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唯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流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林木、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缸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简评：《行军篇》所说的“行军”，大体是“带兵”的意思，曹操解释为“择便利而行”。全篇主要论述安置军队(处军)、观察敌情(相敌)和严明赏罚等问题。
行军作战，要把自己的军队安置在有利的地理位置上，这是孙武“处军”的着眼点。《行军篇》首先论述山地、水地、沼泽地、平原地等四种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处军”方法，然后概括出“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 的“处军”原则。接着说明行军中遇到特殊条件，如“绝润”、“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时，应当怎样安置军队。以上是关于择利处军的问题。
《行军篇》讲的另一重要问题是“相敌”，也就是在妥善处军的前提下，充分了解敌情的问题。孙武提出，要从看到的事物、听到的声音、摸到的情况中，分析敌人的作战意图，把握住真正的敌情。孙武总结了31种观察、分析敌情的方法。只有摸清敌人的情况，才能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方案，决不能鲁莽行动(惟无武进)。如果不慎重考虑而又轻敌，就必然会被敌人所俘虏。(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最后，《行军篇》还谈到了如何带兵的问题，孙武认为要把兵管理好，必须“文”“武”兼用，“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就是用宽厚的态度来使用士兵，用法制来整肃队伍，使士兵能够统一服从将帅的指挥。这是孙武军事思想中以法治军的一种具体表现。
“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处军原则在春秋时期是必要的。当时的侦察方法不发达，只有高贍才能远瞩，处军高阳，便于发现和了解敌情。当时作战物质条件很差，武器简陋，打仗以车战为主，处军高阳，容易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便于发挥车战的作用，有利于作战。此外，处军高阳，将卒可以避免染疾、发病，粮食、武器也容易管理。可见孙武处军高阳的原则，是从当时实际作战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在侦察器械缺乏、情报设施还不发达的春秋时期，将帅们必须也只能凭借直观看到、听到、摸到的各种现象来判断敌情。孙武总结出一整套侦察、判断敌情的“相敌”之法，在当时是有重要的军事价值的。孙武提出，要从“敌近而静”、“远而挑战”中分析敌人进退攻守的作战意图；从在远处看到的树动、鸟起、兽骇、尘土高低中分析敌人来、去、伏、覆和战车、步卒的动静；从在近处看到的敌人轻车奔走的快慢迟疑中分析敌人的行动计划；从敌人的“杖而立”、“汲而先饮”中分析出敌人的供应情况；从敌人军营上空的“鸟集”中分析出敌军营寨的空虚；从敌人的赏罚情况和士兵的喜怒中分析出敌人的士气；……所有这些既生动而又具体的分析， 充分表明孙武从实际经验中掌握了透过现象去分析事物本质的思想方法，这是我国古代难能可贵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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