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他的时代，卢卡奇+就已经把马克思这些令人敬畏的话作为他自己后来否定的一篇早期文章的题记：“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究竟会作为什么而行动。”在《神圣家族》中，面对批判的批判，工人被呈现为“创造了一切”的人，甚至在他的精神创造中，他让所有的批判都相形见绌;英国和法国工人已经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工人甚至创造了人”，因为确实“人已经在无产阶级中丧失了自己”，但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丧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这种反叛的形式，首先以最明显、最尖锐和最直接令人反感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贫困和苦难是私有财产+矛盾本质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和财富，确实是对立的术语，包含在包含两者的整体中。“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满足的、自为的私有财产。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瓦解着的并且瓦解自身的私有财产。”因此，无产阶级阶级感到自己在这种状况下不断地被毁灭，而它反过来又不断地反叛以毁灭这种状况。“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是在这种屈辱中的对这种屈辱的愤慨。”在这两个对立的术语中，前者致力于维持对立，后者致力于消灭对立。“因此，在整个对立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无产者是破坏的一方。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确实，通过其经济运动，私有财产本身走向它自己的解体，但这仅仅是通过一种独立于它、它没有意识到的、违背它意志的发展来实现的。“私有财产……只有通过产生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才推动自身走向自己的解体……无产阶级执行着私有财产因产生无产阶级而对自己作出的判决。”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行动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今天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挽回地预示出来了。”²所有这些在《德法年鉴》undefined中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了。“如果建设未来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不是我们的事情，那么目前我们应该完成什么任务就更加清楚了：我指的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³当然，这不是举起教条旗帜的问题。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首先是一个教条的抽象，因为“它本身只是人道主义原则的一个特殊表现，一个仍然被它的对立面——私有制——所感染的表现。”⁴共产主义看到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在它面前兴起并非没有充分的理由，而今天它本身也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整个社会主义原则，反过来，也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涉及真正人类本质现实的那一方面。但我们同样应该关注另一个对象：对真正存在的事物按其原样进行评判。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把对政治的批判、对政治的参与，从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我们的批判同它们等同起来。”⁵解放的积极可能性实际上只存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的阶级”⁶，这个阶级不为自己要求“任何特殊权利”，并且通过它的普遍存在，预示着作为特殊状态的社会的解体。“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秩序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了它自己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实际上就是那个世界秩序的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作为无产阶级的原则提升为社会的原则，也就是把没有它自身参与、已经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包含在它自身之中的东西提升为原则。”⁷因此，工人阶级的反叛在这个物质实践的阵地上取得的进展越多，它就越具有理论和自觉的性质。“回想一下织工之歌，那是一声大胆的斗争号召，其中甚至没有提到家庭、工厂或地区，但在其中，无产阶级立刻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尖锐的、毫无节制的、强有力的方式，宣告它反对私有财产的社会。西里西亚起义正是以法国和英国工人起义结束时所达到的东西——即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开始的(《前进报》，1844年8月10日)。”⁸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另一个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作为竞争者是相互敌对的。”⁹而这一普遍规律在现代社会中有着其最终和最高的特殊应用。“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生产力的总和，它们似乎采取了一种物质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财产的力量，因此也只有当个人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时，它们才是这些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与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是大多数个人，这些力量已经从他们那里被夺走，他们因此被剥夺了所有的真实生活内容，变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处于能够作为个人相互交往的地位。”