的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遭遇了无情的资本主义复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看到，这些情况，是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客观因素促成的，也是革命人民思想觉悟尚不到位、共产党人政治成熟程度和政策策略尚不到位的原因造成的。
这只能说，当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也存在着克服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的可能性，最后历史选择了一种更糟糕的现实性。为什么历史会做出这样一种选择，我们就需要研究其中的各种因素，找出其中阻碍历史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那种因素。
也就是说，像艾思奇同志说的那样，找出并克服掉“阻碍的可能性”，历史才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否则，就会越来越糟糕。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得出“资本主义必胜”或者“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等等错误结论。
可见，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不光受人们主观努力的影响，有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客观条件限制。客观条件中，有一些是对我们有利的因素，有一些是对我们不利的因素。人们在主观上是可以施加努力，去改变客观条件的。
例如，大学毕业的青年，具备了书本知识，主观条件上完全可以投入工作实践，成为一名教师、医生、职员、公务员等等。这在毛泽东时代是没有问题的，那时候，大学毕业生是由国家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不存在自己找工作、竞争上岗的问题。当然，分配到工作岗位之后，还可能缺乏实践经验，需要进一步锻炼，才能成为合格的人民教师、医生或国家工作人员。但是，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具备了一定的主观条件（即书本知识），却要花费很大力气去找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他们还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应付单位里的人际关系，否则他（她）的工作就无法顺利开展，更无法在工作上更快获得实践经验。由此可见，客观社会条件给当代知识青年增加了很多坎坷。
这时候，就促使很多青年人陷入沉思，主流媒体不是一直宣称毛泽东时代不好吗？不是说毛泽东时代不善待知识分子吗？为什么现在与那个时代不同了，现在的知识青年却不能顺利找到工作，反而缺乏社会的关爱呢？
当然，人们主观上施加努力去改变客观条件，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例如，要彻底解决当今知识青年的命运问题，要克服对青年人命运的“阻碍的可能性”，只能靠今后改变社会现状，单凭某个人的个人主观努力是不行的。
然而，要改变社会现状，又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一个一个青年人不断反思，使更多的人们觉悟起来。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抓住时机，促使每一个青年人进行这样的反思。
同志们，今天我们讲了一个问题。假定某个事物目前还没有出现，它的出现还属于可能性。那么，可能性在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中，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促进事物从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就是阻碍事物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如果我们希望一种事物从可能转化为现实，那么可能性就有两种，一种是对我们有利的可能性，另一种是对我们不利的可能性。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正在试图打倒一个邪恶的势力，而且这个邪恶势力已经开始动摇，客观上已经具备倒台的可能性。那么，一切企图维护这个恶势力的因素，就是一种“阻碍的可能性”。我们要打倒这个恶势力，就要同这个“阻碍的可能性”作斗争。
总之，艾思奇同志告诉我们，要促使事物从可能向现实转化，就必须施加努力，去克服那种“阻碍的可能性”。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大众哲学》
