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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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无事，重读了几篇古文，最喜欢的还是《曹刿论战》。
具体的、生动的故事与人物，其内涵，总是无限丰富的。
《曹刿论战》不仅是一篇美文，还包含了深刻的政治、军事哲理，如果能够读懂悟透，收获不亚于读一本大部头的理论专著。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十九世纪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
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战争的本质。
可是，比克劳塞维茨年长2500多岁的曹刿，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未能用理论化的语言，精准地概括出来。
公元前684年，齐国大军压境，鲁国危在旦夕，究竟能不能胜利地进行一场卫国战争？
曹刿去见鲁庄公，根本不谈军事，而是先谈政治——他要看看鲁国的政权是不是得人心？如果不得人心，就不可能动员国人抗齐，军事问题就不必谈了。
对于政治，鲁庄公有点混沌。他稀里糊涂地谈了三点，前两点都被曹刿评判为“小惠未遍，民弗从也”、“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而予以否决。
细细想来，的确如此。
作为一个小国诸侯，对身边人施予小恩小惠，祭神时心怀虔敬，这些说到底，不过是贵族圈子里的小美德，并不能转化为国人的政治支持。
而在鲁庄公看来最不重要，因此放在第三条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才得到曹刿的激赏，因为公正司法，涉及到国人的公平感，这方面做好了，鲁国的卫国战争就有了政治基础。
在随后的长勺之战中，曹刿等到齐军“再衰三竭”时才发起反击并大获全胜，证明他的确是一位超越性的军事天才，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两军对垒，最重要的并非决战，而是为决战创造有利条件。要绝对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当条件于我有利，于敌不利时，就要坚决果断地与敌决战。
在西方，甚至到克劳塞维茨时代，仍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克氏在其鸿篇巨制的《战争论》中，大谈“主力决战”的重要性，但对“在什么条件下决战”这一性命攸关的问题，却一笔带过。
讽刺的是，克氏的这一观点，透过德国军事顾问，严重影响了蒋介石。
在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中，蒋介石把国军装备最好的几个德械师，没有任何军事合理性地投入到一个可以任由日本充分发挥其海空优势的战场，这不仅导致了南京的迅速沦陷，也大大增加了其后抗战的难度。
蒋介石的这个毛病，到解放战争时，也丝毫未改。所以，每当他誓言“此系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时，等待他的，就是输到脱裤的失败。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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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曹刿论战》最令人感到惊艳的，还并非上述两点。
在我看来，《曹刿论战》的石破天惊之处，在于提出了“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论点。
这是《曹刿论战》中，最具有人民性的论点。
这一论点的深刻与尖锐，在古代中国与世界，无出其右。
也许，只有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略胜一筹。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批语，对这一反复出现的社会和历史现象，做了更深刻、更准确、更全面的概括。
为什么“肉食者鄙”？为什么“高贵者最愚蠢”？
这是因为，第一，高贵者通常脱离实践，脱离现实斗争，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有主观主义特征；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肉食者”也好，“高贵者”也罢，通常有巨大的、难以割舍的既得利益，他们做任何决定，都以不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为原则，所以，就经常会做出愚蠢的决定，推出愚不可及的政策。
而“素食者”也好，“卑贱者”也罢，都处于“肉食者”、“高贵者”的对立面，所以，他们往往就更聪明，更能够做出正确决定。
稀奇的是，有一些“大V”、名人之流，经常肆无忌惮地宣扬“有关部门”、“官员”、“专家”更聪明、更有善意之类，似乎无论他们干了什么蠢事，说了什么蠢话，都不能提出批评和纠正，否则就是“不自量力”、就是“故意曲解”、就是“狂的失常”……
这简直等于在说“肉食者最聪明”了。
这样的人，无耻之尤，贱若豚犬。
今天的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应对这样的形势，应该谨记这样几句话：
1、“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2、“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3、“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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