¹⁰唯一仍然将他们与生产力及其自身存在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劳动——在后者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个人表现的表象。因此，他们的敌人不仅仅是资本家，而且还包括劳动本身。因此，从一开始，他们的斗争就指向整个社会关系。这些是“当代的无产者”，一个阶级，既然它不得不承担社会的所有重担，就“被迫与所有其他阶级发生最尖锐的矛盾”;它是“一个构成社会全体成员大多数的阶级，并且从它那里产生出对根本革命必然性的意识。”¹¹事实上，在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革命中，“活动的模式”始终没有改变。它们始终且仅仅涉及这些活动的不同分配，将劳动重新分配给其他人，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迄今为止的活动模式，消灭劳动，并在消灭阶级本身的同时废除所有阶级的统治。”¹²在手稿中“消灭劳动”之后的一行后来被划掉的话继续写道，对劳动下了一个被中断的定义，称之为“在……统治下的现代活动形式”。¹³马尔库塞试图强调这些主张的严重性，他指出在这里出现了那可靠的古老的扬弃，它在压制的同时也进行了恢复等等。然后他指出这种解释太平庸了，并思考他如何才能摆脱非劳动这一未来的范畴，恢复过时的、庸俗的、反动的幸福观念。但撇开这一切不谈，前面的论述是这样结束的：为了这种共产主义意识的大规模生产以及为了事物本身的成功，所需要的是人类大众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只能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发生。“因此，革命之所以必然，不仅是因为统治阶级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被推翻，而且还因为推翻它的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成功地洗刷掉世世代代的污垢……”¹⁴反对蒲鲁东的理论斗争在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中实现了一个显著的飞跃。绝非偶然，《哲学的贫困》包含了马克思对阶级概念最初的也是重要的——即便尚不能令人满意——定义。资产阶级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表现出来的不是一种单一的特征，而是一种二重性的特征。在这些相同的关系中，既有财富的生产，也有贫困的生产;既有生产力的发展，也有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的发展;也就是说，“这些关系只有通过不断消灭这个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只有通过产生出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出资产阶级的财富，即资产阶级阶级的财富。”¹⁵而这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展斗争的基础;这场斗争有其自身的全部历史、它自己的发展以及它所经历的一系列阶段。“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展起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在被双方感受到、察觉到、评估到、理解到、承认并大声宣告之前，一开始仅仅表现为局部的和暂时的冲突，表现为颠覆行为。”¹⁶然而，现代工业的发展也必然导致工人之间的联合。工人将自己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总是采取这种形式。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随后一致告诉工人：不要在你们之间建立联合。“大工业把一大群互不相识的人集中在一个地方。竞争分裂了他们的利益。但是维护工资，这个他们反对老板的共同利益，把他们团结在同一个反抗思想中——结社。因此，结社总是有一个双重目的，即停止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他们能与资本家进行总的竞争。如果反抗的最初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工资，那么最初孤立的结社，随着资本家为了镇压而相继联合，就会将自己构成集团，面对始终联合起来的资本，维护协会对他们来说变得比维护工资更加必要。”¹⁷在这场斗争，即“一场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所必需的所有要素都聚集并发展起来。结社一旦达到这一点，它就带有了政治性质。“经济条件首先把国家的大众变成了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群大众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处境，共同的利益。因此，这群大众相对于资本而言已经是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在斗争中，我们已经指出了其中的几个阶段，这群大众联合起来，将自己构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它所捍卫的利益成了阶级的利益。但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¹⁸当达到其最高表现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这场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就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并且“的确，一个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最终以残酷的矛盾、以肉搏的冲击作为其最后结局，这难道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吗?”¹⁹战斗还是死亡，血腥的肉搏还是虚无——这就是“社会科学的最后一句话。”²⁰所以，当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其内容实际上已经全部在马克思的脑海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像排枪一样回应了1848年2月的资产阶级革命。