（艾思奇）
第四章 方法论
二十四、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
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事物，平常多半不注意去想，马马虎虎的过去便算了。若注意去想，就会觉得，即使最简单的事物，也是常常令人惊奇不止的。譬如我们渴了要吃水，世界上也恰恰就有水给我们喝，为什么恰恰就会有水喝呢？这不是很奇妙的事吗？老鼠伤害人的器物，恰恰就有猫生在世界上，可以替我们捉老鼠；为什么恰恰又有猫呢？这不是很凑巧的事吗？老虎、豹子生来只会吃荤，没有活的动物的血肉，就过不了活，恰恰就在它们身上生着一些锐利的爪牙，使它们很容易捉着别的动物；鹿、马之类的走兽，身上没有爪牙，容易受虎、豹的伤害，但恰恰又生了四只善于跳跑的腿，使虎、豹不容易捉着。虎、豹的爪牙和鹿、马的腿，用处虽然不同，然而恰恰能够适合它们生活上的需要，不是也很凑巧的吗？为什么能生得这样巧呢？这不是很令人惊奇的现象吗？
惊奇是惊奇，事实也总是事实，我们如果细细的一考查，就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几乎都是这么凑巧的。于是我们就要求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一切事物会生得这样凑巧？有的人就会答复说：“事物所以生得这样凑巧，并不是偶然的，在它们未生以前，它们的用处已经安排好了，所以生下来以后就恰恰合着那种用处。水，在先就安排好了给人喝的，猫是生前就安排好了来吃老鼠的，虎、豹的爪牙是安排好了来捉弱小动物的。……换一个方法来说，就是天生万物，在先本来就有了一定的目的，一件事物生出来，都是为要达到一定的目的的缘故。水是为给人喝而存在的，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 ”
这一个答复，告诉我们：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目的，并且也适合一定的目的。事物适合一定的目的，在哲学上就称做目的性。所谓“目的性”，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回事呢？自然有的，爪牙适合于捕捉小动物的目的，水适合于解渴的目的，猫适合于捕捉的目的，这些事物，我们都不能否认，因此我们也不能否认目的性这一回事。但我们要反对的是，有些人把这目的性夸大了，上面那一个答复者，就是这样的人，他把目的性夸大了，于是就以为，世界上除了目的性以外，什么也没有，一切事物，都是为要实现一定的目的才产生的。这种见解，叫做目的论的世界观。如果我们相信了这种目的论的世界观，相信一切的存在都先有一个目的，那我们就不能不问：这样的目的，是谁的目的呢？是谁规定的目的呢？答案不外是：“要能够管辖整个世界的全能全智者，才能够替世界的一切规定它们的目的。”这样的全能全智者，除了神灵以外，还有谁呢？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向宗教投降，相信起神灵来了。这就是目的论的世界观所玩的花把戏!
目的论的世界观既然以为世界上只有目的性，于是我们以前所说的什么“法则”呀，“因果”呀，都在排斥之列了。事物的存在，只是为要实现一定的目的，所以就无所谓法则，只要能实现那目的，它的运动变化就不必一定要依着法则；也无所谓因果，只要能实现那目的，它的发生就不必要有任何原因。一切都被高高在上的目的支配着，一切都被神灵的目的支配着。
目的论的世界观是我们所要反对的，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反驳了。人喝水，主张目的论的世界观的人（以后简称目的论者）说：“水是生来给人喝的，是为着给人喝的目的而产生的。”我们反驳说：“水能适合给人喝的目的，我们是不否认的，但为什么会有这种目的呢？那是因为人的身体先需要水，因为需要水，才会喝水，这是一种因果性和法则性。如果不先有这种因果和法则，例如说人不需要水的话，那么，水给人喝的目的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这就是说，因果性和法则性是根本的基础，目的性这一回事，是可以用因果法则来说明的。没有目的性，因果和法则还是存在的，没有因果和法则，就根本不会有目的性。”
目的论者又说：“水是无生物，姑且可以依从你的说法，承认可以用因果法则来解释。然而在生物方面就不同了。例如虎、豹的爪牙，能恰恰适合捕杀小动物的目的，是有什么原因使它产生的呢？难道说小动物本身需要它来捕杀自己么？人需要水，固然可以就去喝水，但小动物如果真的需要杀捕（当然是没有的事！）决不会因此就直接使虎、豹生出爪牙来，那么，虎、豹的爪牙为了什么生得这样巧呢？如果你找不出原因来，就只好信从目的论的世界观，承认这是神灵安排的了。”
