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和刘继明的《不能忘却的记念》都是记叙与作者同时代的进步青年的故事，包括他们与作者的文艺交往、参与进步运动且遭迫害的经历，表达了作者发自内心的深切怀念。
革命前辈的言谈、文字、友情，往往成为进步青年的思想火炬，使之不惮前驱，英勇斗争；而由于社会总体的进步力量较弱，进步青年往往在斗争中处于劣势，遭到反动集团的迫害。此时，青年所敬仰的革命前辈做了什么？因环境所迫，鲁迅烧掉了他所珍视的青年朋友的信，刘继明也拒绝在联名信上签字。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怯懦”，不如说是另一层面上的“辩证法的胜利”。
毛泽东曾说，他死后要开庆祝大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伟大领袖的去世，是人民革命的重大损失，固然是极其可悲的，但的确符合客观规律。鲁迅与刘继明一时的“冷漠”“怯懦”，虽然让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步青年有他们所同情的劳苦民众、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是他们为之献身的社会关系。革命前辈自然也同情劳苦民众，并乐意与进步青年交友，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女人和孩子”，还有“正愁不能将我置于死地的敌人”——有个人生活的温床，或者另外的即文学创作方面的革命战线。因此，一旦他们真的为“进步青年”的社会关系献身了，他们“个人生活”或“文学革命”的社会关系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代价是承担不起的。相反，社会关系较为纯粹，或者说个人前途本来就窄的进步青年，自然不惮于牺牲个人的一切来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铺得越来越宽。
也因此，我们发现，思想再进步的人，也首先要在这个并不支持进步思想的社会生存下去，才可以进行进步活动；而要生存下去，或者提高生活条件以更好地进行进步活动，他们还是得一定程度上适应现存社会里的、他们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制度。简单来说，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人毕竟还是要吃饭的。例如研修班的同学，有在工厂打工的，虽然都是马列主义者、反对工人过劳加班，但没有因此只干八个小时就自顾自走人的，而是为了拿到工资生存下去，服从工厂劳动规定，连续干十几个小时；有参加工作的，虽然知道研修班的内容更加进步，但遇到单位加班和研修班上课冲突，没有跟单位请假的，也没有不理单位而坚持上课的，而都是跟研修班请假、坚持上班的。在形势低迷、条件极为不成熟时，有哪个进步人士可以作为“职业革命者”来养活自己呢？就连马克思也要靠恩格斯的接济来从事革命写作。换句话说，如果恩格斯在工厂里不当“资产阶级”，而当进步但赤贫的工人，或者专门当个鼓动工人运动的革命家，他哪来的钱接济马克思呢？
然而，一定程度的适应不代表认同、拥护。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认清客观现实是为了否定情绪化的指责与盲动，而不是否认进步运动的正面意义。如果把“现实的无奈”作为借口而心安理得地妥协，就不配称为革命者。两位革命作家也从未这样做，而是都为自己的退缩感到悔恨。鲁迅“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刘继明也“在为自己的得失瞻前顾后。那一刻，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甚至还有，愧疚。”这样的自责之情，才体现了革命者的精神底色，才让他们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和《不能忘却的记念》。
死去的“左联五烈士”不会复生， “捌青年”也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但两位前辈作家的悲愤的纪念，却让后来的人知晓、铭记，不再忘却，延续了这些悲剧的价值。他们的事迹，会在作家的笔锋里，成为未来行动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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