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简评:《用间篇》主要论述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使用间谍的问题。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述军事的规律时指出,“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毛主席接着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孙武的“知彼知己”的思想确实贯穿于全部著作之中,他既注意学习上怎样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又重视使用上如何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战胜当前敌人。《用间篇》的中心思想,便是就“知彼” 这个问题上,也就是曹操注释中所说“知敌之情实”,来论述“用间”的重要性和如何使用的问题。
孙武首先从出兵打仗要动员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而舍不得化费很小的利禄去了解敌情,批评这是“非人之将”,“非主之佐”,“非胜之主”,从而提出预先了解敌情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怎样才能做到“先知”呢?孙武认为“必取于人”。“先知”不能靠迷信鬼神,用占卜算卦那些迷信的办法来达到(不可取于鬼神);不能靠类推比附(不可象于事);不能靠证验星象运转(不可验于度);而是必须使用间谍去实际获得敌人的真实情况。孙武的这种扎扎实实“认识客观实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当时儒家鼓吹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针锋相对,是难能可贵的。
孙武把间谍分为五类,一是“因间”,用敌方的人为间;二是“内间”,用敌方的官吏为间;三是“反间”,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间;四是“死间”,使我方的间谍传假情报给敌人;五是“生间”,我方派去敌人那边的间谍。五类间谍,前三类是用的敌人,后二类是我方派去的,孙武要求能同时并用,使敌人无从对付,这是取胜的法宝。间谍提供确实敌情,用以决定战策,因而是最“亲”的;间谍的地位非常重要,因而所得的赏赐是最“厚”的;间谍暗中活动于敌我之间,因而事机是最“密”的。用兵作战,几乎无处不用间,所以是十分“微妙”的。孙武讲这种“微妙”,认为欲击之军,欲攻之城,欲杀之人,都必须先让间谍探知全部敌情,包括守将直至看门人的姓名。真是非常细致,非常周密。从这里可以看到,孙武的了解敌情(知彼),是建筑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的。
孙武又进一步分析五间之间的关系。他突出了“反间”的重要地位。通过“反间”了解到敌情,才能据以利用“乡间”(即因间)和“内间”;通过三类敌间了解到敌情,才能据以用“死间”,用“生间”。因此,对待“反间”必须给予优厚待遇。孙武既分别论述五间,又仔细研究五间之间的关系,从而突出“反间”。从哲学上讲,这反映了孙武很懂得分析综合,利用矛盾,使敌为我服务。
利用间谍了解敌情,在古代的战争中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但是,不顾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本质问题,而过分夸大间谍工作,机械的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少数几个间谍的作用,这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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