“正义者同盟‘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旧座右铭，被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座右铭所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²¹有太多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严肃学者，甚至准备好钦佩《资本论》中科学的马克思，却在惊愕中对《共产党宣言》中原始的、完全是政治性的篇章闭上了眼睛。但对我们来说，这份文本仍然是工人阶级观点在阶级斗争中进行实践干预的典范。恩格斯所说的战斗呐喊不仅在于最后的口号，而且在于整个文本的建构：“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阶级——无产者。”²²因为这是那些被迫按分钟出卖自己的人的阶级，他们只要能工作就能生存，只要他们的劳动能增加资本就能找到工作。因此，无产阶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首先是单个工人一个个地斗争，然后是一个工厂的工人斗争——也就是说，某个地方特定类别的工人反对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在这个阶段，工人形成了一个散布在全国、被竞争分裂的大众。作为大众，他们已经联合起来了;然而，这并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主动性，而是通过资产阶级的主动性，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无产者不是与他们的敌人作战，而是与他们敌人的敌人作战。在这一点上，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的手中。每一次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倍增、集中、在内部被拉平、统一;它的力量巨大地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它对自己力量的意识也增长了。单个工人与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公开冲突。工人结成联盟，联合在协会中，并借此推动最初的斗争形式，直至并包括纯粹而简单的暴乱的暴力。他们偶尔也会获胜，但永远只是暂时的。“他们战斗的真正成果不在于眼前的结果，而在于工人不断扩大的联合。”²³地方性的斗争连接在一起，集中成一场反对整个国家资产阶级的单一阶级斗争。“但每一场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于是就出现了“把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的问题。²⁴只有在这一点上，革命的理论纲领才在实践上成为可能。资产阶级阶级存在和统治的最重要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中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倍增。但“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工业的进步——资产阶级是其非自愿和被动的载体——必然导致工人彼此之间的结社，导致他们的“革命的联合”。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地基就这样从它脚下被抽走了。相反，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复提到1849年6月13日在巴黎发生的“决定性事件”。大约一个月前，这两人在《新莱茵报》的时光以一次“光荣的失败”告终——这份政治期刊的经历走到了终点。马克思在巴黎。6月7日，他从那里写信给正在凯撒斯劳滕的维利希部队中当志愿兵的恩格斯：“革命火山的一次巨大喷发，从来没有像今天的巴黎那样迫在眉睫。”²⁵6月11日，山岳派领袖赖德吕·洛兰要求议会因违反宪法而对波拿巴及其内阁进行调查。这是另一次尝试的例子，自国民公会时代以来，这种议会起义已经成为传统，“一场在纯粹理性界限内的起义。”²⁶其目标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一样：“打破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又不对无产阶级解开束缚，或者只让无产阶级在远景中出现;无产阶级将被利用，而不会变得危险。”²⁷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万岁”的呼声除了“打倒革命”之外再没有其他含义，这是很自然的。在被征求意见后，工人秘密协会的代表们做了在那个时刻唯一合理的事情：他们迫使山岳派做出承诺，如果指控波拿巴的企图遭到挫败，就突破议会斗争的界限。事实上它确实被挫败了。但是，在6月13日上午，当他们在社会主义报纸《和平民主报》和《改革报》上读到“告人民书”——即小资产阶级呼吁无产者起义的号召——时，他们拒绝给予支持，并被动地看着民主派走向可笑的失败。“在整个6月13日，无产阶级都保持着这种同样充满怀疑的观望态度，等待着民主派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之间爆发一场真正展开的、不可挽回的混战，以便随后投入战斗，将革命推向超越为它设定的小资产阶级目标的地步。在胜利的情况下，一个无产阶级公社已经形成，它将取代官方政府的位置。巴黎工人在1848年6月的血腥学校里已经吸取了教训。”²⁸战斗并没有发生。正规军端着刺刀冲向了由被解除武装的国民自卫军组成的和平队伍。只有从里昂传来了血腥的工人阶级起义的信号——一个在其他地方未被理睬的信号;但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直接对立，这里的工人运动不像在巴黎那样，被包含在总体运动中并受其决定。”²⁹在所有其他遭遇雷击的省份，都没有引发大火。6月29日，马克思在《人民之友》上写道：“总的来说，1849年6月13日只是对1848年6月的报复。在那次场合下，无产阶级被‘山岳派’抛弃了，这一次‘山岳派’被无产阶级抛弃了。”³⁰“如果说1848年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起义，那么1849年6月13日则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起义，这两次起义各自都是曾作为其载体的阶级的经典纯粹表达。”³¹但出发点仍然在那里，在1848年6月：“欧洲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事件”(正如马克思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站在它那一边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者、军队、被组织成机动卫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和农村人口。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这一边的，除了它自己之外别无他人。”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了胜利。“随着这次失败，无产阶级退到了革命舞台的后台。”³²
