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简评：《作战篇》主要论述“兵贵胜，不贵久”的军事思想。孙武认为，兴兵十万与敌交战，有关军需物资的筹措，作战装备的补充，内外、宾客的开支，军粮的远程运输，要“日费千金”。军队如果长期在前方作战，国家的开支就会不够(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诸侯就会乘机袭击侵扰(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招致不良后果(不能善其后)。同时，由于军粮远程运输，还会造成百姓贫困(远输则百姓贫)，无法缴纳军赋(财竭则急于丘役)。孙武从经济力量着眼对待作战，这是本篇论述的特点。正因如此，孙武提出“兵贵胜，不贵久”。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孙武的上述见解，可以看出孙武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孙武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作战武器相当简陋。例如，所谓“驰车”，即轻车，那是四马驾车；所谓“革车”，即重车，要配备骑兵十名，还要有两个烧饭的，一个保管衣装的，两个养马的。步兵，配备的是牛车，十名步兵要有两个烧饭的，一个保管衣装的。至于千里运输军粮，更是繁重。因此，“兵贵胜，不贵久”是适应当时客观实际、切实可行的作战原则。为减轻作战负担，孙武进一步提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主张。特别是“因粮于敌”，出兵时带了粮食去，以后就从敌人那里取得粮食，减少远程运输，节省作战开支。孙武认为，“智将务食于敌”，吃敌人的一钟，抵得自己的二十钟，用敌人一石草料，抵得自己二十石草料。由于这样，孙武所以强调“兵贵胜，不贵久”。
孙武虽然看到了经济与战争的关系，但他不可能认识到战争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孙武虽然从局部看到不能久战，但他不可能认识当时从诸侯割据走向全国统一，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长期的战争，他没有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速胜和久战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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