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简评：《军争篇》主要阐述两军如何争夺取胜的有利条件。“军争”就是两军争利，就是争夺取胜的有利条件。谁先夺到有利条件，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两军争利便是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关于主动权对战争取胜的意义，孙武在《虚实篇》中已详加论述，《军争篇》着重讲述如何争取主动权的问题。
关于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毛主席曾经指出:“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分析孙武的“军争”思想，孙武对于如何得到取胜的有利条件，强调一个“争”字，而且认为是从受命出兵到两军对垒过程中最难办的事。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如何争取主动权呢？孙武认为，必须“先知迂直之计”(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所谓“迂直之计”，就是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把敌人引诱到别的方向去，然后倍道兼程，出敌不意，虽然落后于敌人出发，却先于敌人到达所争之要地。(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从这里可以看出，孙武的“军争”思想是有着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孙武认为，军争有“利”和“危”两种情况。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迂直之计”，就能争取到有利条件；不能运用“迂直之计”而举军争利，不但不能获得有利条件，还会反受其危害。孙武在这里看到了军争有利、害两个方面，强调“迂直之计”对于争利的重要性。为了避免军争之危，孙武认为必须了解敌情，必须了解地形，必须使用乡导。了解敌情才能和诸侯结交，了解地形才能行军，用了乡导才能得地利。尽管孙武提到“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快慢动静变化很多，但这种变化是建筑在具体摸清情况的基础上的。孙武的“迂直之计”里的“后人发，先人至”的思想是他“军争”思想的精华。落后于敌人出发，而又先于敌人到达，就必须高度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迂与直，后与先，患与利，本来是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孙武很重视这个转化，强调这个转化，着重提出要“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反映了他的自发的辩证法思想。
关于两军争利，孙武不仅阐述了“迂直之计”，还讲了“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的“用众”之法，论述了分散和集中、快和慢、动和静的变化运用，以及“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等方法。对于“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毛主席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现代战争的条件和古代是不同的，但孙武的某些军事思想仍有可取之处。
在《军争篇》里，孙武所说“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的思想，是片面的，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就不能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对此，我们应持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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