我们又反驳说：“生物的目的性，也可以用因果法则来说明。这不能不感谢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了。他首创了进化论的学说，把一切生物界的事实都用因果法则来说明了。现在的生物，是过去经过了长久年月的进化留下来的。在过去长久年月中间，不知有多少种类的生物，因为身体的构造不适于保护自己生命而灭亡了。例如鹿、马一类的走兽，凡是脚生得短，不善于跑的，都被别的猛兽扑灭，又如虎、豹一类猛兽中，凡是爪牙不利的，也终于饿死，剩下现在所存着的鹿、马、虎、豹的种类，原来是过去无数年月中，生存竞争的结果啊。它们的长脚和爪牙，并不是神灵替他们安排好了的，而是在生存斗争中淘汰出来的啊。生物的目的性的东西，也 仍是由过去现在的生物进化的法则所造成的啊。”
不论无生物界和生物界，都是以法则性为根本基础的。目的性不过是因果法则中派生出来的东西，所以，目的论的世界观是不能成立的。然而目的论者还有话要说：“无生物界和生物界，都依从你们的意见罢。但我的目的性，还有一个大本营：就是人类。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先有目的的，一个人，不论一举一动，都必定先想到一个目的，毫无目的的举动，在人类是不会有的。如果有，那一定是疯子，或者是在梦游状态中。例如用读书的行为来说，人们读书，不是总先有一个目的的么？我要认识现实，认识社会，读书能达到这种目的，所以我才去读书，如果不能达到这目的，我就可以不读，我的行为，是完全依着我的目的为转移的。总之，我的目的是怎样，我就可以怎样做，我是自由自在的，不受什么因果法则的束缚。”
我们又反驳道：“人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这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我们又要问，我们的目的是那儿来的？为什么我们在某种时候，只能有某种目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读书，目的是在于认识社会？而在前清时代的人，读书的目的却在于升官发财？为什么我们现在读书，不能妄想升官发财？这不是有原因吗？因为前清的社会制度可以容许读书人升官发财，所以那时的读书人都以此为目的，而现在却不然。这不是一种因果关系吗？把范围推广一点，就人类的任何目的来看，我们都可以找出它的因果性来。大事如像现在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它的目的是要独占阿比西尼亚，然而它为什么要独占这黑人国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不这样就不能解决意大利本国的经济危机。小事如像我们拿起碗筷来，目的是要吃饭，而要吃饭的原因，是因为肚子饿。总之，一切人类的目的，也是从一定的因果关系和一定的法则上派生出来的，仍然是以事物的因果性为基础。
“不但人类的目的多由一定的因果关系上产生出来，就是要达到目的，也得要看清楚事物本身的变化法则，并且依着这法则去做，才有达到的可能性。例如现在的社会条件已经不是读书人升官发财的时候了，有的人看不清楚这一点，仍然妄想着靠读死书来升官发财，这样，他的目的就和事物的法则背驰了，这种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又例如，有的人虽然看清了现在不是靠读书升官发财的时候，把 认识现实当做读书的目的，然而他不知道要达到这目的，读死书是不行，还要常常注意当前的实践。因为不认识这种关系，只知道埋头死读，终于不能真正认识现实。这也是不能充分认识事物本身的法则，所以才不能达到目的。我们平常常听说人的理想和事实冲突，这冲突的原因，也正因为那人不能够认识事实的缘故。总括起来说：要免去冲突，使我们的理想能够自由自在的实现出来，就有两点要注意：第一，我们的理想必须是根据事实法则而来的理想，不要是空想；第二，我们必须看清楚事实本身的各方面的因果关系和变化法则，从这里面找出适当的方法来，能够使理想实现，我们就叫做得到了自由。因此，要能够自由，要达到目的，必须能认识现实，根据现实的变化法则去 做。哲学上有一句有名的话，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是这意思。
我们能认识现实，能根据着现实的事实决定我们的目的，并且能依着现实的法则去做，那么, 我们的目的就有实现的可能性了。这里，我们又讲到了 一个新的问题，即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问题，我们说“目的有实现的可能性”，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目的可以在将来实现出来。在现在，这目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在将来，它就要转变成现实性了。因此可能性就是指将来可以实现出来的意思。而现实性就是指一种可能性已经实现出来的意思。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可能性和现实性是有多么密切的关联了。真正的可能性，一定要能够转变成现实性。例如寻找职业的人，说自己要找一个教师的位置是有可能性的，那他的意思一定是说：他自己有做教师的能力，如果真正有了这一个位置的时候，他可以担任下来，而不至于失格。这就是能够转变成现实性了。如果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要说自己有做教师的可能性，那我们一定要笑他，说他所谓的可能性是假的，因为这种可能性是不会转变成现实性的。
