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过的书籍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对于我个人而言，书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莫过于关于“红小鬼”的故事，在斯诺幽默风趣的叙述里，这些几乎一笔带过的情节让“红小鬼”的形象鲜活而可爱。
斯诺刚到根据地时，在百家坪交通处吃饭时，用不礼貌的“喂”称呼了两个在一旁服务的“红小鬼”，结果不被理睬，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直到李克农同志提醒他——这里人人都是同志，他们为革命才到这里来，自愿来帮忙的，不是佣仆。而斯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称他们为“同志”，事后得到两位“红小鬼”的原谅。斯诺文中感慨到：“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
斯诺最喜欢的“红小鬼”——李克农的通讯员向季邦，他是一个约十三、四岁的山西少年，一天特意找到斯诺，他担心自己的名字被斯诺写错而影响到外国同志对红军的印象，因而极为仔细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并希望当面得到斯诺“不写错他名字”的保证。全书中他是唯一一个留下了名字的“红小鬼”。还有一定要拿到彭德怀签署的“路条”才放彭德怀本人通行的认真的少先队员们。在陕北这些曾经备受侮辱和损害的穷孩子，一旦参加了红军，接受了红军的平等教育，就对原有旧社会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再难接受。
红军官兵一致的平等观念颠覆了两千年来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中国共产党敢于抛开现成的带兵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给红军战士注入理想信仰，另起炉灶建设新型人民军队，认真开展“三大民主”运动，让平等思想深入人心。这是以前旧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都不具备的。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军队都实行长官意志，一级压一级，讲究的是绝对服从，从来没有一个普通士兵可以对长官指手画脚，要的就是愚兵策略。当时，国民党军官常挂在嘴边上的两句话，一是“我是军人，不谈政治”，二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中国共产党把这两条都破除了。红军自古田会议后就提出了政治建军，毛主席讲的“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红军士兵是觉悟了的战士，红军是为劳工阶级而战斗的。党领导下的军队只有工作上的分工不同，强调官兵一致，废除了旧军队中带有歧视的称呼，红军队伍只有“员”没有“官”，有指挥员、通讯员、勤务员、侦察员、无线电报务员、宣传员等等。红军官兵不盲目服从命令，军事上可以对上级提出不同意见，经济上可以监督伙食，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还可以批评各级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消除了千年匪患，消除了坑蒙拐骗，消除了贪污腐化，消除了黄赌毒。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于平等的社会，也是人类终极理想社会的“雏形”，人与人之间再没有贵贱之分，贫富悬殊消除了，劳苦大众再不是压在最底层的牛马，而一跃成为国家的主人。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因为“看群众脸色的时候过去了”，我们周围不平等的现象愈来愈多。权贵高知们极力奉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等级观念，又是按职务，又是按地位，又是按文凭，又是按职称，重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听到的是官官相护、利益勾结，看到的是官兵不同、地位悬殊，体会到的是人人对立、矛盾重重。“人上人”们，住豪宅，开豪车，包二奶，个个都过上了锦衣玉食的天堂般生活；工农又沦为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近六亿人月收入千元左右，生活十分拮据，陷入了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的困境。
1936年，斯诺敏锐的发现发现苏区“平等观念”无处不在，深入人心，也发现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就是要消除不平等，构建同志式的新型群众关系，从而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进而建立人民共和国。一朵暗弱的火苗不足以照亮那个黑暗的时代，但无数的火苗最终汇聚在了一起，终将二次革命的火炬点亮，这或许是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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