每当运动似乎产生新的高潮时，无产阶级就试图再次将自己推向前台，但这样做的能量越来越少，结果也越来越微薄。一旦在它之上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发酵期，无产阶级就与它建立联系，因此前者自身也分担了各党派接连遭受的所有失败。无产阶级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逐渐沦为法庭的牺牲品，而越来越多可疑的人物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官方工人运动沉溺于教条主义的实验、公共交换银行和秘密工人协会;它因此“[放弃了]通过旧世界自身巨大的、结合在一起的资源来使旧世界革命化，而是[试图]在社会背后、以私人的方式、在它有限的存在条件内实现自身的拯救，因此必然[遭受]失败。”³³面对现在被发现除了意味着“一个阶级的绝对专制”之外再无其他含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迫切需要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联合。“无产阶级社会要求的革命锋芒被折断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被剥去了纯粹的政治形式，它们社会主义的锋芒被转向了外部。社会民主党就这样产生了。”³⁴从此，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以民主的方式改造社会。”³⁵所有这些都是1849年6月事件的序幕，并解释了“宣告较量的喧闹序曲，一到斗争开始时就化作微弱的怨言逐渐平息，演员们不再把自己当真，整个行动像被刺破的气球一样彻底崩溃。”³⁶1848年6月的无产阶级对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所培养起来的深刻而真实的厌恶感，比所有被反复提及的“伟大共同利益”都要强烈。这是一场无产者、工人的阶级运动，一场自主运动，首次逃脱了形式民主逻辑的控制和计划。“民主派承认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连同国家所有其余的人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代表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当斗争迫在眉睫时，他们不需要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地位。他们不需要过于挑剔地衡量自己的力量。他们只需发出信号，人民，带着其所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就会向压迫者扑去。”³⁷但在实践中，“他们的利益被证明是毫无趣味的，他们的潜能被证明是无能的”³⁸;“不可分割的”人民已经分裂成敌对的阵营：“Das unteilbare Volk in verschiedene feindliche Lager spalten”。从这一点起，每一次民众起义都将受到工人阶级运动的制约。人民大众不再独立于工人之外。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民众斗争甚至将不再存在。没有工人的力量，人民的保民官就是无能为力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永远失去了它的政治自主权：从此以后，它要么是资本的职能，要么是工人权力的一种粗糙的、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度的崩溃，并不是1848年失败后必然产生的一个客观事实，而是当时被击败的工人们对他们以前虚假盟友所采取的一项主观主动行动。这赋予了1849年6月13日以它真正的意义，当时在对民主斗争的拒绝中，面对小资产阶级呼吁工人把他们的要求限制在民主本身的范围内，工人们的被动回应首次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人阶级斗争形式出现了。因此，这并非如门兴-赫尔芬和尼古拉耶夫斯基所评论的那样是一个错误，而是马克思“分析才智”的又一个洞察入微的产物……当时，在1849年巴黎的决定性事件之后，他判断道：“尽管目前的局势对我们的个人情况来说可能很尴尬，但我仍然属于那些感到满意的人。事情进展得非常好，官方民主派所遭受的滑铁卢可以被视为一场胜利。”³⁹列宁不可能没有以他自己的方式并根据他自己斗争的需要领会到这段话的意义。在马克思致库格曼信集的俄文版序言中，他不仅强调了马克思在他1871年4月12日的信件中对巴黎工人新的起义的热烈赞同——在列宁看来，这封信应当悬挂在每一位革命者、“每一位能识字的俄国工人”的卧室里。相反，与此一起，他还强调了另一个考量。“库格曼显然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表达了某些疑虑，提到了斗争的无望以及与浪漫主义相对立的现实主义——无论如何，他把公社这场起义，与1849年6月13日在巴黎的和平示威进行了比较。马克思立刻(1871年4月17日)严厉地教训了库格曼。”列宁在继续写道之前这样写道：“在1870年9月，马克思把起义称为一种绝望的愚蠢行为……但是，当群众起义时，马克思想要和他们一起前进，在斗争的过程中和他们一起学习，而不是给他们官僚主义的告诫……他意识到，试图预先完全准确地计算出机会将是江湖骗术或是不可救药的书生气……他最看重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自我牺牲地掌握了创造世界历史的主动权……马克思是从那些创造历史而又无法在事前准确无误地计算出机会的人的立场来看待世界历史的，而不是从一个说教的知识界市侩的立场来看待的：‘这很容易预见……他们本不该拿起的……’……马克思也能够体会到，在历史的某些时刻，群众的绝望斗争，即使是为了一个无望的事业，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以及为他们下一次斗争做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⁴⁰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的信中尖锐地责备了库格曼：“你怎么能把1849年6月13日式的等等小资产阶级示威，与巴黎目前的斗争相提并论，我完全不能理解。