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常常把可能性和现实性完全分隔开，以为两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常说：“所谓可能性，只不过是指我们头脑里想得通的事罢了，不必一定要可以实现的。如做店员学徒的人，认为自己也可以变成慕沙里尼，因为慕沙里尼是人，自己也是人，这不是很想得通的吗？又譬如说，自以为可以像美国的福特一样地做一个汽车大王，因为福特是人，自己也是人，这不是也很想得通的吗？”但是，这一类单只想得通的事情，要实际做起来却做不通！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能够转变成现实性的。有些人以为这也是可能性，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可能性，只是抽象的可能性，只是假的可能性罢了。
抽象的可能性是把可能性和现实性完全隔开了，只看见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对立，看不见两者的统一。我们在前面《两种态度》那一篇讲话里，已经说过，凡是只看见对立而看不见统一的，就是观念论的态度。所以抽象的可能性是陷入观念论的错误了。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机械论的态度，是只看见统一，而看不见对立的，这种见解，以 为可能性和现实性已经完全是一个东西，以为凡是有可能性的，也都是现实性的，这也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一种错误。其实可能性虽然和现实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还是对立的，可能性并不就是现实性。因为有可能性的事情，不一定全实现，自己有了做教师的本领，不一定就真的会有教师的职业，读书虽然有帮助认识的可能性，然而读书的人不一定都能够使认识社会的目的实现出来啊。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性的本身是矛盾的，是有几方面的。读书在一方面有帮助认识的可能性，另一面也有读成书呆子的可能性，更一方面还有受邪说欺骗的可能性。后两方面和前一方面就是矛盾的，不把后两方面消灭、克服，就不能把前一方面转变为现实性。自己有做教师的本领，就有了做教师的可能性。然而社会生活的不安，又会使人有教师位置也找不到的可能性。不把社会生活的不安克服了，职业问题的解决也是不能完满实现的。再拿革命运动来说，一种革命运动的发生，一方面有成功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也有失败的可能性，这是谁也容易明白的。要把成功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不是也要先克服了那失败的可能性吗？
现在明白了：可能性并不就是现实性，要使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必须要把阻碍的可能性打倒了或克服了才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呢？这一方面要客观事实上的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要有主观的努力。 还是先用读书的例子来说吧：要借读书认识现实，一方面必须要可以找到好书来读，这是客观事实方面的条件，另一方面要自己有好的读书方法，和认真的努力，能够选择，不至于误读了坏书，这是主观方面的努力。这两方面都全备了，帮助认识的目的才可以实现。再说到革命运动的问题吧，革命的成功，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中必须具备成功的条件，必须要有广大的民众不满于现状而要求革命，同时旧制度的维持者也缺乏维持的力量了，这些都是必要的客观条件。然而单有这些客观条件，还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些广大的革命民众还得要有一个正确的领导，积极地起来努力向着正确的道路走去，这是主观的努力，没有这主观的努力，客观的条件无论怎样好，还是不会成功的。
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这是社会科学证明了的。然而因为是必然要产生的，我们就可以坐着不动地来等待吗？如果我们不积极地起来努力，旧社会的保守的可能性不是就要加强，而新社会产生的可能性不是要减弱了么？我们切不要因为兔子多而容易捉，就想打“守株待兔”的主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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