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们无法跳出的一大问题是——我们永远在历史当中存在着，既然说我们在历史当中存在，我就无法避免地面对历史而提出自己的见解，正因为历史总是作为历史而存在着，我们才无法避免“从后思索”。
二、“抽象到具体”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
·“抽象到具体”
抽象到具体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是作为具体的感性客观事物经由理性“蒸发”为抽象的范畴，并将抽象的范畴作为支点，作为起点，经由理性的逻辑推演从而导致具体的再现，简单来说这个过程是“感性具体——思维抽象——思维具体”。
“迄今为止，人们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符合对象……现在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我们假定对象必须符合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否会更好地解决形而上学的任务。”——康德。
在认识论问题上，首先完成“哥白式革命”（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的观念是知识如何符合对象，而在康德这里，革命性地完成了对于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这是一种类似于哥白尼颠倒地心说式的革命颠覆）的哲学家是康德，我们抛开他的唯心主义隐藏逻辑先不说，他的先验范畴就已经揭示了，理性把握世界必然由理性的在场所决定。“想象力、统觉等能力构成认知过程的独立环节，非直觉与概念的简单叠加”（康德）简单来说，非直观（纵使这已经是经由理性中介过了的“直观”）式的认识是最基本的起点，从马克思的角度上来讲，这已然是作为感性具体的事物“蒸发”为抽象的开始，这里我们也可以从反映论的角度切入（注意反映不是作为被动的“摹写”而是主动的创造，是能动的实践的结果），作为感性的事物本身不可能会有“白色”“绿色”的概念，而经由我们的认识进行把握的时候，就会通过语言“中介”，经由理性“统觉”，完成对于自在物体的改造。简单来说“人的感性认识不同于动物的感觉活动，它始终同人所持有的认识图式[这个认识图式就像一个棱镜，现实通过实践的中介性，折射而出认识结果，这也正是我曾提过的“理性的在场”]相联系”（杨耕），对于感性的直观只能表现为带着理性的直观（这不免让我们想到广松涉的“四肢结构”中的“与件”层面，“现象所予”的为我性物象与“被意识到的现象与件”，这种祛除了主-客二分的结构形式，它正是这样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客相互“纠缠”的内在本质）。
然而康德无法认识到，也是唯心主义无法认识到的一点，在他们那里作为先验存在的范畴，正是过去了的人的实践的结果，人们在生产活动当中总是继承上一代的生产力而进行生产活动，同样，在人的认识活动当中，人们也总是会继承上一代的成果，在成果之上——也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进行我们的认识活动。
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同时也是建构理论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包含的三个环节——“确定起点范畴——展开中介范畴——走向终点范畴”，在起点处。它是一个高度的抽象，它展示的正是事物的本质概念，这些高度抽象的范畴正是构成对象的基本单位，它蕴含着整个理论体系的胚芽，在由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建构过程当中，达到思维具体之后，这个思维具体并非等同于之前的思维抽象，它包含着一种关系，它包含综合的方法，它可以将这些抽象规定联系起来。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序言》
而这一比喻当中所隐含的内在逻辑是对“社会有机体”（“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列宁语）的辩证认知，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结构保留了早期社会形态的“残片”，这些以“残片”形式存在的早期社会的存在如同高级生物中的低级生物的“痕迹器官”。这种方法论的运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马克思对于历史的分析上（“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不过，该方法论的指涉定义通常表现为“从后思索”。为了避免过于冗长，后文将以“从后思索法”替换“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
“但是人们对商品的科学认识却是在“后来”,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获得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商品生产在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占统治地位,并达到了“典型的形式”。”——《为马克思辩护》
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矛盾”，既然是历史无法避免“从后思索”，那么为什么要从“抽象到具体”?事实上这对“矛盾”的存在根本就体现在一种对于语境的错认。简单来说，我们认识历史的前提条件通常只能是“在已给定的确定的条件下”，因为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人不可能回归到当下未发生的情境下。那么对于历史的认识必然也只能是当下的认识，在这里被误认为唯心主义的“史料是被建构出来的”问题恰恰在于，认识的“时效性”总是建构在当下性的问题上，在我们谈及史料的时候，无论是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还是话语结构，总是在“当下”的条件下，总是当下的生产方式的作用效果，总是在“当下”的社会关系下的言说。
““从后思索”是从现实社会“透视”以往历史。这种“透视”[这种“透视”的发生正是源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合理性现实，也就是说，历史并不会直接消失，而是以“萎缩的或发展的”形式出现在“当下”——笔者注]自始至终受着历史进程的制约,受到认识主体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具有较大的相对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放弃客观性原则,放弃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为马克思辩护》
或者说，从后思索法也是从现实社会出发的自我批判，这是一种“逆向溯因”，是从现在“回过去”看历史，从而解码时代的症候：
“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文2版,第23-24页。
正如当我们考察认识发生场域当中发现的那样，反映已然是主动性能动性的活动了，然而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们绝不可能直接从具体完成对于具体的把握，正如认识活动中我们走过的“感性具体——思维抽象——思维具体”过程一样，我们必须由简单的范畴出发，无论从对于具体的把握必须由此开始的角度上，还是从对于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来讲，在“从后思索法”的理论发生地中我们必然走向抽象上升到具体。
三、方法论的学习启示
很大程度上，上文铺设极长的理论言说是为了作为方法论基底去延伸解释理论学习的个人见解。我们在“从后思索法”当中得以看出，得以认识历史的方法是“倒置”的，逻辑永远只能面向历史，并将其自身得以建构，这也可以辅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历史规律通常只能表现为“统计学规律”。相应的，作为“历史了的”理论也只能从后思索，举个例子来说，当你去阅读马克思的时候，为了理解马克思的革命性转变，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你必须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萎缩了的或者发展了的”德国古典哲学，恰恰是这种对于历史的把握，我们才能理解总是会流行一段时间的修正主义思潮，它是如何借助这种“漫画式”（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57—58手稿)》）的范畴得以以“崭新的样貌”一个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外皮的样貌出现。
在上文对于从后思索法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延伸出来，只有在阅读马克思的背景下去“重读”德国古典哲学，才可以把握到为什么在青年卢卡奇一众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异化劳动”的人本主义批判逻辑会以这样一种形式得以复活，相应的，正是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考察中的谬误，一种青年马克思的内在唯心主义逻辑在“人体解剖”中外化出来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形式”出现。不过我不会否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时代背景。
相应的，列宁也正是在对于黑格尔的阅读中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详情建议移步《哲学笔记》，虽已读过，但是文本考察暂时不够，这里观点可能会有些问题），正是列宁在阅读过黑格尔之后才提出“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不过注意这里有个可能误认的问题，“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资本论》），这与列宁的这句话是同构的，这正是那个“实践理性”的内在逻辑。
总的来说，如果不考虑先进理论的历史发生，不从发生学的角度上考究理论本身，我们就一定会陷进某个问题，失足步入修正主义深渊，如果我们丢掉了对于“从后思索法”的考究，就不可能理解各种庸俗决定论的反动发生逻辑（例如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们对于经济决定论的强调）。一句话，对于理论的学习必须去考察理论的发生。
四、结语
这篇文章的大量内容聚焦在了方法论的介绍和考究上，后文“藏在”前文中，就像当我们要解读大写理论的辩证法时，我们必须去解读《资本论》一样。这篇文章并不够完善，不过主要是目前的总结结果，必然有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为马克思辩护》杨耕
《神会马克思》张一兵 蒙木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杨耕
《哲学笔记》列宁
《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谢·斯·吉谢辽夫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广松涉
《物象化图景与事的世界观》张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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