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艳阳天》是浩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浩然首次动笔于1957年，1962年重写，最终定稿于1964年至1965年。全书主要讲述了：1957年麦收时节，中国华北地区东山坞高级农业合作社即将迎来第一次大丰收。趁着东山坞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萧长春带领积极分子去县里搞挖渠引水工程，东山坞副主任马之悦纠集东山坞少数地主、富农、中农，企图违反社章，想要取消按劳分配，实行按土地分红。萧长春在工地收到东山坞的信件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赶回东山坞，带领东山坞绝大多数社员与马之悦为首的一小撮地富和落后分子坚决斗争，并赢得最终胜利。
二
《艳阳天》三部总字数约120万字，故事的时间跨度仅仅只在东山坞麦收时节的十几天。
《艳阳天》的时间跨度虽然短暂，但具有极其高超的文学水准。包括真实反映历史本质、鲜明的人民立场、旗帜鲜明的主题、完整的作品结构、高明的故事切入、紧凑的情节叙述、典型人物的塑造、对农村政治和农民生活的透彻了解、准确优美的文笔等等，由于以上种种被浩然完美糅合在作品之中，使得《艳阳天》具有雨果、托尔斯泰等世界级大师作品的雄伟气魄和史诗风格。
东山坞高级合作社丰收在即，究竟如何进行分红，涉及不同身份社员的切身利益，各种势力因此纷纷下场，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竞相出招，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边是土地入社较多的中农主张按土地分红，一边是土地较少劳动较多的贫下中农主张按劳分红；
一边是还没改造好的地主、富农暗中煽风点火，企图拆散合作社，一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穷苦人坚决要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一边以投机入党在东山坞受灾时撂挑子被降职处分的副主任马之悦为首，一边是在东山坞受灾时带领大伙搞生产，受到党和群众赏识的书记萧长春在领导；
一边是地富巴不得借着整风机会，趁机把共产党搞下台以便重新掌权，一边是贫下中农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捍卫刚拿到手不久的印把子；
一边有乡长李世丹做后台，一边则有乡党委书记王国忠支持；
东山坞在麦收之际，掀起了一场先是暗流涌动，后发展为波涛汹涌的权利斗争。表面看是萧长春马之悦二人的权利斗争，实则是表现为个人权利斗争的阶级斗争，说到底是走社还是走资两条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之所以说《艳阳天》抓住了历史的本质，是因为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须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质，而不是蓄意遮蔽历史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历史的本质呢？
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某些人口口声声喊着阶级消灭——实行的却是“一打三种清理”——而不复存在。
即便是不喜欢被阶级斗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书中的最高领导，乡党委书记王国忠就深刻看清了这个问题：“眼前东山坞的问题，不是多分点麦子、少卖点余粮，或者要当个大干部的问题，不是的，归根到底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咱们是农业社的领导，是站在头边的人，对这个问题心中可得有数呀！”
“我还要提醒你：不会因为挖出个马之悦，捉住个马小辫，或者因为打退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场进攻，东山坞的阶级斗争就没有了。不，还会有！只要没到彻底消灭阶级的那一天，就会有阶级斗争！这一点，你可得看个清清楚楚，永远记在心里！”
三
东山坞表面闹的是分粮问题，但本质上反映了不同势力对农业合作社的看法，两条道路的斗争即肇始于此。一些人处心积虑贬低和瓦解农业合作社，一些人则竭尽全力捍卫和发展农业合作社。对农业合作社的不同看法，正是高层产生巨大认识分歧，乃至后来发展为彻底决裂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为什么要搞农业合作社？
新中国刚成立时，工业基础薄弱，重工业一片空白。新中国要不要搞工业化？这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此即“一化三改”，毋庸讳言，“三改”就是为了推动“一化”的实现。
由于新中国缺乏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资金，又不能对外掠夺，因此，搞农业合作化，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便成为当时的唯一选择。
但是，毛泽东考虑的远不止于此。搞农业合作化，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仅只是为了提取农业剩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农业合作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粮食和资金；
第二，重工业只有在农业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能被使用；
第三，工业反哺农业，轻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不仅能为国家积累资金，同时还能满足农民的物质需要；
第四，实行农业合作化，才能遏制两极分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详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一百零四篇按语。