如果斗争只有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被挑起，那么创造世界历史确实就太容易了。”毫无疑问，斗争的条件——首要地是因为普鲁士人在法国的存在——对工人是不利的。“凡尔赛的资产阶级恶棍们”也深知这一点。“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让巴黎人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接受战斗，要么不战而降。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士气低落将是比任何数量‘领袖’的倒下还要大得多的不幸。随着在巴黎的斗争，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论眼前的结果如何，都已经赢得了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出发点。”马克思对公社社员的所有政治建议都指向一种更具决定性、更暴力的决心的方向，在接受公开斗争时更加大胆。正如他在1871年4月12日致库格曼的信中所说：“他们不想发动内战……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只能怪他们的‘体面’。他们本应立即向凡尔赛进军。”⁴¹这从此将在每一次决定性斗争中、在每一次直接交锋中回归，作为工人革命观点的口号，以面对领导人们永恒的机会主义的温和呼吁。确实，没有必要认为被动地拒绝为民主要求而战是唯一的特殊工人阶级斗争形式。相反，它只是这些形式中的一种。总是并且直接伴随它的是阶级主动地拒绝让自己在不参与战斗的情况下被击败。而这总是随之带来不惜一切代价在群众斗争的阵地上寻找公开冲突。在第一种情况下，资本家阶级的各个派别被允许在他们彼此之间解决他们未结清的账目;工人阶级的力量被节省下来并保持完好，以便它可以被部署在一个新的、更先进的斗争层面上。在这一点上，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要求。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工人和大资本直接在进行清算——而这就是迄今积累起来的所有斗争潜力发挥作用的机会。而现在的暴力程度将仅仅取决于这种潜力的巨大程度以及它被组织得有多好。出现了一个单一的要求，一个否定了所有其他要求从而也和它们一起否定了自身的要求;事实上，这不再是工人们自己的一项主观要求，而是他们作为阶级存在的、他们出场的一个简单的、必然的历史后果。在第一国际undefined(1864年)的《成立宣言》中，马克思确立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任务是夺取政治权力”。公社的经验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更多地是作为这一任务的第一次总体实现，而不是就它在其中组织权力的特殊方式而言……;公社是“我们党自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行动”，并且是“工人阶级被公开承认为唯一具有社会主动性能力的阶级的第一次革命。”⁴²马克思关于公社的著作本身也经常被认为是他“历史性”著作的一部分。人们经常忘记，它们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当他把公社定义为一个“实质上的工人阶级政府”，“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⁴³时，他不是在进行一种经验观察，更不是在作出一项历史判断，而是在提炼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无产阶级——一种瓦解旧世界的力量——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人阶级——一种决定性地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权力这一进攻武器的社会力量。政治形式已经改变，社会构成已经转化，结构性的经济权力已经转移和增长，斗争的水平已经反复飞跃：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个永久喷发的、由工人们的阶级组成的革命火山内部。但是，用以攻击并推翻腐朽旧世界的目标、目的和纲领——这与资本最现代的社会形式及其现代权力机器并非不同，而是与它们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所有这些在从无产者到工人的整个过渡中始终保持一致。而这证明了另一件事：在政治阵地上，也存在并且必须持续存在从现代工人阶级形式向粗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形式的逆向过渡，如果我们不想停留在——这一次，是真正表面的——两个敌对阶级之间关系进行一致“冲突”演变的游戏之中的话。统一这些斗争形式的关键点，始终恰恰在于目标、目的、纲领。在如此巨大的转型中，这是不曾也不能改变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在1871年，马克思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他在1843年所说过的话：“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没有准备好引入人民法令的现成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自身经济力量作用下不可抗拒地趋向的更高形式，他们将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他们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⁴⁴因此，1849年6月13日下午，当无产阶级中最活跃的成员站在人行道上看着民主派的队伍时，以及1871年3月19日上午，当中央委员会默默无闻的人物单独统治巴黎时，这提供了两种对立和特殊的工人阶级斗争形式。它们是两个极限模型，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无限的、极其多样的、总是富于新的关于这些基本改革实践应用的“技术”发明的形式，这些改革——作为这样的改革——在政治层面上仍然是工人阶级对抗性的完整表达。分析斗争形式是重建我们所寻求的工人阶级观点的重要篇章，并且有必要在未来通过专门的研究来坚持这种分析。一旦我们解决了工人们把什么作为他们目的的问题，就有必要去理解工人阶级是什么;而如果不去看看它是如何斗争的，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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