只有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东山坞书记萧长春和社员马长山对此有透彻的理解。
《艳阳天》第97章：
一路走，萧长春借题发挥，畅谈他们东山坞的社会主义建设远景。
老太太说：“我家老头到工地上去了三个月，再过十几天，就要回来了。”
萧长春说：“那会儿，河就修通了。那河要从我们村后边绕过去，我们要修一个大扬水站——我们那边地高，泉水小，引不上去，全是旱地；有了扬水站，起码有一半地水浇了，就是说，往后要有一半地旱涝保收。我们还要试着开几十亩稻田，让咱这穷山坡子产大米，那可多来劲儿呀！来个亲戚，就不用愁没细粮了。”
老太太说：“听说那条新河的水大着哪，还能发电？”
萧长春说：“当然能发电。过几年，农业社的力量大了，几个社伙着干，修小发电站，不光使电灯，还用电碾米、磨面，用电开机器，那时候的妇女再不用抱着碾棍推碾子了，再不用怕费油，摸瞎做饭了。”
《艳阳天》第100章：
“听萧支书说，咱们还要修一个小型发电站哪！”
“嗨，那就要点电灯了。神！”
马长山冲着韩百安说：“大叔，您看看，走合作化的道路多有奔头呀。要是搞单干，您就是能买下多少房子，置下多少地，也不用想让旱地长出大米来，更不用说发电用电灯了。您说对不对？”
韩百安低着头，笑了笑说：“要是真能走到那一步，真是这么一回事儿。”
关于农业合作社如何防止两极分化和实现全体社员共同富裕，东山坞支委韩百仲和饲养员马老四的看法，相比于后来的设计者，显然更加诚实和透彻。
韩百仲沉思了片刻，对着社员说：“瞧瞧吧，咱们穷人不走合作化的道路不行啊，独木不成桥，单丝不成缕，谁知道自己哪一天有个天灾人祸呀！遇上个事儿，大伙儿不相互扶着点儿，就得败了家，破了产，还得过上苦日子呀！”
马老四说：“……凭你的家底，你的劳力，你的本领，要是我们跟你一块儿走资本路，你能当地主，我们就得当你的长工；换个思想说，你不走社会主义路行，我们不走不行啊！我……”
四
浩然在《艳阳天》里塑造了许多正面人物，如萧长春、韩百仲、焦二菊、马老四、焦淑红、马翠清、喜爷爷等社会主义新人；但经过几十年的岁月变迁和历史沉浮，《艳阳天》里面的反面人物，如马之悦、马小辫，则显得更加生动形象、经典深刻！
东山坞副主任马之悦，出生在家境殷实的富农家庭，由于父亲染上了大烟，家里逐渐衰败。
十七岁的马之悦，在父亲死后，就挑起了穷家破业。他能吃苦，肯出力气，只要是生财的事儿，不分大小，他全干。他赶过大车，在酒烧锅当过学徒，上京下卫，跑遍京东十二县。十几年的奔波，家业虽说没有创出来，他可享了福，开了眼界；吃过，嫖过，见过大世面，也练出一身本事。他脑瓜灵活，能说善讲，心多手辣。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他就被地主马小辫和几个财主保举为村长。村长马之悦干得相当出色，无论是应付敌人、拉拢汉奸、接待“八路”，各种关系他都搞得很好。
抗日时期，马之悦之所以跟抗日政府靠在一起，到后来一步步发展为共产党员、劳模、党支部书记，起因竟然是出卖三个“八路”——其中一个是抗日政府的区长——没有得逞，最后不得不救他。
这样的人，在东山坞受到大灾时，断然放弃生产自救，走邪门歪道，用救济粮和生产贷款去跑买卖，最后受到党内撤职的处分，不很正常吗？
这样的人，被处分降为副职，眼看着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萧长春逐步在东山坞站稳脚跟，就专意跟萧长春对着干，费尽心机耍尽手段想要挤走萧长春、整垮农业社，不也很正常吗？
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被撸，在下一年，会干出哪些荒腔走板的事，说出哪些骇人听闻的话，难道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吗？
浩然对马之悦的看法是：“这么说，马之悦可以像那些‘革命到头’的人一样‘退坡’了？没那种事儿！马之悦根本没抱过什么革命理想，也就不存在到头不到头的问题了。”
没有叛变的甫志高更可怕，不存在到头不到头的马之悦同样可怕，我们的内部就有许许多多身居要职的马之悦，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马小辫是东山坞的地主，他时刻想着反攻倒算。他表面上老实，可心里边，一时一刻都没忘了要“报仇”，要“重整家业”，再重新骑到劳动人民脖子上当“土皇帝”！
1957年，他听闻城里正在搞大鸣大放，便一直翘首以盼，希望这股风早日刮到东山坞。为此，他在大雨之夜潜伏在萧长春家附近，想要暗杀萧长春，以延缓东山坞的麦收进程。由于暗杀萧长春没有得逞，他就把萧长春六岁的儿子小石头推下山崖，心肠不可谓不歹毒。
地主马小辫的真实心声是：“这些不仁不道的人，这些不烧香不念佛的人，这些不讲忠义的人，这些不给财主磕头、不给有钱人出力气、不认命受穷的人，这些闹翻身、闹解放、闹社会主义的人，这些妖魔鬼怪，这些……反正他们都是我的仇敌，他们把我搞得落花流水，人不人，鬼不鬼，上不上，下不下，死不死，活不活，天上、人间、地狱都不应当让他们活着！快快降灾难，让他们通通死掉，死得干干净净；大鸣大放快到我乡间，农业社垮台，统购统销拉倒，共产党完蛋；大地重光，蒋先生重整基业，快变天，快让我翻身复活……”
“天经地义，应该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你想想，共产党哪点地方得人心？让个好端端的财主像臭做活的那样卖苦力，让臭做活的掌印把子；让该富的穷了，让该穷的富了，这叫什么世道呀！”
“穷人跟咱们的仇可大了，咱们时时刻刻不能把刀子放下呀！”
马小辫的小儿子马志新在北京上大学，不愧是大学生，见识显然比他爹更加高明：
“小时候您常常教导，让我将来替您报仇，为您争一口气。‘将来’就在今天了，我们能报仇，而且报的彻底；我们能够重整基业，而且要整得宏达。我们不再当乡下的财主了，我们要搞工业，不再使唤几个长工，而是要让几千几万人给咱们马家当工人，听我们的。您就等着享受晚年之高福吧！”
这就是被打倒的地主的真实心声：时刻期盼共产党垮台、与穷人不共戴天、必须骑到别人脖子上当人上人。这帮恶霸地主跟后来的那帮背负原罪的新生地主相比，显然更加坦率和实诚。
五
《艳阳天》里的地主马小辫被人民政府法办了，今天，《艳阳天》外的马小辫却回来了，在李世丹及其同伙马之悦的庇护下大张旗鼓地回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萧长春却迷失了，韩百仲、焦淑红、焦二菊、哑巴、马老四、喜爷爷、福奶奶等积极分子都在各干各的，有时候甚至相互攻讦，东山坞成了一盘散沙。王国忠也还没下决心与李世丹彻底决裂，甚至很多时候还在眉来眼去，态度相当暧昧。
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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